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觀在中國閱讀答案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觀”在中國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讀，體現了當代中國史學家對巨集觀世界史學的嚴肅思考。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全球史觀在中國》閱讀材料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觀”在中國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讀，其中有些解讀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學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們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觀在中西不同語境中，引起許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為起點的，而西方中心論乃是西方世界史學發展的末端。不觸及根本，枝節末端問題是糾纏不清的。這一點，中西學者認識相同。

　　關於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曾聽到多名美國史學家說，該書並未跳出以歐洲為中心的“挑戰——應戰”模式。而中國學者同樣尖銳地指出：“斯塔夫裡阿諾斯自己的結構就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結構”，事實上仍把“現代化看作一種單向的歐化或西化的過程”。

　　對於斯塔夫裡阿諾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學者同樣歸因於方法論。巴勒克拉夫說，那些力求立場“客觀”的人，終於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為“他們身邊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卻全是由歐洲製造的，恐怕一時還不可能將它完全更換”。中國學者指出，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歷史學研究的諸多核心概念，如工業革命、現代性、資本主義以及個人自由”，西方史學家正是“憑藉這些基於歐洲特定經驗所產生的概念來闡釋歐洲對現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歷史的發展程序”。這種方法論的侷限，不僅西方學者“揮之不去”，非西方學者也難以超越。在這一點上，中西學者所見略同。為什麼“揮之不去”?根子還在於西方人所謂的一元的物質進步論。可見，認識方法只是表象，問題實質是價值標準。有一個問題問得好：假如由東方人按自己文化傳統書寫，全球史還會像當下流行的那樣充斥物質主義嗎?

　　於是，中外世界史學家都呼喚價值標準的統一。湯因比晚年曾經說過，要正確地認識全球性問題，唯有建立“世界國家”，重建人類統一的價值觀。中國學者齊世榮曾說，只有“各國學者……拋棄國家、民族的偏見，通力合作，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如實地反映各個國家、民族在人類世界上做過的貢獻，如實地反映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西方學者面對“誰來制定世界公民標準”、“誰來勾畫人類故事”的問題，發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嗎”的疑問。中國學者認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學家，就哪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哪一個時代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很難達成共識，只要在這些涉及價值的判斷上各執一詞，短時間內很難產出令人滿意的世界史。

　　面對這種困局，西方後現代主義選擇了“逃避”，而有些中國史學家也正在以類似方式使自己“樂觀”起來。有人說，既然統一的價值觀不可能形成，不如放棄對“主導性敘述”的追求，讓各個地區、各個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撰寫本文明的歷史，全球史體系留給讀者自己在比較中建構。另有人說，“每一位新的世界歷史敘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構世界歷史……我們不能要求作為個體的世界歷史敘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寫一部他人的世界歷史”，既然每個敘述者“都想表達自身的價值……***而***這些價值是否成為普遍價值卻依賴於讀者接受的程度”，那麼“重構世界史”就是“儘可能多地豐富世界歷史文字，令讀者可以按照培養自身世界觀的需要不斷進行選擇”。

　　無論是悲觀的感嘆，還是“樂觀”的建言，都體現了當代中國史學家對巨集觀世界史學的嚴肅思考。但我認為，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現有的話語體系基礎上***即使有濃重的西方色彩***，不斷修正和補充，以逐漸接近共識。當前，如果能夠將現代文明的困境考慮進去，把“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好生活”這樣的命題列入價值標準，將中國史學重視道德評價的傳統吸收進去，就能寫好世界史，裨益於和諧世界的建立。 ***選自《歷史研究》2011年第6期，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