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深化中的道德省思論文

　　報告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築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而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序的不斷推進,道德問題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以下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改革深化中的道德省思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改革深化中的道德省思全文如下：

　　內容摘要 市場與道德並非不可相容。當下中國的道德失範實質上與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有著緊密聯絡。三十多年的改革在推倒種種不合時宜的舊規則的同時，卻又無法很快建立起新的規則，遂使整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處於既沒有舊的規範，也沒有新的規範的狀態，從而誘發出人心中逐利慾望的膨脹。由此又使本來意義上的市場法則被引進社會生活和人際交往之中，衍生出社會的泛市場化。

　　道德失範的社會原因

　　以改革開放為顯著標志的中國社會轉型，在相當意義上講就是推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在這一過渡轉型時期，由於沒有能夠及時確立起完整規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則，市場思維作為一種強勢思維開始蔓延出經濟領域，逐漸把市場交易法則浸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最終引發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和傳統道德秩序的無序與失範。

　　那麼，市場思維是如何滲透到社會領域並使之成為社會道德淪落的“伊甸園之誘惑”呢?仔細分析其中原因，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制度交替的錯位與不完善。

　　改革的過程是一個新舊交替的過程。在舊的規章和制度已經不合時宜的時候，另立新的規章和制度，這種做法為之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和可能性，但新舊交替之間的不相銜接，又常常會使這種空間和可能性留有法外牟利的縫隙和機會，自然而然地誘發人們因逐利而致道德失範的行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曾經頻繁地發生過與走私、倒賣外匯、倒賣批文等有關的案件，並且由民間的逐利而影響到執掌權力的官員，從而使腐敗成為一種民間和官方合流的現象。[1]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如果不從個人德性作評判，而從社會變遷著眼，其深處的原因便在於改革開放的過程是從突破舊的規矩***制度、法規***開始的，沒有這種突破，就無所謂改革。

　　但其中真正的難處卻在於：在舊的規則被突破的同時，短時間內不可能同步地建立起新的規則。一個成熟的、合理的規則需要一個過程才能建立起來，這個過程有時候是非常漫長的。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整個社會處於既沒有舊的規則，也缺乏新的規則的過程中。規則總是一種束縛，有束縛才有所謂的秩序，而作為一種精神上的規矩，道德正是自我束縛。當現實社會因新舊交替的不相銜接而導致規則與束縛弱化之際，這種沒有規則、束縛弱化的時代便會喚出人性當中的過度慾望，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既為泛市場化所引導，又把泛市場化傳導到四面八方，隨後是人我之間的種種關係都可以被物化為利益關係，並一概以投入產出為法則作計算。其結果便常常是個體與個體和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因爭利而生緊張，以及因緊張而化為戾氣。

　　二是價值觀念的碎片化和多元化。

　　泛市場化使人際之間的種種關係被物化為利益關係，而其直接表現就是價值觀念的多樣化和碎片化。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發展，又在中西交流對比中進一步加劇了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發展趨勢。西方價值中尊崇個人主義、注重物質享樂的消費主義觀念開始與泛市場化的中國社會發生耦合而開始大行其道。其引發的後果就是個人的權利、義務、責任、信仰迅速喪失公認性和統一性，在造成價值標準多元化的同時，又會以西方的學說、觀念和思想為理據，在整個社會中催生出實用主義、拜金主義和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負面道德觀念。

　　在這樣一種社會現實語境下想要談論道德的力量和道德的價值，往往會莫衷一是，從而形成核心價值觀的缺失。這個過程與中國市場的經濟高速發展同時發生，又會進一步促成本來行之於經濟交換過程中的市場法則移入社會中，用商業化啃噬和消融社會的道德根基。在道德根基動搖的地方，誠信、公信與互信的缺乏成為中國傳統義利觀失衡之後的普遍表現。公共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往往為個人的一己之利所囿而被淹沒，同情、理解、出入相友和守望相助的道德規範成為稀缺之物，幸福感和安全感重又成為社會的道德追求。

　　因此，尋找失落的精神世界，重建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成為當下中國改革的普遍性道德訴求。

　　社會道德重建的現實困境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沒有穩定的和公認的價值就不會有是非善惡的標準，也就不會有穩定的精神世界的秩序，並最終難以維持穩定的社會生活的秩序。改革的深化發展必然牽涉到利益的分化重組，更是需要用穩定的和公認的價值觀來統一和協調社會變動之中的人心，以維繫人與人之間的共信和互信，並造就個體的自立、自守和自律。

　　但是，以道德自覺改變道德失衡在實際上又面對著既不可迴避又無從繞越的重重礙難。這種礙難雖因泛市場化而變現為可以感知的種種觀念和現象，但在觀念和現象背後，則又有著更深一層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原因。簡略地說，兩者構成的困境主要在於：

　　一方面，中國傳統道德資源面臨著現代性轉化的困境。一個民族的道德一定會內含著歷史傳承，但中國傳統道德觀所賴以產生的社會組織結構已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變遷中今非昔比。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之上的，而儒家文化的根基正是帶有明顯集體主義特徵的宗族觀念，並因此而與西方的個人主義有著明顯的差別。儒學之所以強調“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本質上是在規範應當如何對待父母、兄弟姐妹、國家、朋友，從而是如何在一個熟人社會裡處理相應的人際關係。這樣的規範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天下”的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中，家庭是基本的單元，由此支脈分延，各家庭成員的後代組成了龐大的家族，然後以家族之間的互相幫助和往來聯結形成一個社會的聚合力。

　　這樣的觀念代代延續，成為東方文化的源頭。但在當下的中國，這種集體主義和互助主義賴以生存的家庭基礎正在遭到瓦解。自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大多數家庭以獨生子女為主，以至於從家庭內部而言，由三代人構成的“四二一”正在成為最常見的代際結構，也正是這一點消融了中國儒家文化的社會組織結構。因為是獨生子女為主體，所以家庭將更多的資源向子女傾斜。導致了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容易形成自我中心的心理，從而以身受關愛為理所當然，由此容易生成過度的權利意識而對於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則缺乏足夠的認識，對於禮儀、謙讓、寬容等道理很難做到知行合一。更廣一點說，則由個人本位而導致的不願妥協和不願退讓，又會使這些獨生子女進入社會後，難以承受重大的壓力和打擊，並由此而更容易產生對他人的怨憤和排斥。雖然與當今社會控制著制度設計權利的強勢群體相比，還處在成長階段的獨生子女一代並沒有造成多大的社會破壞性，但是，怨憤和排斥無疑都是非道德性的。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浸透不斷消蝕中國文化重建的社會整體認同基礎。自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人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屢戰屢敗，並在屢戰屢敗的沉重壓力下，以西方的強勢為對照而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與之同時開始的追求富強的過程，則以向西方學習為取法之途。然而積百年之久，其內含的矛盾便表現為：西方文化出自西方社會自己的歷史，而中國社會並不具備西方文化賴以發展的歷史，因此中國無法形成對西方文化的複製。這就使得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呈現出主體文化缺失的兩頭不到岸。其結果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土壤難以現成地移栽西方文化的產物，而在傳統已因西潮的衝擊而喪失了整體性之後，中國文化的重建又已很難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共識。就道德不能沒有文化導向而言，中西之間的分異和解構之後的重構又成為當前中國道德重建現狀的另一層難處之所在。這種由歷史變遷留下的今時不同古昔，與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交疊改革開放過程之中，構成了不同於2000年來的人際關係，社會心理和倫理環境，也使我們面對的道德困境和力行的道德重建都隨之而有了種種不同於過去的內容。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重建社會道德

　　然而，作為維持人類社會存在、延續和發展的紐帶與秩序，道德的基本問題和道德的普遍養成又是古今相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的道德重建實際上並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一種歷史的延續。因此，道德重建常常需要引歷史以關照現實，並從歷史中讀出新義。具體來說，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重建社會道德。

　　一是在深入發掘和弘揚中國文化優良傳統中汲取道德重建的歷史之力。與西方文化更多地看到人性中惡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相比，中國文化更多地揭示人心中善的一面和光明的一面。而道德之可能發生和延續，其起點正是對於人心中這種善的信任。所以潘光旦說：“人的本性中最可鼓勵我們的一點是他在好的榜樣面前，能夠受到感動。”[2]“感動”體現了以善應善，因此“感動”的過程便是道德內化的過程和道德生成的過程。道德的傳播需要說理，但古人把道德的傳播稱為“教化”，更看重的還是這種能夠內化的感動。而儒學所講的“我欲仁，斯仁至矣”[3]和“人皆可以為堯舜”[4]，說的是人人都是被感動者，同時人人又能夠成為感動別人的人。其內含的邏輯在喚起每個人的自覺道德主體意識，並說明社會的道德和個人的道德都是在彼此影響和相互感染中養成的。

　　“教化”之為“化”，含義便在於此。社會需要管理和治理，因此社會需要法治，但今日力行法治的同時又重新倡導中國文化留給我們的“德治”，則說明管理和治理之外，社會還需要用人性中的可感動來造就和維繫。比之法治之“治”以章程和定規為準則，“德治”之“治”靠的不是章程和定規，而是自上而下的以德自律和以德化人，同時是自下而上的以德自立和以德為尊。因此，縣委書記焦裕祿能夠成榜樣以使人感動，普通一兵雷鋒也能夠成為榜樣以使人感動。而成千上萬人的感動，以及這種感動在人心中的沉積，實際上促成了以教為治。在經歷了轉型時期的道德困境之後，我們對德治本身和德治的深遠影響都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所以，今日重新倡導“德治”，從一面來說，是賦予古老的德治觀念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使之能夠內化而入人之心。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但作為改革深化中的一個方面，這個過程將使我們走出道德困境的陣痛。

　　二是在對現實深刻關懷的基礎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道德重建。當下中國社會道德的重建，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準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和國家對道德重建高度關注。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一些領域道德失範、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5]

　　2012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指出：“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教育，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努力形成知榮辱、講正氣、守誠信、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6]這些表述說明：高度重視和力為倡導，都與清醒地估計現實中的道德失範連在一起，並且是對道德失範的迴應。而近期以為的黨中央提出了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了今日中國價值和道德的本原之所在。有此本原，才能夠上下共趨於“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有此本原，才能夠在歷史和現實的交匯之中深通道德力量不會隨時代變遷而削弱，不會因環境變化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