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漢代詩學有什麼聯絡

　　人們多習慣將漢《詩》溯源至荀子，甚至提出“宋人之學為直接孟氏，漢人之學為源於荀卿”的觀點。然而在關乎漢代《詩》學發展的核心問題上，如經學化歷程、闡釋路徑、思想構建等方面，漢《詩》承繼孟子的傾向也很突出，值得關注。以下是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希望你喜歡。

　　孟子與漢詩的經學化闡釋

　　五經之中，《詩》的體式最為特別，其他四經以純粹的文字形式出現，而《詩》的教化意義彰顯最初卻有賴於樂、舞的共同配合。隨著禮崩樂壞現象的加劇，樂、舞逐漸缺失，如何把原來由三者共同承載的教化意義集於《詩》之一體，這對承繼孔門《詩》學、奉《詩》為圭臬的儒家學者而言是一個重大課題。這一過程中，部分學者依然堅守詩樂結合的固有傳統，以公孫尼子和荀子為代表;另一部分學者則避談樂教，傾向於從《詩》的文字出發，尋找其中蘊含的教化意義，例如子思一派的學者注重《詩》的道德內涵解讀;而孟子卻最早賦予了《詩》之文字王道政教意義。

　　孟子的“跡熄詩亡”“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觀，初步確立了從文字角度入手的《詩》義闡釋方式：“跡熄詩亡”觀把《詩》納入到王道盛衰的歷史序列，將《詩》視為王道制度的承載者和反映者，由此，《詩》的解讀便與王道盛衰緊密結合在一起;“知人論世”則是直接設定了《詩》是創作背景和創作意旨的如實反映這一前提，由此王道盛衰和作者創作意圖也被納入到《詩》的文字闡釋範疇中;“以意逆志”說又確立了《詩》學闡釋者的主體地位，由此《詩》不再僅僅是闡明創作者意旨的途徑，也成為傳達闡釋者意圖的重要工具。按照孟子的觀點，《詩》的文字從產生背景、作者意圖、文本價值到讀者立場的每一個環節均與王道政教密切相關，這就為後世解讀者從不同角度發現《詩》的政教價值提供了可能。此外，孟子在具體的《詩》學實踐過程中對《詩》的字句釋義的高度關注，也有助於《詩》憑藉文字闡釋擁有獨立的政教意義。

　　《詩》至漢代，可和樂而歌者已屈指可數，然而這卻沒有並影響到《詩》的蓬勃發展。其中玄機，《通志》一語道破：“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其根源正是漢《詩》承襲孟子、重視《詩》的文本價值闡發的結果。首先，漢代四家詩均呈現出注重訓詁的鮮明特色，其中尤以魯詩和毛詩最為代表。魯詩關注字義、“為《詩》訓故”***《漢書·藝文志》***，不僅在對《北山》等詩的解讀上承襲孟子釋義，並且在《大雅·靈臺》《文王有聲》等篇章的解讀上，完整繼承了孟子“以德行仁者王”的觀點;“《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歐陽修《詩本義》***，《毛詩故訓傳》不僅詩義闡釋內容、方式與孟子多有相合，而且明確將“顯明王之政教”***鄭玄《毛詩故訓傳》***作為詩義闡釋的根本主旨;韓詩雖不重訓詁，但其解《詩》也是從《詩》義闡發入手的。

　　孟子與漢代核心詩學觀念

　　漢儒解《詩》用《詩》的王道政教意圖也與孟子多有關聯。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的觀點，把《詩》視為王道政教歷史的載體。這一觀點也被四家詩納入其詩學價值體系之中，並被作為《詩》義解讀的第一要義。

　　魯詩“《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史記·孔子世家》***的“四始”說恰恰對應著周代王道發展從初興到興盛，繼而中衰、沒落的四個過程，而這正與孟子的“跡熄詩亡”說若合符節。魯詩“四始”說被認為是魯詩乃至整個漢代四家詩的綱領性觀點，其對孟子的承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跡熄詩亡”說對漢《詩》的影響作用;此外，齊詩的“四始”“五際”說雖然“專以陰陽之終始際會推度國家之吉凶休咎”，然而也同樣採用了以具體《詩》篇對應王道盛衰具體過程的方式，來展現其以《詩》“述王者之命運政教”***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的意圖;韓詩《關雎》“為王道之原”的觀點則以《詩》之首篇對應王道社會源頭的方式，與孟子以王道終結對應《詩》學式微的做法遙相呼應;《詩·大雅序》不僅在詩旨闡釋上與王道制度密切相關，而且將其對三十一篇《大雅》的旨意闡發連綴在一起，恰恰就成為周朝從初建至衰落的發展簡史。而《詩譜》中《詩》三百的時段分佈也重點集中在幾個關乎周朝王道制度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時期：文王、成王、幽王、平王、桓王時期。

　　此外，魯詩“以美刺言《詩》”“以三百五篇諫”的做法，齊詩“匡扶邦家”的意圖，《毛詩序》以《詩》序“見盛衰之由”的設定，以及《毛詩故訓傳》“顯明王之政教”的闡釋目的，也無不與孟子對《詩》的王道政教意義的價值定位密切相關。從這一角度來看，陳澧認為孟子開以政治言《詩》之端的評價是切中肯綮的：“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東塾讀書記》***

　　思孟五行與漢代四家詩的思想淵源

　　《荀子·非十二子》曾對思孟五行說進行過嚴厲批判，認為其“幽隱”“閉約”、改造前說而貽誤後學。然而漢代四家詩卻在不同層面上與思孟五行密切相關：首先，思孟五行思想中的原始五行因素，開齊詩以陰陽五行言《詩》之端;其次，漢代四家詩的性理思想也以思孟五行的“仁、義、禮、智”性情思想為導源，並突出表現為韓詩的性善觀、齊詩的“六情說”和毛詩“發乎情”的思想觀點。如此來看，《韓詩外傳》在引用荀子批判十二子的原文時，摘錄全文而唯獨略去荀子批判子思、孟子相關內容的做法絕非偶然，應是源於其在學術傾向和學術淵源上對思孟五行尤其是孟子學說的接續與認同。

　　此外，四家詩學者在著述風貌、士人精神等方面也對孟子多有承襲，這也進一步佐證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聯。

　　前賢所持漢《詩》源於荀子之說不可遽廢，然而梳理漢代《詩》學的發展程序卻會發現，孟子對漢代《詩》學的影響也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