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元代少數民族作家雜劇創作的特徵
論文關鍵詞：少數民族作家；雜劇；創作特徵；成因
論文摘要：元代少數民族雜劇作家的創作，一方面與元雜劇創作的整個主流融合在一起，體現著元雜劇的時代與藝術風貌，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了獨特的思想內容、藝術特徵。這種獨特的創作與當時民族大融合的社會背景有關，同時也與作家的民族特質密切相聯。
據現存文獻記載，元代少數民族雜劇作家至少有石君寶、李直夫、楊景賢、丁野夫四人。並且除丁野夫外，其他三人均有作品傳世。他們的創作，在元代紛繁奇麗的雜劇創作中，呈現出了獨有的特徵。
一
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範圍是廣泛的，與漢族作家一樣，他們的創作題材涉及了婚戀劇、社會劇、神仙道化劇等方面。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對這些題材進行了拓展和深化，注入了新的內容;同時，在藝術_上，也進行了大膽、獨特的創新。
首先，題材的繼承性
少數民族作家現存的作品主要有:石君寶的婚戀雜劇《秋胡戲妻》也是社會劇、《曲江池》、《紫雲亭》，李直夫的歷史劇《虎頭牌》，楊景賢的神仙道化劇《西遊記》、《劉行首》。就石君寶現存的三部作品而言，其代表作《秋胡戲妻》的題材最初見於西漢劉向的《列女傳》，又見於西晉葛洪的《西京雜記》，後南朝宋顏年又有《秋胡詩》，到了後來，又有唐代的秋胡變文和南宋有缺名的秋胡戲妻戲文。《曲江池》的故事最初流行於唐代，原名《一枝花話》。元棋曾說:“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尤未畢詞”，後白行簡據其寫成《李娃傳》。時至南宋，李亞仙、鄭元和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石君寶即以《李娃傳》為間架，塑造出了更為生動、形象的李亞仙形象。這兩部作品的題材取自於前代是顯而易見的，而其《紫雲亭》也值得考慮。元時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與其情節基本相同，而錢南揚考證《錯立身》第五齣中南北合套四曲載錄的29種戲文皆宋元作品。據此可推測，《紫雲亭》或在《錯立身》之後。就楊景賢來說，《西遊記》雜劇中玄獎取經的故事最初源於唐朝和尚玄獎赴西域取經的史實，後有由玄獎口述輯錄成的《大唐西域記》、其弟子所作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元末明初，楊景賢在這些作品的基礎上，兼採唐宋以來筆記、小說以及各種與西天取經有關的戲曲、民間傳說，撰寫出了《西遊記》雜劇。可見，少數民族作家現存作品的創作題材多數取自於前代，從而表現出了繼承性。
這突出表現在石君寶創作的婚戀雜劇上。石君寶婚戀雜劇的題材，與文學史上與其一脈相承的同類題材相比，劇中的女主人公具有更強烈的鬥爭精神、民主自由意識。就《秋胡戲妻》而言，在同類題材的《列女傳》、《西京雜記》和《秋胡詩》中，秋胡妻皆投水而死，與封建道德中所宣揚的女子節烈相一致。變文和戲文，情節或缺或不可考，都不知結局如何。石君寶在這些題材的基礎上，對羅梅英這一女主人公形象進行了生動的再創造，特別描繪了她打李大戶、罵李大戶、罵秋胡、索休書、提出“整頓我妻綱”等情節，生動細膩地刻畫了梅英的不慕權勢、不貪富貴、敢於鬥爭的精神。尤其是她所提出的“整頓我妻綱”，不但超越了所有前代作品中的秋胡妻形象，而且與同時代的同類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譬如楊顯之的《瀟湘夜雨》，它既是婚戀雜劇，也是家庭道德劇，兩方面均可與《秋胡戲妻》相提並論。在《瀟》中，崔通及第之後，拋棄前妻張翠鶯昧心又娶，並進而想除掉張翠鶯，張最終讓他受到了懲罰並全家團圓。雖然張翠鶯也讓崔通受到了懲罰，但卻是無法與梅英提出的“整頓我妻綱”相提並論，這裡的“妻綱”是女子自我獨立意志、自我意識的體現，是要由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作品存在著侷限性—梅英不得不屈從於婆母的意志而闔家團圓，但畢竟在這部作品中婦女發出了屬於自己的聲音，這在那個黑暗的時代，實在是難能可貴!
《曲江池》也是如此作辦腳清歌頌了李亞仙為爭取愛情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在劇中，她對愛情的追求執著、大膽，對鴨母的反抗則更是堅決。當鴨兒反對她與元和結合時，她大聲斥責;當她救活元和，被惱羞成怒的鴻母拖回去後，她進行了更強烈的反抗一一找回元和，為自己贖身。這樣，她徹底擺脫了鴨母，爭得了幸福。作為一部描寫士妓之戀的作品，女主人公李亞仙的形象比同類的《謝天香》、《救風塵》、《金線池》中的女性形象更為主動、更具有鬥爭精神和倔強自主的人格。而《紫雲亭》中則讚揚了打破民族和等級界限的愛情，無疑也包含了鮮明的民主意識。
可見，無論是縱看還是橫看，石君寶的婚戀雜劇都表現出了自己的獨特性，對傳統的婚戀主題進行了深入的拓展。
此外，題材的深入還鮮明地表現在反映民族關係、描寫少數民族風土人情的作品中。李直夫的《虎頭牌》即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錄鬼簿》中記載:“李直夫，女真人，德興府住，即蒲察李五”，他以自己的獨特身份，對本民族生活進行了描寫。劇作中，銀住馬被稱為“敢戰軍”、金住馬送銀住馬弓箭、山壽馬妻子茶茶所念的《西江月》中說:“自小便能騎馬，何曾肯上妝臺”等，不但反映了少數民族的尚武精神，還寫出了其好酒之風，而這又集中體現在銀住鳥驀決全劇四折中，每折都與他喝酒有關聯。第一折討取上千戶金牌時，他說道:“我一點酒也不吃了。”而在第二折中，他卻喝得醉蘸蘸上場，並在餞行宴上說:“便吃幾杯酒耳，有什麼事?”第三折中秋之夜他飲酒作樂又丟失了夾山口子。第四折中山壽馬又牽羊擔酒為他暖痛。這些描寫，生動地反映了這一習俗。另外，劇中還寫了茶茶見到長輩後還要進去“穿了大衣服再相見”、山壽馬打圍射獵、餞行時用酒對天澆奠、以“孽畜成群”為興盛等情節，這都是女真族所特有的習俗。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中窺見當時的民族關係，作品中出現了“遼兵不時犯境”、“賊兵過界”等字 眼，可見當時民族關係之緊張。但與此同時，民族融合現象也普遍存在著。《紫雲亭》中，完顏靈春馬和韓楚蘭的愛情 即超越了民族和等級的界限，這顯然是最好的說明。
當然，在漢族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涉及到這類題材的，如《拜月亭》、《調風月》、《麗春堂》、《村樂堂》、《貨郎旦》等等。但相對而言，少數民族作家以自己對本民族生活的熟悉賦予了作品更多的民族色彩、異域風情，從而拓展深化了這一題材。
論文摘要：元代少數民族雜劇作家的創作，一方面與元雜劇創作的整個主流融合在一起，體現著元雜劇的時代與藝術風貌，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了獨特的思想內容、藝術特徵。這種獨特的創作與當時民族大融合的社會背景有關，同時也與作家的民族特質密切相聯。
據現存文獻記載，元代少數民族雜劇作家至少有石君寶、李直夫、楊景賢、丁野夫四人。並且除丁野夫外，其他三人均有作品傳世。他們的創作，在元代紛繁奇麗的雜劇創作中，呈現出了獨有的特徵。
一
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範圍是廣泛的，與漢族作家一樣，他們的創作題材涉及了婚戀劇、社會劇、神仙道化劇等方面。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對這些題材進行了拓展和深化，注入了新的內容;同時，在藝術_上，也進行了大膽、獨特的創新。
首先，題材的繼承性
少數民族作家現存的作品主要有:石君寶的婚戀雜劇《秋胡戲妻》也是社會劇、《曲江池》、《紫雲亭》，李直夫的歷史劇《虎頭牌》，楊景賢的神仙道化劇《西遊記》、《劉行首》。就石君寶現存的三部作品而言，其代表作《秋胡戲妻》的題材最初見於西漢劉向的《列女傳》，又見於西晉葛洪的《西京雜記》，後南朝宋顏年又有《秋胡詩》，到了後來，又有唐代的秋胡變文和南宋有缺名的秋胡戲妻戲文。《曲江池》的故事最初流行於唐代，原名《一枝花話》。元棋曾說:“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尤未畢詞”，後白行簡據其寫成《李娃傳》。時至南宋，李亞仙、鄭元和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石君寶即以《李娃傳》為間架，塑造出了更為生動、形象的李亞仙形象。這兩部作品的題材取自於前代是顯而易見的，而其《紫雲亭》也值得考慮。元時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與其情節基本相同，而錢南揚考證《錯立身》第五齣中南北合套四曲載錄的29種戲文皆宋元作品。據此可推測，《紫雲亭》或在《錯立身》之後。就楊景賢來說，《西遊記》雜劇中玄獎取經的故事最初源於唐朝和尚玄獎赴西域取經的史實，後有由玄獎口述輯錄成的《大唐西域記》、其弟子所作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元末明初，楊景賢在這些作品的基礎上，兼採唐宋以來筆記、小說以及各種與西天取經有關的戲曲、民間傳說，撰寫出了《西遊記》雜劇。可見，少數民族作家現存作品的創作題材多數取自於前代，從而表現出了繼承性。
這突出表現在石君寶創作的婚戀雜劇上。石君寶婚戀雜劇的題材，與文學史上與其一脈相承的同類題材相比，劇中的女主人公具有更強烈的鬥爭精神、民主自由意識。就《秋胡戲妻》而言，在同類題材的《列女傳》、《西京雜記》和《秋胡詩》中，秋胡妻皆投水而死，與封建道德中所宣揚的女子節烈相一致。變文和戲文，情節或缺或不可考，都不知結局如何。石君寶在這些題材的基礎上，對羅梅英這一女主人公形象進行了生動的再創造，特別描繪了她打李大戶、罵李大戶、罵秋胡、索休書、提出“整頓我妻綱”等情節，生動細膩地刻畫了梅英的不慕權勢、不貪富貴、敢於鬥爭的精神。尤其是她所提出的“整頓我妻綱”，不但超越了所有前代作品中的秋胡妻形象，而且與同時代的同類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譬如楊顯之的《瀟湘夜雨》，它既是婚戀雜劇，也是家庭道德劇，兩方面均可與《秋胡戲妻》相提並論。在《瀟》中，崔通及第之後，拋棄前妻張翠鶯昧心又娶，並進而想除掉張翠鶯，張最終讓他受到了懲罰並全家團圓。雖然張翠鶯也讓崔通受到了懲罰，但卻是無法與梅英提出的“整頓我妻綱”相提並論，這裡的“妻綱”是女子自我獨立意志、自我意識的體現，是要由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作品存在著侷限性—梅英不得不屈從於婆母的意志而闔家團圓，但畢竟在這部作品中婦女發出了屬於自己的聲音，這在那個黑暗的時代，實在是難能可貴!
《曲江池》也是如此作辦腳清歌頌了李亞仙為爭取愛情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在劇中，她對愛情的追求執著、大膽，對鴨母的反抗則更是堅決。當鴨兒反對她與元和結合時，她大聲斥責;當她救活元和，被惱羞成怒的鴻母拖回去後，她進行了更強烈的反抗一一找回元和，為自己贖身。這樣，她徹底擺脫了鴨母，爭得了幸福。作為一部描寫士妓之戀的作品，女主人公李亞仙的形象比同類的《謝天香》、《救風塵》、《金線池》中的女性形象更為主動、更具有鬥爭精神和倔強自主的人格。而《紫雲亭》中則讚揚了打破民族和等級界限的愛情，無疑也包含了鮮明的民主意識。
可見，無論是縱看還是橫看，石君寶的婚戀雜劇都表現出了自己的獨特性，對傳統的婚戀主題進行了深入的拓展。
此外，題材的深入還鮮明地表現在反映民族關係、描寫少數民族風土人情的作品中。李直夫的《虎頭牌》即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錄鬼簿》中記載:“李直夫，女真人，德興府住，即蒲察李五”，他以自己的獨特身份，對本民族生活進行了描寫。劇作中，銀住馬被稱為“敢戰軍”、金住馬送銀住馬弓箭、山壽馬妻子茶茶所念的《西江月》中說:“自小便能騎馬，何曾肯上妝臺”等，不但反映了少數民族的尚武精神，還寫出了其好酒之風，而這又集中體現在銀住鳥驀決全劇四折中，每折都與他喝酒有關聯。第一折討取上千戶金牌時，他說道:“我一點酒也不吃了。”而在第二折中，他卻喝得醉蘸蘸上場，並在餞行宴上說:“便吃幾杯酒耳，有什麼事?”第三折中秋之夜他飲酒作樂又丟失了夾山口子。第四折中山壽馬又牽羊擔酒為他暖痛。這些描寫，生動地反映了這一習俗。另外，劇中還寫了茶茶見到長輩後還要進去“穿了大衣服再相見”、山壽馬打圍射獵、餞行時用酒對天澆奠、以“孽畜成群”為興盛等情節，這都是女真族所特有的習俗。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中窺見當時的民族關係，作品中出現了“遼兵不時犯境”、“賊兵過界”等字 眼，可見當時民族關係之緊張。但與此同時，民族融合現象也普遍存在著。《紫雲亭》中，完顏靈春馬和韓楚蘭的愛情 即超越了民族和等級的界限，這顯然是最好的說明。
當然，在漢族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涉及到這類題材的，如《拜月亭》、《調風月》、《麗春堂》、《村樂堂》、《貨郎旦》等等。但相對而言，少數民族作家以自己對本民族生活的熟悉賦予了作品更多的民族色彩、異域風情，從而拓展深化了這一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