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為樂與助人為憂的思考論文
樂善好施,助人為樂,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人們都普遍認同助人為樂的行為,但是當面對廣州小悅悅事件路人態度的冷漠, 南京彭宇案 助人者的官司纏身,再到近日來網路上的俄羅斯行車記錄儀記錄下的助人為樂行為,在各大視訊網站已被點選數百萬次,這些看似簡單的事件告訴我們, 助人為樂 應該值得每一位民眾行動起來。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助人為樂與助人為憂的思考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助人為樂與助人為憂的思考全文如下：
摘 要： “道”是萬物萬法之源，創造一切的力量;德是為順應自然、社會和人類客觀需要去做事的行為，不違背自然發展規律，去發展自然、發展社會，提升自己的踐行方式。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範。罪莫大於無道，怨莫大於無德。
關鍵詞：道德 社會意識 行為準則
道是在承載一切;德是在昭示道的一切。大道無言無形、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只有通過我們的思維意識去認識和感知它;而德是道的具體例項，也是道的體現，我們能看到的心行，我們通過感知後所進行的行為。如果沒有德，我們就不能如此形象地瞭解道的理念，這就是德與道的關係。
近年來，一些助人為樂者反被誣陷為肇事者，這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多次老人跌倒無人敢扶的狀況，比如天津“許雲鶴案”後，福州、武漢等地接連發生的老人摔倒而無人幫扶事件，再次引發熱議。綜觀這些熱議不難發現，僅從道德和心理角度來看，幾乎沒有人對路遇傷病者應及時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見，所謂的“糾結”在於，救助傷病者的行為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在這種疑慮之下，助人為樂變成了助人為“憂”。這應該引起我們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彭宇案”引發了社會道德滑坡，各地頻現的翻版“彭宇案”，也恰是道德喪失、信任危機的體現，這些事件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使我們社會在幫助他人的問題上已經蒙上了濃厚的陰影。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個人素質和社會壓力。誣賴現象反映了某些人素質不高，但更大程度上是轉移風險和壓力的縮影，子女肩上的沉重負擔、醫療沒有保障，在這種焦慮之下，道德的天平難免失去平衡，很多老人及其子女無力承擔鉅額的醫藥費，選擇誣陷他人。當弱勢群體沒有幸福生活的時候，他們必然有改變本能的要求;當優勢群體看到違法犯罪都不能被懲治的時候，他們必然有變本加厲的貪慾。這恰巧驗證了魯迅的嘗言：“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
第二：司法判別有失公正。南京彭宇案的結果和今年6月天津許雲鶴案一審結果直接影響人們對助人後果判斷。在這兩起案件的審判中，法院“疑罪從有”的斷案思維和對“和稀泥”式審理結果的追求傷及了社會公平正義。如此司法行為，即使被告人最終不承擔任何經濟賠償責任，也會讓人們擔心惹上耗時費力的官司而對救助他人心生恐懼。在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以所謂的“常理”為基礎推斷出的判決，也許在個案中有利於年邁體衰的、“弱者”一方，但從社會普遍意義上審視，必然傷及社會公平正義。
第三：社會氛圍影響。一些媒體在報道彭宇案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大的反響，強化“好心沒好報”的負面預期，放大了社會道德滑坡，在這種社會氛圍下，人們在遇到倒地的老人時都不敢及時伸出援助之手。還有一些沉默的圍觀者，他們的漠視，他們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高傲態度，他們的膽小，讓原本已搖搖欲墜的道德瞬間分崩離析，如同用一盆冰涼的水潑向一團熾烈的火焰上，只剩下那不堪入目的殘灰，剩下那虛無飄渺的殘煙在空中慢慢的消失殆盡。
我們全社會應該高度關注這個問題，爭取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提升道德水平。扶危濟困、助人為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過時，更不會因為不時出現的“救人官司”而失色。從長江大學勇救落水少年而獻出生命的3名大學生到隻身赤手承接墜樓女童的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再到“7・23”動車事故發生後奔忙在救人現場和獻血路上的溫州市民，無數英雄的義舉讓人堅信，扶危濟困、助人為樂仍是社會主流，善念與真情依舊蘊藏眾人心中。政府和媒體應加大對此類事件的宣傳，積極匡扶道德和正義。面對這一嚴重社會道德問題，加強個人思想道德修養顯得尤為重要。每個人都應不斷提高自身思想道德意識。好社會風氣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育與引導。在一個眾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該不該伸手扶摔倒老人的時候，需要政府代表社會公信力來發聲、發言，來明確要弘揚什麼摒棄什麼、要獎什麼又要罰什麼，就算小題大做也未嘗不可。
第二：司法判別公正。在面對和處理有些事情時道德的約束力顯得很微弱。當道德無法調整一種現象，而且這種問題又亟待解決時，法律的介入也是必要的。國家法律層面上及時給予支援，才能很大限度消除社會上‘好人難做’的道德困境。立法的重點是確立免責原則和舉證規則，即救助人提供救助行為，除存在重大過失外，對救助行為的後果不承擔法律責任。堅守道德，摔倒老人不再無助。不妨可以參照國外的律法，如：在新加坡，見義勇為已經由道德層面上升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法律義務。對於見義勇為，新加坡法律則完全站在保護施救者權益的立場上。懲罰機制規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後反咬一口，則須親自上門向救助者賠禮道歉，並施以其本人醫藥費1至3倍的處罰。影響惡劣、行為嚴重者，則以汙衊罪論處。該規定實施以來，新加坡再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公民在實施見義勇為時也免去了顧慮和擔憂。
第三：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育與引導。在一個眾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該不該伸手扶摔倒老人的時候，需要政府、有公眾影響力的人來代表社會公信力來發聲、發言，不敢扶老人如今已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它顯得尤為重要。與其有關部門釋出技術指南，不如有幹部冒著巨大風險去街頭扶起老人，不僅對群眾激勵效果顯著，也能捎帶普及些救人常識，豈不兩全其美?還有一個可以起到強力模範帶頭作用的是富豪，反正慈善行為越來越像牟利和作秀，倒不如去街頭扶起個老人，既能改善自身形象還能先富帶動後富―――不是從物質層面而是從精神層面。
總之，解決助人為樂與助人為憂的疑慮，需要以司法為代表的公權力秉持原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也需要人們在面對這類問題時保持冷靜與理性，進而共同悉心維護好扶危濟困的每一絲善念，營造助人為樂的社會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