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立欣紀錄片裡尋找歸途閱讀答案

　　處於高速發展的現代化程序中的中國社會，需要面對的問題不只侷限於“春運歸途”，範立欣等紀錄片導演們會繼續將鏡頭對準那些需要人們反思的社會問題。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範立欣紀錄片裡尋找歸途》閱讀材料

　　來自四川的農民工張昌華夫婦，20年前開始在廣東打工，希望用微薄的收入撫育留在家鄉的一雙子女，使他們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可失去雙親陪伴、日漸成年的女兒張琴，選擇了退學離家，成為新一代打工妹，讓父母的夢想破滅。

　　“這樣的事情如果不被記錄下來，是我們這代人的失職。”範立欣，一位30歲出頭的中國導演，擼了擼袖子，猛吸一口氣，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說。

　　從表面上看，影片《歸途列車》講的是張昌華夫婦回家的路途，他們和所有農民工一樣，在售票視窗前失望，在綠皮車廂裡掙扎，在村口小路上放下又一年沉重的包裹。但範立欣沒有把鏡頭停止在旅途的終點，而是對準了空巢的老人，對準了1歲就成為留守兒童的張琴。

　　範立欣贊同一位網友的說法：如果是這樣的“現代化”會破壞一個國家最基礎的構成——家庭。

　　“從更深的層次看，影片要問的就是‘歸途’在哪裡?”他說，選擇春運這個題材，也是因為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各種矛盾，都能在這裡找到觀察點。影片與其說是在講春運，不如說“展現了一個困於昨天和明天之間的、中國農民工家庭命運的故事”。

　　成為“範導”之前，範立欣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名攝影師。時常下鄉的他，往往前一刻還在家徒四壁的鄉村工作，後一刻就在燈紅酒綠的三里屯聚會。這種強烈的反差讓這個“愛激動、愛打抱不平的人”更多地關注到城市化程序中持續存在的矛盾。

　　他曾經糾結和疑惑：也許，對這個國家而言，春運所折射的種種社會陣痛，都是難以逾越的階段。而他又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追問：那些苦苦追求最後一班列車的農民工，會不會被高速前進的社會列車拋到身後?

　　有人質疑：為什麼一定要把鏡頭對準蓬勃發展的中國背後那些小人物的辛酸，他們是社會的主流嗎?面對這樣的問題，範立欣放下杯子，向本刊記者一字一句地說：這是中國2.4億農民工的真實生活寫照。

　　2009年，在美國的聖丹斯電影節，北京一所中學的訪問團被安排觀看《歸途列車》。放映完畢後，一名男生激動地跑上臺，從範立欣手裡搶過話筒。他說，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自己看完後很傷心，他並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爸爸媽媽讓我好好學習了，因為他們想讓我把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好”。

　　孩子的責任感讓範立欣感到安慰。他覺得，在這個無法跨越的發展階段裡，每個人都可以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一些城市人的優越感，拿出更多的同情心和責任感，對農民工更加友好一點，哪怕是地鐵上讓個座，對餐館的小妹道聲謝。

　　一位美國中部的觀眾看完電影后，感謝範立欣讓他理解了在外貿服裝廠工作的張昌華，說看到他為改變兒女命運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親一樣，這是中國人的堅韌、努力以及對家庭的愛。而在以前，這個美國男人會抱怨，這些努力工作並把產品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工人，“把我們的飯碗搶走了”。

　　範立欣感慨，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人類情感，是共通的，紀錄片是一個可以讓外國人瞭解並理解中國的媒介。

　　在範立欣眼裡，紀錄片從融資、製作到發行，跟其他電影一樣，也是一個產業。在這個產業鏈裡，不是“誰給錢誰就是爺”，他和所有投資方都用合同的形式規定，製片人與投資者，無權干涉導演對影片的剪輯權。

　　眼下，範立欣正致力於對國內紀錄片導演進行培訓，讓他們更明白國際執行規則，學習撰寫提案等參與國際競爭的基本技巧。他同時開始尋找中國紀錄片“本土生存”的路徑。

　　《歸途列車》在7個城市“一城一映”之前，範立欣找過國有發行公司，可最少一百萬元的拷貝製作和宣傳費讓他卻步。後來，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內的7個城市，範立欣選定了每個城市的一家影院，用一個影廳長線定期放映《歸途列車》，票房收入雙方分賬。範立欣覺得，既然中國的城市還無法支撐起一家藝術電影院，那麼在商業電影院裡逐漸打造一個藝術電影廳，應該是可行的、有市場的，這有利於中國紀錄片業的發展。

　　隨著一年的春運進入尾聲，《歸途列車》在全國的展映之幕漸落，但“歸途”的故事不會結束，它事關春運、社會，也事關紀錄片在中國。

　　相關連結

　　①2013年範立欣在《·電影版》公佈的“全球20位40歲一下最有才華的電影導演”評選中金榜題名，成為該項評選中唯一華人導演。

　　②範立欣認為，任何一個故事、一群人都應當放在一個歷史時間段去看，一切現象的存在都是有更大意義的，在任何一個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社會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