例析清末來華傳教士對中國人的道德考察論文

　　清末是中國學校教育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過渡時期,當時來華西方新教傳教士以《萬國公報》等為主要輿論陣地,提出建立以西方教育制度為藍本的新式學校教育體系的改革方案,從而誘發了清末教育改革運動。因此,我們今天探尋清末中國新學制改革的思想來源時,不應忽視或迴避在華新教傳教士這一因素。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例析清末來華傳教士對中國人的道德考察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例析清末來華傳教士對中國人的道德考察全文如下：

　　內容摘要：明恩溥在他的《中國人的氣質》中，認為中國人具有勤儉、孝順的美德，同時也有公共意識缺失、相互猜疑的性格缺點。綜合評估他對中國人的道德觀察，筆者認為史密斯的觀點由於受到西方主義文化立場和對中國的文化隔膜的影響，有一定的侷限性。

　　關鍵詞：傳教士 《中國人的氣質》 明恩溥 道德考察

　　近代，清廷沒落，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允許西方傳教士到中國遊歷佈道便是條約中的一部分。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後，為了用基督教化百姓，減少教民衝突和傳教佈道的阻力，廣泛地研究中國歷史文化、風俗人情，十分重視對中國人道德性格的考察，並把收集材料彙編成冊，寄回國內出版發行，以增加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

　　本文依據的《中國人的氣質》這一文字，便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士明恩溥根據自己的多年觀察，對中國人道德觀念的一次素描，體現了西方來華傳教士評介中國人的典型視角，具有研究意義。

　　一.明恩溥與《中國人的氣質》

　　1.關於明恩溥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受美國公理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史密斯對中國文化有一些瞭解，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和漢學家之一。正因為對中國文化的熟悉，在華多年的史密斯根據自己的切身感受， 出版過很多有關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著作，《中國人的氣質》就是代表。

　　2.《中國人的氣質》始末

　　國門大開後，近代來華傳教士為傳教的需要紛紛開始著書立說，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產生。截止到1890年，在華傳教士創辦的報刊數量達七十六家之多。[1]傳教士以這些報刊為媒介，大量刊登一些反映他們傳教經歷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成為了外國人瞭解中國社會的視窗。

　　魯迅在日本留學時，讀過日文版的《支那人氣質》，非常推崇。魯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寫道：“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2]

　　然而，大陸文化界注意到《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本書卻經過了漫長的歷程。直到90年代，《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翻譯才有實質性進展。吳湘川、王清淮，張夢陽、王麗娟先後開展翻譯工作，筆者依據的文字是由劉雲飛父女合譯版本。

　　二.史密斯對中國人的道德考察

　　縱觀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歷程，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人的評介經歷了由褒到貶，由片面到比較全面、客觀的變化過程。《中國人氣質》概括了中國人的26種國民氣質：面子情結、節儉持家、勤勞刻苦等。這些詞語，不少是關於中國人道德褒貶的評述，那麼，在史密斯眼裡，中國人道德的優和劣各表現在哪裡呢?筆者通過仔細閱讀文字，試圖做出歸納總結。

　　1.褒揚的道德表現

　　第一，勤儉。

　　勤儉，即勤勞、節儉。在史密斯眼裡，“節儉”，意味著持家有道，尤其是如何平衡收支。“節儉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絕浪費，再就是儘量的花小錢辦大事。無論就這三種方式的哪一種而言，中國人都是非常節儉的。”[3]但史密斯對中國人節儉品格的讚揚又是有保留的，他在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中國人節儉的後果，讓西方人難以接受。

　　而勤勞，又被史密斯定義為“對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恆的勤勉――即對事情毫不動搖的關注”。[4]並且，他認為中國人不論任何階層，都在勞動的長度、廣度和強度上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勤勞。

　　第二，孝順。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孝順，也是史密斯關注的重點之一。史密斯認為“孝順的概念主要就是對父母意願的順從，就是去滿足父母的各種需求和願望。”[5]他引用各種資料，試圖從歷史和事實的維度，闡釋了中國人以“傳宗接代、恪守孝道”為核心的孝道。但他也認為，中國人以祖先膜拜為特徵的孝道不僅不針對上帝，而且無法通過任何方式讓人意識到上帝的存在，有待商榷。

　　第三，忍耐。

　　忍耐、堅韌，作為人性格中的優點之一，在史密斯看來，是和中國人另外某些特點密不可分，比如“神經麻木”和“漠視時間”，尤其是“勤勞”。“中華民族的忍耐和堅韌通過勤勞獲得了最為顯著、最為有力的表現。”[6]行文到此，筆者發現，史密斯在批判中國人近乎遲鈍的忍耐力的同時，也預言了一個具有這一品格的民族將擁有一個偉大的未來。

　　2.批判的道德表現

　　總的來說，文字對中國人的道德表現肯定少，批評多，在上文所摘引的幾個肯定方面外，史密斯認為中國人有漠視時間、漠視準確、盲目排外、同情心缺失等缺點，筆者認為這些批評有些言過其實，整體來看，其批評中肯之處有三方面。

　　第一，公共意識缺失。

　　史密斯認為“人人為自己，上帝也為他自己”[7]這句由“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改編成的版本“包含了普通中國人對權力之態度的精髓”。這種道德失範可以從中國的道路狀況年久失修，侵佔街道，貪佔公家便宜、普通市民不問國事等方面予以證明。最後他還提出，中國人在具有公共精神領袖的帶領下，也能夠分離做出最富有英雄氣概的壯舉來，這些方面還是切中肯??的。

　　第二，相互猜疑。

　　猜疑，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和性格方面的表現，這裡筆者將其納入道德的維度進行考量，主要是因為在史密斯筆下，中國人的相互猜疑心理具有外顯的特徵，並且已引起了嚴重了後果，需要從道德層面上定義這種心理。

　　史密斯認為，中國人的猜疑心理表現在政治、商業、文化、生活等方面。“在中國長期盛行的猜疑之風，引起一個陌生人關注的第一個表現，便是這個帝國無處不在的環城而建的高牆。” 　　 第三，缺乏誠信。

　　誠信，作為一種重要的道德品質，在史密斯深入中國的那個時代卻是缺乏的。“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真正的誠信如此背離，這使得他們的敵人可以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裡不一。”[8]史密斯認為，中國人喜歡撒謊，喜歡隱瞞真相，不遵守約定，甚至教導小孩不要做誠信的人等等。似乎，中國人天生就不具備誠信的美德。

　　三.他者考察的背後原因探究

　　魯迅曾言：“至於攻擊中國弱點，則至今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國人氣質》為藍本”，費正清也說：“美國人心目中對中國的映象的幻滅，是由一本讀者甚多的著作來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師所著《 中國人的素質》。”作為一部以展示中國人道德性格的代表性著作，雖然有一些實事求是的論述，總體上還是有失偏頗的，筆者認為，史密斯的這種有所傾向的寫作方式是有具體原因的。

　　一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立場。史密斯雖然在中國生活了二十餘年，對中國人民懷有好感。但他作為美國公理會派遣的傳教士，文化根基還是美國的。他觀察的視角還是西方的，在中國人面前總有一種文化優越感。特別是將中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作比較，使得他在面對中國的人和事時難免會有一種文化的偏見和誤解。

　　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薩義德的經典命題“東方主義”也能對傳教士的這一寫作心態作完美的詮釋。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屬於西方建構產物，旨在為東西方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9]這個命題說明了這種文化書寫的潛在心理。

　　二是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史密斯所觀察到的中國，處在一個最為貧弱的時代，戰爭連綿不休，政府昏庸無道，自然災害連年。這就決定了他接觸到的中國人，是同時代生活最為貧困和屈辱的一代人。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自信，在面對外國人時總會有一種排外和抗拒心理。而史密斯作為一個文化征服者，他所依據的觀察視野和解讀方式必然不會是客觀的。

　　法國形象學家亨利?巴柔的旁白就更會凸顯傳教士這種文化解讀方式的原因：“在個人***一個作者***、集體***一個社會、國家、民族***、半集體***一種思想流派、意見、文學***的層面上，他者形象都無可避免地表現為對他者的否定，而對‘我’及其空間的補充和延長……在演說他者的同時，這個‘我’卻趨向於否定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10]

　　換言之，《中國人的氣質》這種以傳教士為觀察主體的西人研究中國的文章，是以西方標準即自我為原點座標，預設了其評判標準和框架，定位中國人這個他者的各種道德表現。通過對中國人道德這個“他者”的接觸、適應和修正，來突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即“自我”的優越性。

　　三是文化隔膜和認識方法問題。史密斯雖然有一定的漢文化基礎，但中國文化根基深厚，他所瞭解的只是皮毛，即使他對中國人的道德觀察具有邏輯周密性，但也掩蓋不了他對中國人際交往和文化積澱的無知。再者，他以偏概全，以點帶面，把一個地區，幾個中國人的道德缺失作為是整個中國人的道德考察結果。

　　四.結語

　　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人並不是本真的中國人。“當人們觀察其他群體的時候，他們的觀察方法往往深深根植於他們本有的文化之中，這一點是普遍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11]因此，他們在評判別人的時候就會“烙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偏見和他們的經歷”，這是他們傳教策略的需要。

　　儘管《中國人的氣質》由於他者觀察的立場，決定其觀察世界有一定的侷限性，但作為一個時代評判中國人道德性格的典型著作，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西方人瞭解中國人道德性格的一個視窗，也是中國人道德自省的一面鏡子。所以，在百年之後的今天，除了對該著作的適當糾偏外，它仍然是我們觀照自我，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