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近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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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試析老舍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
摘要 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學一直以最有力的方式支撐著每一次社會的發展與變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老舍以客觀的角度、理性的思考和真實的敘述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啟蒙者形象，為中國早期的啟蒙文化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指引和推動作用。本文從老舍小說中啟蒙者的形象型別和塑造藝術兩個方面來解析老舍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
關鍵詞：老舍 啟蒙者 啟蒙文化
引言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以魯迅、老舍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工作者將文學革命的重點轉到了啟蒙文化上。這場文化啟蒙運動雖然是效仿西方的啟蒙運動，但又有著當時中國文化革命的特色。由於當時中國正處於政治鬥爭的激烈時期，所以這場文化啟蒙運動的最大特點便是救亡與啟蒙相交織。啟蒙者以手中的筆作為革命的武器，向腐朽的封建思想進行宣戰，利用文學作品來宣傳和普及新思想，希望喚起民眾的覺醒，讓民族救亡的精神理念深入民心。
中國的啟蒙文化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以魯迅為代表的顯性啟蒙文化，在這種文化作品中，作家直接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進行毫無隱晦的正面批判，並直接提出救亡思想理論，從正面直接宣傳啟蒙思想;第二種是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隱性啟蒙文化，在這種文化作品中，作者並不是直接提出啟蒙文化思想，而是將其隱藏在作品背後的潛在描寫。而隱性啟蒙文化的傳播者意在反思和憧憬古老的田園牧歌式生活。這樣的空想和對現實的逃避自然是無法引起社會的共鳴和認可的;第三種便是以老舍為代表的啟蒙文化。相對於前兩種啟蒙文化，第三種啟蒙文化更加關注當時中國社會在啟蒙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出現的典型人物，因而更具時代特徵。老舍小說的第三種啟蒙文化是對現實客觀、冷靜的思考。下面本文將從兩個方面解析老舍小說中啟蒙者的形象。
一 老舍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型別
老舍小說中啟蒙者的形象是其啟蒙文化的重要表現人物。作者的思想、觀念都是通過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來具體化的。從型別上來看，老舍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可以分為三種即歸來型啟蒙者、矛盾型啟蒙者和理想型啟蒙者。
1 歸來型啟蒙者形象
歸來型啟蒙者是指一批出國留學歸來者的形象。這些留學生由於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薰陶和教育，自然在思想上要比國內的民眾更加先進，所以稱他們為啟蒙者。然而，老舍筆下的這些所謂的啟蒙者並未給這個重症纏身的國家帶來多少希望。中國國民幾千年形成的劣根性並不是一次短暫的國外求學經歷所能改變的。沒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求學者其結果不過是回國之後多了一個可以吹噓和招搖撞騙的光環，對於國家的救亡，對於文化的啟蒙，這些歸來型啟蒙者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如老舍小說《文博士》中的主人公便是這一啟蒙者形象的典型代表。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文志強的美國留學博士。心術不正卻又野心勃勃的文博士回國後並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於是他開始通過種種手段，處心積慮地接觸有錢人，並希望通過給有錢人當女婿的方式躋身上層社會。於是他通過中間人接觸到了富商楊家，為了博得楊家人的歡心，文博士忍受著各種屈辱，他陪楊家的女眷們抽大煙、打牌，並想方設法地接近楊家六小姐。終於，文博士得到了機會――楊家六小姐的大姐夫給了他一個所謂的官職。升官後的文博士一腳踢開了曾經給他莫大幫助的中間人並繼續挖空心思地向上進行巴結。小說寫到此處便戛然而止，留給作者巨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間。
文博士代表了當時一批歸來者的形象，他們空有一個留學的經歷和一紙空頭文憑，沒有真才實學，更沒有一個啟蒙者應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由於他們自己放棄了啟蒙者的身份，自然也就無法擔當應有的責任。而他們的留學身份自然也就只能成為他們升官發財的一種資格和手段。
2 矛盾型啟蒙者形象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出國的機會和經歷，留在中國本土的人同樣在思索著如何在救亡和啟蒙運動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這便是老舍小說中矛盾型啟蒙者的形象。這裡之所以將他們稱之為矛盾型啟蒙者是因為他們一方面有著強烈的救國願望，另一方面又有著人性本身的懦弱，無法為了救國和革命而捨棄自己的小家。所以，當他們需要在家庭和國家之間做出選擇時他們便會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駱駝祥子》中的曹先生、《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都是矛盾型啟蒙者的代表。
祁瑞宣是“四世同堂”中的第三代長房長孫，所以他身上既有老一代市民性格中懦弱的一面，又有接受新式教育而相信變革的一面，這就造成了祁瑞宣性格上的矛盾衝突。一方面他對侵略者的種種罪行深惡痛絕，刻骨銘心，並且知道國民應當奮起反抗，所以他才以一個啟蒙者的身份勸說周圍的人去參加革命。但另一方面，他不願意面對革命所帶來的犧牲和對生活的影響，所以自己並沒有徹底投身於革命，只是以各種方式來幫助投身於革命的鄰居、朋友乃至親人。祁瑞宣的矛盾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只不過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祁瑞宣的矛盾增加了新時期啟蒙思想與傳統小市民意識的碰撞。
相對於歸來型啟蒙者，矛盾型啟蒙者有了較大的進步。因為矛盾型啟蒙者認同自己啟蒙者的身份，並擔當著啟蒙者的責任。他們關心國家的命運，並對國家的時局有著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他們理解革命的意義，知道只有革命才能夠解決中國受壓迫、受欺辱的命運，所以歸來型啟蒙者積極地支援革命。此外，相對於不學無術的歸來型啟蒙者，矛盾型啟蒙者是有真才實學的。而且深受新思潮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明白“忠”和“孝”的含義，並在如何兩全中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3 理想型啟蒙者形象
無論是歸來型啟蒙者的虛偽、無能，還是矛盾型啟蒙者的懦弱、猶豫都是無法發揮一個啟蒙者應有的對民眾的指引和表率作用。所以，在老舍的小說中還有第三種啟蒙者形象，即理想型啟蒙者形象。理想型啟蒙者並不是天生的啟蒙者和革命者，而是經歷過困惑和苦難而最終蛻變成為一個敢於擔當和表率的理想型啟蒙者。如《四世同堂》中的錢詩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錢詩人的成長和蛻變是老舍心中認為一個理想型啟蒙者必須經歷的過程。也只有經歷了這種過程，啟蒙者才能夠更加清晰自己的使命，更加堅定自己的責任，更加堅強地走完自己的道路。錢詩人早期雖然有著愛國情懷，但併為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只是想過著理想中的桃園生活來逃避現實的殘酷。但在經歷現實一次次無情的鞭笞後，錢詩人終於覺悟了要想去過理想中的生活必須拿起刀槍趕走侵略者。於是，錢詩人徹底投身於革命和對周圍人的啟蒙運動中。這樣一個以自身的行動為表率的啟蒙者才是老舍心中的完美的、堅定的理想型啟蒙者。
若是沒有理想型啟蒙者，那中國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理想型啟蒙者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早期革命者的心路歷程，他們同樣有過困惑和徘徊，同樣經歷了成長的苦難，最終覺醒的他們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人，才能夠在那樣一個混亂的環境中指引著中國民眾一起尋求救國的道路並最終完成這一重要的歷史使命。
二 老舍小說中啟蒙者形象的藝術塑造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而文化又是最具力量的。所以，無論是歷史的演變還是社會的變革，文學都發揮著巨大的力量和作用。老舍小說中的啟蒙者形象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下發揮著極大的作用，應該說這和老舍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所傾注的心血是分不開的。下面從敘事藝術和結構藝術兩個方面來分析小說中對啟蒙者形象的藝術塑造。
1 老舍小說中啟蒙者形象塑造的敘事藝術
首先，相對於魯迅小說中的經常以“我”為第一人稱來敘事，老舍小說中的啟蒙者都是以第三人稱出現的。這也反映了魯迅小說所代表的顯性啟蒙文化和老舍小說所代表的第三種啟蒙文化的差別。老舍小說已經褪去了顯性啟蒙文化中濃郁的主觀色彩和隱性啟蒙文化中的理想主義，而是以更加理想的思考和更加客觀的角度來對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毒瘤進行剖析。所以，在敘事的手法上，老舍採用更加客觀的、能夠跳出環境的第三人稱來進行敘述。而小說所啟蒙的物件則是以普通的中國民眾為主，所以第三人稱的敘事使得讀者彷彿能夠從小說中看到一個鮮活的自己，更容易引起最底層市民的共鳴。而作者對人物故事的敘事也更加地細緻和真實，所以形成了小說中獨特的敘事藝術。
其次，在語言的運用上，老舍作為第三種啟蒙文化的代表也並不像顯性啟蒙文化中的語言那麼激進和鮮明，也不像隱性啟蒙文化中的語言那樣唯美和充滿意境，而是更加真實和細膩，更加接近於普通民眾每天的真實生活。當然這同樣和彼此所處的社會背景和環境有關。以魯迅為代表的顯性啟蒙文化的寫作目的在於用最猛烈的激情喚起已經麻木的國人。所以，激進的標語式的語言更能夠最直接地刺痛民眾的神經，達到作者所要表達的目的。而老舍所宣傳的第三種啟蒙文化是要為魯迅等所喚醒的民眾頭腦中注入一種更具理性的思想和更具長久的韌性。老舍的小說告訴民眾應當如何理解、對待革命，最終如何投身革命。老舍小說中的語言雖然並不激進，但卻以更加真實、幽默的語言指引著讀者如何在混沌的社會環境中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便是老舍小說中獨特的語言藝術。
2 老舍小說中啟蒙者形象塑造的結構藝術
首先，老舍小說中對於啟蒙者形象的塑造都是選擇一個有著凝聚性的焦點，並以此作為基本點向其他的人物和事情進行發散。由於小說中所涉及的人物眾多，所以作者必須選擇一個焦點作為敘述的突破口，然後以發散的手法進行小說中其他人物和故事的敘述。如小說《老張的哲學》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如其名，在小說中，作者通過對老張這樣一個焦點的敘述引出了由於老張逼婚所導致的李應、王德進城以及由此所關聯出的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和假啟蒙者的社會現狀等。這樣的敘事結構，很容易從一開始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之後讓讀者也就是被啟蒙者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應有的啟蒙。這樣的寫作結構相對於一開始便提出各種啟蒙理論的寫法更加引人入勝，也更能引起被啟蒙者的共鳴。
其次，老舍小說中並沒有單一的對某個人物的講述，而是對於某個家族的敘述，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前文所述的《四世同堂》。老舍小說中雖然以某一個焦點為突破口，但在其發散敘述的過程中必然需要一個完整的敘述結構，而家族的人物關係結構自然是最好的結構模式，而且也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當時中國家族的結構關係。第三種啟蒙文化所講述的中國社會每個家族都有著複雜的結構關係，正因為如此前文才剖析了一些矛盾型啟蒙者無法在家庭和國家中求得兩全。小說中家族式的結構敘述一方面更加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現狀，另一方面也在告訴被啟蒙者，每一個投身革命的人都有著同樣的家庭和親人，為了子孫後代能夠擺脫被屈辱、被壓迫的命運，不怕犧牲，舍小家顧大家才是革命的正途。無論是歸來型啟蒙者的虛偽還是矛盾型啟蒙者的懦弱都無法拯救水深火熱的中國。
結語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啟蒙文化對於喚醒民眾的覺醒，投身革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對於顯性啟蒙文化的主觀色彩太濃和隱性啟蒙文化的過於理想化，以老舍小說為代表的第三種啟蒙文化以更加客觀的角度，更加真實的敘述讓中國民眾更加理解什麼才是真實的革命運動以及如何在這場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文從老舍小說中啟蒙者形象的三種類型和啟蒙者形象的塑造藝術兩個方面分析了老舍小說中真實、細膩的啟蒙者形象。本文的研究對於推動中國啟蒙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探索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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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論沈從文小說中所展示的民俗化美學
摘 要：沈從文對湘西的各種民俗有著很深的感情，這在他的小說作品中有充分的體現。大量的民俗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巨集大的美學景觀，雖然這些民俗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反映在沈從文的小說當中則說明了作者主觀上的審美意識。沈從文對湘西民俗的細緻描寫及反覆運用體現了深刻的民俗化美學意蘊，主要包括對自由生命的呼喚、對古樸民風的呈現、對民間音樂的展示。
關鍵詞：沈從文 美學意蘊 自由 風俗 民間音樂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為規範人們的行為、語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同時也是民眾習得、傳承和積累文化創造成果的一種重要方式。”[1]湘西民俗潛移默化在沈從文的骨髓之中，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日常生活及活動準則。他熱愛湘西這片熱土就像眷顧自己的靈魂。他汲取了豐富多樣的民俗素材，繪製了美麗的、浪漫的、古樸的湘西民間圖畫。暢遊於沈從文的小說中，如若置身原始森林，面朝潺潺流水，眼望神聖虔誠的宗教民眾，耳聽動人悠揚的愛情之歌，更有節日裡歡騰的場面、悅人的舞蹈。在感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博大與獨特的同時更領略到湘西民俗背後所包含的美學意蘊。
一、對自由生命的呼喚
文學是人寫的，更是寫人的。文學中的一切都是以人來對待人，以心來接觸心的。高爾基曾建議把文學叫做“人學”。在“人―社會―自然”相互關係構成的複合系統中，只有三者的相互和諧發展，它們生命的活力與美才能盡情展現和燦爛綻放。信仰生命、呼喚人性、探索真諦是貫穿沈從文整個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沈從文曾一再宣稱：“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2]他眼中的生命是自由的、健全的、合乎人性的。沈從文看到湘西婚俗的愚昧和對少女的殘害，但又無力改變這種延傳久遠的習俗，所以他只好在小說創作中進行了集中的宣洩。
“蕭蕭做媳婦時年紀十二歲，有一個小丈夫，年紀還不到三歲，丈夫比她少九歲，斷奶還沒多久。按地方規矩，過了門，她喊他作弟弟”。在當地的女大男小的舊俗中，蕭蕭無力反抗這封建的禮法制度，只好順從地好好照顧他的“弟弟”。沈從文通過“幾次降霜落雪，幾次清明穀雨”簡單的幾個節氣時令帶過了蕭蕭的長大成人，但蕭蕭的精神世界還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矇蔽著,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毛草地。色狼花狗藉助唱山歌調情的風俗向蕭蕭展開進攻，結果蕭蕭在聽了“天上起云云起花，包穀林裡種豆莢，豆莢纏壞包穀樹，嬌妹纏壞後生家。天上起云云重雲，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妹妹床上人重人”，的山歌之後就成了花狗的女人。蕭蕭沒有受過教育，無力反抗對她不公平的婚俗，無力反抗殘酷的禮法制度。在人性的召喚下，她渴望生命的自由，自然而然地順從了花狗的追求。自由的生命是“真、善、美”的統一。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以內在尺度創造了藝術的“真”，以情感評價創造了藝術的“善”，以特定形式的表達創造了藝術的“美”。在他的筆下，讀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文化衝擊下對原始文化的新的美學上的思考。
蕭蕭的悲苦命運是值得人同情的，但造成這種人生悲劇的罪魁竟是那悠久的落後的愚昧的婚俗。這已經流傳了很久的婚俗還會流傳下去，可悲的事情還會發生。沈從文熱愛這片美麗的古老的湘西熱土，但對這裡種種的惡俗卻也極端的痛斥。蕭蕭在掙扎，沈從文也在掙扎，蕭蕭的悲苦更是沈從文的悲苦，沈從文敘述的是悲慘的蕭蕭，但更是對生養過他的湘西惡俗的鞭笞。
二、對古樸民風的呈現
沈從文是一個擁抱故土不放的作家。開啟他的作品，湘西美麗的山山水水和奇特風俗便紛至沓來：碧水環繞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煙火，端午的龍舟競賽，中秋的舞龍耍獅，男女對歌，軍民同樂，孩子的取名，辦喪事的繞棺下葬等等，無不新奇別緻。沈從文依據自己的對湘西民俗的體驗和認識，以其獨特的審美價值追求能動的介入到作品中進行感情的抒發，在這裡有宗族之間的世代仇怨，流血械鬥的陰影;有頭纏細巾的苗巫如跑神的痴迷;有被“沉潭”或“發賣”女子的無知;有小男孩娶大媳婦的“喜劇”……這一切都籠罩著濃烈的楚文化遺風。沈從文以民俗的審美價值為標準，描繪了具有地域性的世態風情和鄉野風俗美，如別緻誘人的水鄉吊腳樓、多情粗野的妓女和水手、苗寨山鄉的縷縷炊煙、厚道誠實的老者和孩童、神祕靜穆的原始森林、健美善媚的苗鄉女人……就連雞鳴，狗吠，牛叫的聲音都無不濃濃地塗上了鄉土美感。
沈從文把我們帶進了鄉土風貌豐富多彩的世界, 在粗俗的鄉下：家庭、山村、兵營、沅水邊的碼頭、直到邊陲苗寨、河邊的吊腳樓……走進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在船上毛手毛腳的無數黑漢子，以及那個被婦人稱為“一隻公牛”的永遠不知疲倦的柏子***《柏子》***;那身體強壯如豹子的四狗***《雨後》***;那具有結實光滑的身體，長長的臂，充滿了不可抑制的情慾，在“一種力，一種圓滿健全的而帶有頑固的攻擊，一種蠢的變動，一種暴風雨後的休息”中酣蕩的黑貓***《野店》***;畸形的“商業文明”迫使“丈夫”出賣妻子的肉體，時代大力的擠壓使得他們喪失了“人生權利”***《丈夫》***。沈從文讚美水手與妓女任情任性的感情,認為“即便是***,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3]。對此,學者趙園這樣評價“對於辰河上的水手與吊腳樓女人,他壓根兒不打算作倫理的度量,而只去寫那生命力的恣肆迸濺處”[4]。沈從文把“拙厚，古樸，曠遠”的美學追求與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優美緊密連繫起來，表現了他對鄉民習俗的摯愛和對淳樸人生的讚美。
文學描繪現實生活，從各個角度表現人生，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描寫民俗。沈從文將民俗現象進行美學上的特殊包裝，自由的運用，流於筆端，躍於紙上，充分展現了湘西的古樸，在表達作者感情表達的同時更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審美想象空間。卡西爾曾斷言：“人是符號的動物。”[5]沈從文正是巧妙的運用了文學的獨特視角――民俗符號，既真實的再現了湘西人們的生活，又深刻揭露了古樸民風習俗背後暗含的美學內涵。
三、對民間音樂的展示
沈從文的作品我們內心不僅僅是被其中的人物形象所感染，更因為是受到了一場強烈的視聽盛宴的刺激。湘西熱土上活躍著多種多樣的民俗，同時也飄蕩著優美而熱烈的歌聲，唱山歌是苗族人山寨生活的重要內容。聽著湘西漢子的情歌，看著苗家女的舞蹈，這一唱一和的是傳統的幸福，是民間的喜悅，是音樂的真諦，表達了男人的情，女人的愛，也表達了節日的喜悅和失去親人的悲哀。音樂是人的感情的表現，是音響的組合，是人們內心靈魂的呼喊，是一種遠離物質的純精神上的享受。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目的都會有不同的歌聲。在《龍朱》中，沈從文用大段文字說明“對歌“在求偶中的重大作用，“在此習慣下，一個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種羞辱，一個女子不能唱歌她不會得到好的丈夫。”在《媚金，豹子與那羊》開頭，沈從文寫道：一個熟悉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訴你五十個有名的美男子被醜女人的好歌聲纏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告訴你另外五十個美男子被白臉苗族女人的歌聲唱失魂的故事。以對歌的方式相愛，乃至確定終身，其中包含著唱歌人的熱情和洋溢的生命活力，對愛情的執著熱烈大膽地追求。沈從文用深情的筆觸讚美了這種原始的婚戀方式。
湘西是“歌的海洋”。湘西幾乎無事不歌，無處不歌，無人不歌。如《邊城》中的老船伕就曾“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風氣，如何馳名於川黔邊地”。民歌是湘西人民表達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和各種節慶中，他們三五結伴，引吭高歌，採用不同的組合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內心世界表達出來。只要有人在就有歌，遇到節日或大事也必然唱歌。“當地按照季節敬祖祭神必唱各種神歌，婚喪大事必唱慶賀悼慰的歌”，每逢趕場，特別是歌會、喜慶等歡樂時節，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便不辭辛勞翻山越嶺趕赴歌場等目的地。歌場更是人山人海、繼踵比肩，歌聲如潮、此起彼伏。
我們從沈從文作品的唱歌風俗中感受到了鄉下人生命所獨有的熱情和智慧。作者用歌聲傳遞湘西人的喜怒哀樂，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不是淺淺的感官上的一刺。作者對民間音樂給予充分地重視，發現音樂背後的人的思想情感，再通過自己的獨特的審美感受、理性思考、玩味體驗進而表達了那種悲喜交加的超功利的精神愉悅。
在沈從文的民俗世界中，我們彷彿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擺脫了日常生活的種種煩惱，獲得了一種精神上的享受。現代社會科技越是發達，物質生活越是豐富，生活對人的壓抑越是強烈，因此人們越是需要精神上的補償。[6]沈從文小說展示的民俗美使已經被異化、扭曲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在這種深層美學文化的昭示下，我們看到了湘西民眾淳樸自然的生存狀態和神祕浪漫的生活習俗，感受到生存的意義，生活的樂趣，生命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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