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與科學的聯姻

　　摘 要：發源於西方的近代科學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力量型”科學，它以其 “效用”服務於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可以為克服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的界限作出貢獻。儘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對於糾正西方“力量型”科學的缺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導作用——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推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方法和生態價值觀，這取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超越程度。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態智慧的發掘與利用關涉到中國現代和諧科學體系的建立與傳統文化的復興。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生態覺悟;“力量型”科學;和諧;中國現代科學體系

　　一 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的理論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們提到科學，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學，它起源於希臘的理性科學，重視數學的運用與實驗的檢測，因而也稱為數理實驗科學。[1]西方近代科學既有對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同時受西方近代文化觀念的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偏離了希臘理性科學對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吳國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學不僅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於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嶄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 [2]這樣，主體維度的價值訴求加上對物質力量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近代科學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說的強力意志。這種強力意志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

　　[3]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雖然在過去幾百年中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二十世紀的科學與技術卻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複雜科學的核心思想和結論分別從宇觀、微觀和巨集觀尺度證實了西方“力量型”科學的侷限性，且這種片面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4]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自然的關係上，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都面臨著發展的瓶頸問題。和諧的生態覺悟、科學的前沿發展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正規化，而這種新的科學正規化的核心思想與東方文明中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科學將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與挑戰。

　　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和諧”思想對“力量型”科學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紀以來，以相對論、量子力學和複雜科學為代表的前沿科學，通過深刻的觀念轉變和理念創新，打破了時空對立等二元對立觀念，演繹了自然宇宙和諧一體的更為純正的科學自由精神。這種情況下，強調和諧一體的中國傳統自然觀，在解釋新的科學思想上，較之西方“力量型”科學所依賴的機械自然觀顯得更加優越。[5]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投向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發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對於當代科技的有序發展也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有助於克服西方近代科學的原子論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始終把宇宙看作為一個整體，如孟子認為自然之天產生萬物，人和萬物只有一個來源，萬物和人都是其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賴。儒家的整體性思維方式反對把人與自然相分割和對立，這有助於消融西方近代科學中還原論、原子論的錯誤理念，有助於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協同發展的關係。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於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學正規化中的主體外化傾向。在和諧的狀態中求發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給予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如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有不同分職，只有充分把握好天與人的分職，才能清楚地認識天與人的發展規律，從而更好地認識與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觀有助於改變西方“力量型”科學的控制論世界圖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如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把愛心從家庭擴充套件到社會，從社會再擴充套件到自然萬物，進而使仁愛具有了生態道德的含義。這種崇高的境界引導人類理性地控制物質慾望，並把物慾導向精神的追求與創造，塑造人類“贊天地之化育”的偉大胸懷，即理解、讚美和協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並以這樣的方式發揮人性，而成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想認為自然界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物的結合，是一幅符合機械力學規律的自然圖景，是一個在人類之外跟人類毫不相干的體系，是人類的能源場與垃圾場，從而培養了人對自然的傲慢感、對於其他物種的優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則對自然有一種熱愛、同情、親近之情，認為一切知識本質上都來源於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強調對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這樣，儒家文化的生態智慧顯然能夠彌補西方“力量型”科學觀念的不足。它警示人類，應該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負和傲慢，應該敬畏自然，停止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與自然的和諧，才能使科學技術更好地造福於人類。

　　2 道家文化中的生態覺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啟迪

　　道教文化也是華夏母體上土生土長的血脈文化，道家的核心範疇“道”把人類置於自然世界的大系統中，從自然現象推及人類社會的道德行為準則，以及人類對自然界的態度。其思想路徑和特徵，與當代複雜性科學的生態趨向是一致的，從而有助於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態思想可以為科學提供新的形而上學基礎。老子認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來源於自然並統一於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與天地的關係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它們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道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與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機械論、二元論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是根本不同的，從而可以為西方“力量型”科學正規化提供新的哲學基礎。其次，道家的循“道”而為的價值原則與當代生態科學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態價值的意蘊，就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要與“道”一致，要與天地萬物一致，尊“道”貴“德”，順應自然，體現在實踐上就是“無為”。當代生態科學十分推崇老子的這一思想，與老子把天地之“道”作為確立人類道德的根據一樣，生態科學的整體論思想、價值觀原則都是以生態系統的自然性質為根據的，主張要對自然過程作出謙卑的預設，讓自然按照自己的節律執行而不要去破壞它。其三，道家的生態哲學與當代21世紀科學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態整體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種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倫理觀，它要求人們的活動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這與生態科學的生態中心主義觀念是十分吻合的，他們共同指向“天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境界。總之，在生態整體系統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應當站在生態系統和地球的角度，成為大自然的神經和良知，關心其他生命，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體現並弘揚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維持自然界的美麗與和諧。這就是道家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對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今天我們提出科技生態轉向的理論支撐點也在於此。

　　西方科學的畸形發展而帶來的一些文化困境，為東方文化發揮作用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人類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人類文化圖式，從儒學、道學等東方文化中尋找生態智慧與啟迪。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態智慧和覺悟為西方“力量型”科學突破固有的正規化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並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範導科學應有的氣質，現代科學與蘊涵了東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進行跨文化對話，對於人類超越科技文化困境、邁向澄明之境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三 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生態智慧的發掘與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許多科學家在“東方神祕主義”與現代物理學之間發現了“驚人的平行之處”，以此為契機展開了東方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跨文化對話。[10]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雖然對於克服和糾正西方“力量型”科學的缺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導作用——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推進為一種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世界觀，成功地實現中華科學技術的騰飛，這還取決於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紀末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一股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勁聲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天人分離思維摸式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特別是在複雜科學等前沿領域，因而當代西方科學正經歷著從主客二分轉向主客融合的後現代主義的洗禮。而中國傳統文化和後現代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崇尚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思與詩的交融貫通;都鄙視對外在物件作還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對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體驗。因此，西方的一些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看成是抵禦西方科學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力量型”科學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被不知不覺排除在“體”之外而流於“用”的危險。中國人的“現代化之憂思”，既有西方後現代主義者的“現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發掘傳統文化的一面，既有後現代的一面，也有前現代的一面。[12]因此，為了徹底擺脫現代化的雙重困境，中國人不僅要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以消融西方近現代科學“工具理性”的界限，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發掘並提煉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覺悟，建立起與西方科學平行的中國現代科學體系，進而將這種生態智慧推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方法和生態價值觀，而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複雜科學則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歷史性機遇。20世紀前沿科學的核心思想與中國科學和文明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這些前沿科學領域將成為中國人大顯身手的場所。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東方科學體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統科學、協同科學、混沌科學以及生態科學等綜合性較強的學科領域。[13]如何將可能訴諸於現實?這還取決於中國傳統科學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學精髓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闡述與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成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形而上學基礎!

　　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創造性地闡釋中國科學傳統背後所蘊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來制約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學，是一條十分恢巨集而又漫長的道路，但又是一個十分誘惑的思路。一方面對西方而言，他們則有可能獲得突破工具理性這個“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智慧於母文化之中，啟用科學自身內在的修復機制;另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提供了民族傳統文化復興與現代科學體系建立的絕佳機會。當中國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舊傳統之時，就是中國科學技術走向騰飛之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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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吳國盛 20世紀的科技展示了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回顧百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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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陶渝蘇論作為科學精神生長點的西方思維模式[J]貴州大學學報，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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