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眾傳媒與中國現代性復興方略

　　論文摘要：中國現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夠成為人類現代價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與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獲得了在世界傳播的特性。中國現代性的傳媒復興之路，應當藉助政府、傳媒資本和知識分子等力量。
　　論文關鍵詞：大眾傳媒；中國現代性；媒介文化；復興
　　在全球化和數字傳播技術的語境下，中國現代性應當尋求復興和向世界傳播的路徑。在此過程中，政府、傳媒資本和知識分子均應承擔起責任。
　　一、中國現代性的文化精髓
　　從中國現代性對人類的意義來看，非但不落後，而且更具“現代性”，至少，應該成為人類現代價值的一部分。德國學者卜松山認為，“中國傳統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價值的因素。能夠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的基本倫理的一部分。特別是‘仁’即人類之愛***人道主義***的思想，它既是天賦的條件，又需要後天的修養，以達到人與人、人與萬物為一家的目的。”
　　中國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並不斷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種不斷更新的文化。艾愷認為，“中國文化本就是個融合許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於一體，卻同時又喜歡分門別類的文化。”在儒家獨尊以前，各種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態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斷接受異質文化***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的挑戰並吸收其精華的過程中，豐富、完善自身體系的。也許正是這種相容幷蓄的強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顯示出綿延韌性，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而且影響力涉及東亞和東南亞許多國家和地區。論者認為，就人類發展的整體而言，“中國文明的連續模式體現著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西方文明的斷裂型發展才是人類歷史的特殊現象。”亦即，以儒家文化為基本肌理的中國文化，因其連貫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視為人類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復該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續性理應是人類現代性發展的一個路向。
　　在梁漱溟看來，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特色是：“重視人與人的關係。它總是把家庭那種彼此親密的味道，應用到社會上去”，“互以對方為重”。因此，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集中體現在儒家的“和諧”思想上：在自律個體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會規範向度上，是以“禮”為中心的協調方式；在與自然相處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為精髓的非對抗方式；總體上。“儒教是一種關注人性和把正確的人際關係當做社會基礎的哲學。”***尤姆***梁漱溟認為，“儒家說的話，說來說去，不離開人，它從來不離開人，連鬼神他都不大談。”這種以人為中心注重人與萬物之間的和諧精神，相對於西方的現代性來說．體現出真正具有“現代”的面向。在哈佛學者艾愷看來，西方“現代化是一種使人類失去他們本性的過程”．最大的缺陷在於“道德上的損失”。
　　正如中國文化的開放和延續一樣．中國現代性應當包括中國的現代經驗。它是總體上延續中國傳統文化並吸納西方現代性的一個複合體。埃斯勒認為，“20世紀的中國所用的管理方式同兩三千年前就出現的思想高度地一致。”這種高度的一致性，還表現在對西方現代體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領導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形式下發展一種本土的意識形態，以對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一決定卻為儒家價值和鄉土觀念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中扮演一個有意義的角色開放了文化的空間。經歷了現代中國歷史的種種動盪不安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儒學反而從權力的陷阱、帝國政治體系以及壓制性的權威主義這些冒犯了五四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的東西中解放了出來。”
　　的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結合，重新釋放了儒學的活力，使中國現代性獲得了生機。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所提倡的和諧社會的建設，正是這種生命力的體現，並試圖以更為開放的姿態，面向世界。“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給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賦予新的內容，在現代的意義上對它作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新詮釋．重新認識到其自身傳統中的人道主義內容。”
　　二、媒介文化與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滲透，形成有別於傳統地緣和血緣文化的新型文化類別。在波德里亞看來，媒介將一種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這是一種置於啟蒙主義理智與非理性對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說，這種文化遊離於現代／後現代範疇之外，卻同樣能夠塑造人類生活的型態，製造某種新的認同。
　　這種新的媒介文化與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體現在對異質文化的親和性。它們同樣以一種相似性結構將與自身生活無關或者關係不大的事物進入日常生活當中，從而確立關聯。“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傳統不從狹隘的自我中心來定義人，也不從社會中心、人類中心來定義人。所以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即永遠要對其異質的東西保持親和感。儒家傳統的智慧就顯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個具體的人不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個在特殊命際互動影響中活動、存在而發展的人。”電視轉播、數字化影像傳播、虛擬社群等非領土化擴張式的傳播形式，都可以將那些被人為的社會分類方式區隔開的不同人群聯絡起來，將“他者”文化帶人到家中，帶人到日常生活體驗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觀，媒介文化與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為非現代的，同時又可以被視為真正現代的。因為，它們是以經驗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屬於人性的本真範疇。
　　其次，媒介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禮，無以立”、“思無邪”、“興觀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後與統治階層合流的教化體系，都是通過對人生體驗的感悟，獲得人之為人的道德準則。同樣．媒介文化在培育人們對社會認知和行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電視研究時，即提出：“所有的電視都是教育的電視，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麼?”晚近的研究表明，“電視以及其他媒體文化的形式在構建當代的認同性和塑造思維、行為等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與西方現代化過程提出種種抽象的理性自律條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過可以感知的具體形象，作為模仿的物件，來確立行為標準。“開始時，媒體文化提供的是觀眾可以認同和效仿的影象和形象。接著。它又通過其角色模型、性別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體性立場等。對某些行為和時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對其他的型別進行貶低和醜化，從而獲得了重要的社會化和使人適應文化的效應。”只是，儒家教化是一個由“小人”到“聖人”的人格理想化過程；而媒介文化則通過對各種“名流”的推崇，來樹立認同物件。
　　此外，在時空兩個維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時間。中國文化漠視空間，而將時間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視對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體現在多個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歷史的滄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國美學的重要質素。這一點同樣與當今的非領土化擴張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體驗壓縮了人們的空間感。人與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間的限制。因而，那種以自然界限將人劃分為不同種屬的方式，顯得缺乏合理性，而人們對“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將變得更為現實。就其對異質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顯示出巨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