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技術融合模式的路徑依賴論文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世界經濟發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中國的技術進步必然要融入世界技術發展的環節當中。以下是今天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中國企業技術融合模式的路徑依賴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中國企業技術融合模式的路徑依賴全文如下：

　　摘要：技術融合是一個綜合整合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活動，也是企業技術創新活動中的一項基本行為。幾十年來，中國企業技術融合在複製模仿、自主創新和合作開發中交織進行。這是在我國特定的國情下進行的企業行為，這項活動本身存在思維和習慣定勢的影響，即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可以在實際生產中體現出規模效應、示範效應、協調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雖然路徑選擇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技術融合活動的順利進行，但也會保持技術載體自身的特色，善加利用會創造出更大的效益。

　　關鍵詞：技術融合;技術創新;技術活動;自主創新;路徑依賴。

　　一、問題提出。

　　21 世紀是一個資訊快速發展的時期，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技術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如果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強，那麼就會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處於高階位置，進而為國家綜合國力提升和經濟發展提供較高的基礎平臺，這也就代表著知識已經由經濟的外生變數轉變為內生變數。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知識和技術所代表的利益均衡已經變得十分關鍵。

　　現代經濟中，眾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都認為：技術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得科技者得天下，這種觀點無疑與技術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密切相關。據有關專家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迅速：從20世紀初只佔5%左右，40~50 年代上升至40%左右，70~80 年代升至60%左右，90 年代高達80%左右，進入新世紀以來，資訊高速公路聯網得以實現，這一貢獻更是高達90%左右;而重大科技成果商業化的週期也在快速縮短，20 世紀初大約為30 年，20 世紀中葉大致為10 年，到了20 世紀末縮短為5 年。

　　這些都表明，技術進步已經成為經濟快速發展的加速器。然而，就技術發展的情況來看，技術升級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發達國家的企業利用資本和生產要素優勢，逐漸形成了世界範圍內對技術市場的壟斷局面，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通常都遠離世界技術的前沿陣地。隨著全球範圍內經濟和技術滲透的深入，技術擴散成為一種新的趨勢，在這種形勢下，為了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趕上世界技術發展的速度，發展中國家通常會通過引進裝置和技術的方式來帶動國家技術的進步，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中國是個發展中大國，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越來越凸顯，技術升級對產業發展的關鍵性作用日益突出。伴隨著全球產業和技術轉移的大好機遇，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大力推動國外先進技術在國內的擴散是我國當前技術發展的重要途徑。

　　以技術為基礎，大力提高中國核心技術的佔有，這不僅是提高經濟效益的關鍵因素，更是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關鍵環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有了一個飛躍式的發展，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這得益於技術的快速進步，而技術的發展需要國家制度這一外圍要素的保障。對於一個主體而言，無論是內部因素還是外圍要素，都存在一定的剛性力量，使得主體方向的發展出現路徑依賴。

　　二、中國企業技術融合模式的演進。

　　1. 技術融合的整體發展。

　　從世界工業發展的程序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需要依靠不斷髮展的技術水平，技術進步推動了工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和市場空間的大幅度擴充套件[1]。就技術進步自身而言，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原發性的技術創新，即依靠自身的技術水平不斷創新技術，表現為擁有大量的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核心技術;二是擴散性技術，即通過引進和學習其他國家先進的技術來刺激和調動自身的技術參與，實現本國產業技術的增長[2]。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世界經濟發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中國的技術進步必然要融入世界技術發展的環節當中。在中國工業化發展程序中，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來自於其他國家的技術擴散，並以此來帶動自身的技術升級。因此，近些年來，中國對外尋求技術幫助的專案數越來越多，伴隨著技術引進程序的加快，在中國工業發展的鏈條上，技術融合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和模式。總體而言，複製模仿、合作開發以及自主創新是三種主要的技術融合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複製模仿是主要的技術融合模式，隨著技術水平的升級，為了能夠擁有更多地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技術以及更多核心技術，自主開發成為主要推崇的技術融合模式，期間，企業也在與國外企業的合作中加速了技術升級的程序。實際上，這三種模式之間並沒有清晰地時間劃分，往往交織進行。

　　2. 複製模仿與自主創新。

　　複製模仿，這是追趕先進國家技術水平的途徑之一。對於我國而言，改革開放初期，一批重大建設專案相繼規劃投產，由於當時我國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很多專案所需的技術和裝置都需要依靠進口得以解決。然而進口以後，使用起來過於表面化，“複製”成分很重。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引進一項技術後，從圖紙資料的翻譯轉移到投入批量生產，一般要用3 年以上的時間，大型複雜裝備的消化週期還要拉長，而在我們試用的時候，國外技術水平仍然會繼續前進，這樣就造成了產品投產後效能指標達不到進口產品的水平，難以形成規模效益。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技術所依託的載體發生了變化，引進之後仍然停留在掌握已有技術、提高國產化率的較低層面上，因而形成不了自主研發創新的空間，難以走出“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陷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家在科技體制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逐漸把自主創新作為技術發展的關鍵步驟，企業技術引進的所有權有所提升[3]。過去那種由於選擇國外已趨“成熟期”甚至過時技術所帶來的“時間滯後性”逐漸在發生著變化，那種“拿來即用”的生搬硬套的弊端逐漸被企業和國家所認識。於是，在技術水平提高和經濟環境的大變化下，企業技術發展的重點也在發生著轉移和傾斜，代表我國技術總體水平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對技術研發和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並在此基礎上，加大研發新產品投入，企業專利申請數和發明專利數以及擁有發明專利的數量逐年上升。

　　3. 合作開發。

　　為了更好的實施技術引進工作，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從80 年代初開始，我國就廣泛的開展對外科技交流與合作，其中以技術交流和技術學習、科技合作為重。合作技術開發是帶來技術升級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進行技術學習和技術交流的時候，我國企業多數以借鑑和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為主，因此，合作開發過程中帶有明顯的模仿生產的成份。

　　4. 技術融合的綜合研究。

　　我國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也有著體制改革的顯像特質。從基本國情來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當時企業生產缺少市場競爭的推動，企業的任務就是生產出國家計劃內的產品，而技術研發則主要是在各大研究院所進行，企業內並沒有技術研發的要求，也沒進行技術研發的能力;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際資本的不斷注入，越來越多的先進技術進入中國市場，這帶來了激烈的產品和技術競爭，也使企業不斷加強對外部先進技術的學習和借鑑。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在技術上和發達國家間存在很大的差距，這種技術的不對稱促使我們通過各種途徑來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溢位效應。相對於發達國家主要依靠自主研發來提升自己的技術水平來說，引進先進的技術、進行消化吸收進而再創新無疑是一條有效地途徑，這可以避免原始創新所存在的風險。事實上，很多國家都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加快自身發展的。

　　二戰後，韓國、日本等國家地區在技術落後的情況下，通過引進先進的外部技術進而進行改良型漸進創新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了世界技術領先國。據美國科學基金會1976年的調查，1953- 1973 年的21 年時間裡，全世界共出現500 項主要技術創新，其中90%左右屬於改良型漸進技術創新，可見，改良型創新的績效絲毫不亞於原始性創新，而從引進先進技術出發的改良型創新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

　　技術引進是一種途徑，關鍵是要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情況，如果僅僅是引進和使用，那麼必定會對外部技術存在很大的依賴性，技術引進的主體仍然會缺乏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技術。據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統計，目前，中國企業中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僅有2000 多家，僅佔企業總數的萬分之三，中國99%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專利，擁有商標的企業僅佔40%。很多企業“有製造沒創造，沒有智慧財產權”。

　　我國企業目前對外技術依賴度高達50%以上，技術引進為我國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式，多數行業的核心技術與裝備基本依賴引進，如光纖製造裝備100%依靠進口、積體電路晶片製造裝備和石油化工裝備的80%以上都依靠進口，裝置投資60%以上依靠進口，科技進步的貢獻率只有39%左右，在這樣的條件下，自主創新對技術進步的促進效應將不太理想，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對國外技術的引進與模仿仍將是我國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這說明，雖然我國花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引進了各項先進技術，但是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分析能力尚顯較弱，二次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以至於難以從根本上掌握先進技術，形成自主發展的技術成份。如2006年我國技術引進經費支出達到320.43 億元，而用於消化吸收經費支出只有81.86 億元，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不強，引進技術與產品的仿製，未能較快地提高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仍在繼續，技術後發優勢未能得到有效發揮。

　　三、中國企業技術融合的路徑依賴。

　　經濟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徑依賴特徵，這種路徑依賴性更多地體現在技術變遷和制度演進上，從而使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也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路徑依賴的存在會有利於現有技術經濟制度發展，而不利於其他技術經濟模式的產生和壯大，從而使得強者越強，弱者恆弱[4]。

　　1. 路徑依賴的理論研究。

　　路徑依賴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 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路徑依賴問題首先由保羅·大衛在1985 年提出，之後W·馬蘭·阿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技術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的系統思想，後來，道格拉斯·諾斯將前人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會制度變遷領域，從而建立起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理論。

　　在諾斯的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理論中，主要指出了三點：第一，制度同技術一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會使制度的既定方向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沿著良性迴圈軌道得以迅速優化，或者順著原來的錯誤繼續下滑，弄得不好，還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一旦被鎖定，要脫身而出就需要藉助外部效應，引入外生變數或依靠政權變化才能實現對原有方向的扭轉。第二，制度變遷除了受報酬遞增機制的影響外，還受市場中交易因素的的影響，如果沒有報酬遞增和不完全市場，制度就會變得不重要。第三，制度變遷比技術演進更為複雜，政策行為者具有不同的主觀主義模型，這是各種制度模式存在差異的重要因素[5]。

　　“路徑依賴”源於制度演進過程中的正反饋機制，這種正反饋機制又通過制度的規模效應、示範效應、協調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來表現[6]。具體來說，規模效應指的是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當制度主體改變現有制度形式而採用另一種新的制度形式的時候，由於慣性力量的存在，會使新制度的實施受到一定的阻礙，實施規模也會由此受到限制，這便會帶來新制度實施成本的提高，但是隨著新制度的實施和範圍的擴大，其原始成本投入會隨著相關制度實施情況所能夠帶來的規模擴大而有所下降，這種情況類似於規模經濟所帶來的邊際成本下降的情況。示範效應指的是新制度實施所帶來的效益會帶來人們的行為追趕和效仿學習，從而使越來越多的行為主體採用該制度，加速新制度的實施和擴散，這是推動制度變遷的重要方式，但是越多的群體採用某項制度，該項制度今後的改變和轉型就越困難。

　　協調效應指的是制度及與其配套的相關規則的協調關係，即制度主體之間為了既定的利益而相互配合的活動，這就帶來了一種現象———對既定製度補充和協調的配套措施的實施會引起利益連帶效應，這就像一個鏈條，其中任何一環發生斷裂勢必會引起整個鏈條的鬆散。在制度變遷中，當與既定製度相配套的相關規則建立起來之後，任何改變既定製度的行為都會對整個制度鏈條產生危機，不僅對制度利益主體，而且對配套制度的相關利益者都會產生影響。適應性預期指的是實施制度的主體者對已經產生效益的制度及其配套體系的心理預期會隨著效益的增加而增強，並且會隨著該種制度體系的實施而繼續對未來的利益進行預期，這種預期一旦建立便會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對新制度會產生潛在的抵抗力。

　　路徑依賴所體現的是一種正反饋機制，涉及的主體行為具有強化性和穩定性，要想用其他某種新的制度代替現有制度，就必須要打破現存的路徑依賴，這不僅是個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實施問題，而且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整個行為主體的各方面的配合，包括組織體系、生產體系、觀念體系等相關部門的一致行動。

　　在制度或者決策產生之初，往往是隨機事件決定著制度的狀態，配合制度的推廣和實施，必定會有大量的原始投資成本，隨著制度實施程度的不斷加深，範圍不斷擴大，其投資成本也會隨之下降，並且會有大量的行為主體參與到制度的推廣過程中來，示範效應得以產生;共同利益使既定環境下相關主體行為聯絡更為密切，從而刺激了協調效應的產生，這種效應會使行為主體之間產生一種依賴原有的制度框架、不願做任何改變的現象，久而久之，行為主體的惰性就表現出來，並派生出很多非正式的共同規則出現，沿用著這些制度鏈條便會使行為主體產生適應性的預期;當適應性的預期狀態穩定時，對原有制度的改變就變得較為困難。

　　2. 我國技術融合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

　　對於技術融合這項特定的技術活動，路徑依賴可以從技術活動主體—企業和制度變遷的主體—國家兩個層面上來理解。

　　***1*** 企業技術發展的路徑依賴。

　　按照諾斯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理論，在企業層面同樣存在類似的情況。企業的發展具有連續性，現在的發展狀況很大程度上受企業前期發展的影響，今天的技術***制度*** 是建立在初期技術***制度*** 改進的基礎上，明天的技術***制度*** 進步又是建立在今天的基礎之上[7]，企業今天搜尋的結果不僅是一種新技術，而且是增進知識和形成明天使用的新建築塊的基礎[8]。企業在任一時點上的知識存量均來自企業在過去學習過程中新知識的不斷積累和對已喪失價值的舊知識的不斷摒棄[9]。這種不斷的積累和摒棄使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特定的固有的內在價值體系和思維慣性，並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不斷強化這種既定生產和實踐模式，使企業內部自有技術、企業文化和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剛性力量，對既定的模式和制度都有保護傾向，對新技術和制度具有一種天然的抵抗力，這就是企業技術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

　　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路徑依賴使現有優勢技術和企業制度佔據更多的發展空間，並且不斷地自我強化、自我完善，成為企業的主導力量，意味著現有技術和制度的剛性力量會潛在地抵抗外來新的技術和制度，即使外來技術和制度比企業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更為先進，也會被企業現存力量所抗拒。但是，如果這種強化現有技術和制度的情況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那麼企業未來發展就會受到束縛。因此，路徑依賴有助於企業形成自己的競爭力，但一味地堅持也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限制因素。

　　對於技術融合企業而言，很重要的階段就是自有技術與引進技術的結合。當企業存在生產要素路徑依賴的時候，往往會形成人力因素或非人力因素的剛性力量。非人力因素的剛性力量很明顯，無論是生產裝置還是包裝品牌等，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短期不可更改性;對於人力因素，以往的生產實踐使得長期從事這一領域的人們必定形成了特定的生產和經營技能，知識和經驗的集中認同形成了對外部新要素介入的壁壘，主要表現在企業現有技術合力的約束、企業認知層面的侷限和企業文化的束縛三個方面。

　　當技術融合過程中企業現有技術存在侷限而尚未被察覺時，往往會繼續投入資源以期保證企業預期效益的出現，而短期的高效益會使企業沿用這一發展路徑，繼續擴張生產，導致技術侷限越來越深;認知侷限在技術融合活動中的反應很大，技術融合需要企業相關人員從原有的生產經營實踐轉到另一種模式上去，對過去路徑的依賴會使這種轉變變得很困難，技術融合需要群體共同的認知技能的合作來完成，單一的認知會阻礙甚至破壞融合活動的進行;企業文化是隱含在企業員工身上的特質技能，它是一種共同的價值理念，指導作用非常強大，而且一旦形成就具有無可替代的穩定性，要想改變它需要非常多的投入，企業文化越強大，統一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力量越強，異質價值觀越難進入。

　　***2*** 國家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

　　諾斯認為，“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10]，即所謂的路徑依賴就是人或事物對現在發生作用的某種行為的依賴，它能夠導致行為主體既定方向的不斷自我強化，其結果就是使新制度的實施不能脫離原有制度的環境，而且要想使新制度更有效率，就必須使用既定的要素，這一過程脫離不開制度形成初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在技術發展路線的選擇和政策的制定上，路徑依賴的作用是很明顯的。

　　一般來說，思想觀念一旦在某一個群體中形成，就會體現出很大的穩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當人們對既有思想觀念形成特定的認知框架後，就會形成習慣，習慣會限制人們對新的思想觀念的認識、選擇和使用。當習慣被一直沿用的時候，就形成了風俗。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舊制度的沿用依賴就會超過對新制度的嚮往。

　　在我國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歷史形成的“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影響深遠。在持續了幾千年的官僚主義管理體制下，“隨著舊政治體制的崩潰而來的權威斷層，對所有社會關係都有破壞效應。而中國人在其重建政治制度時通常也還會採用精英統治和等級權威的結構”[11]。這種治理模式導致中國公眾的參與意識淡薄，在新制度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也會因為無關己事而忽視對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督。我國的改革總體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之前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導致了“官本位”的盛行，人們的主權意識缺乏，形成了一個“全能型”的政府。以往的每次改革都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人們的等待和被動接受心理形成了一種慣性思維，政府在這種慣性思維方式裡易於集中地制定相關的政策。缺乏了實施主體的參與，制度的制定容易脫離實際。

　　因此，路徑依賴的存在使得新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存在一定的障礙，在改革的過程中，對初始路徑的選擇非常關鍵，“改革能否成功，不僅取決於改革者的主觀願望和最終目標，而且依賴於一開始時選擇的路徑。哪怕目標是清楚的，具體措施的大方向也是正確的，可是隻要在初始的路徑選擇上有一些細微的差錯，在往後的發展中，它會按本身的邏輯，偏離原來的目標，演進到遠離原來設計的另一種體制去[12]。”因此，在科技指導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我國既有的管理思想佔據一定的統治地位和空間，沿用即成的觀念使得新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受到一定的限制。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但是政策的外圍保障是一步步進行的，是隨著技術要求的不斷變化和形勢的不斷髮展而做出的相應調整。這種調整必須要適應以往形成的思維定勢和習慣，同時又要與時俱進，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要打破舊的習慣的影響，這樣才能做出客觀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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