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對於中國現代化轉型期大眾文化的意義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大眾文化成為中國目前主導的文化形態。然而。大眾文化具有的負面價值削弱了其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期的積極作用。因此，精英文化之於中國大眾文化的特定歷史意義在於，精英文化能夠對大眾文化進行必要的文化啟蒙，用形而上的緯度提升大眾媒體和大眾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內涵，使得大眾文化的發展符合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內在要求。
關鍵詞：精英文化 大眾文化 現代化轉型 文化啟蒙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市場經濟大潮的勃興，意識形態的日益寬鬆，中國社會的媒介形態和文化結構經歷了一個不平靜的由一元到多元的演變歷程，而由大眾媒介推動的大眾文化成為主導的文化形態，精英文化則處於邊緣化的狀態。本文探討的是在中國現代化轉型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精英文化立場對於大眾媒介的大眾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歷史意義。
一、大眾文化在中國現代化轉型期的負面價值
對於中國文化領域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大景觀便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在大眾傳媒時代伴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的程序而出現的。事實上，大眾傳媒自誕生之日起就已經開始了與大眾文化的聯姻，大眾媒介在大眾文化的建構中起著核心的、限定的角色，大眾文化也是一種媒介文化。或者說，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在文化表徵上往往呈現為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
而且令人擔憂的是，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的市場化導向，不僅會加劇媚俗的文化消費品的流行和氾濫，更重要的是會掩蓋消費主義背後隱藏著的中國社會現實的矛盾，遮蔽隱藏於消費關係中的權力關係，消解現實問題背後的制度追問。比如，貧富分化的加劇，社會分配的不公，社會底層的艱難，在逐利邏輯堂而皇之的高歌猛進之下，都在華麗而喧囂的消費主義大眾文化的覆蓋下被遮蔽和忽略了。哈貝馬斯曾指出，商業邏輯會導致媒體的非政治化傾向。報紙的內容由於商業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個人化和煽情，並以此作為促銷的手段。布林迪厄也發現，商業邏輯會導致媒體對收視率***發行量***的片面追求，讓媒體喪失其自身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乃是資訊的壟斷和排斥，排斥了公眾為行使民主權利應該掌握的重要資訊，使受眾的政治知識趨向於零，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並吸引到一些沒有政治後果的事件上去。。漸漸地媒體就以輕鬆的娛樂的東西剔除了公共領域的嚴肅內容。儘管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講，媒體的首要任務是激發公眾對國計民生、社會和國家安全等重大社會問題的關心，但是媒體越來越多地報道無關痛癢的小新聞，熱衷於小道訊息和煽情性新聞，將深刻重大的社會問題淺薄化，這無疑極易造成大眾精神境界的沉淪和文化理想的迷失。
大眾文化另外一個異常引人注目的特徵就是過度娛樂化，以娛樂取代理性思考和價值追問，而目前這股全球娛樂化狂潮正在席捲中國。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所言：“在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但是，娛樂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決不是一種自我選擇，而是在消費主義原則的支配下被控制、被操作的結果，娛樂實質上已經成為一種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表徵。因為娛樂是一種資本行為，所有娛樂產品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商品拜物教的痕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的娛樂均為複製的、模式化的，雖然從表面看上去形式多樣，豐富多彩，但其內容卻顯得蒼白而貧乏，模式是千篇一律的，結構是簡單重複的，趣味是膚淺平庸的。歸根到底這畢竟是一種表面化的生活方式，無法解決人類深層精神困境的種種問題。
究其實質，這種消費性主導的大眾文化，是建立在放棄意義追問和現實思考的前提下的。大眾文化在給人們帶來享樂和滿足的同時，會抑制人們的判斷能力，消解人們對現實的不滿與內在的超越緯度，使大眾習慣於無思想的平面化的生存模式。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曾分析揭露了西方大眾文化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使人們失去思想和深度，從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現實，沉溺於無思想的享樂，從而維護資本主義的統治。“文化工業的產品到處都被使用，甚至在娛樂消遣的狀況下，也會被靈活地消費。……文化工業的每一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再現為整個社會所需要塑造出來的那種樣子”。當人們以經驗的直接性取代價值的超越性，以瞬間的體驗取代永久的回味和深層的思考，人類那些那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些深刻的、內在的、獨特的東西便被遮蔽和忽略了。
總之，大眾文化如若無節制的產生和擴張，一方面不僅會淹沒文化藝術追求個性、反抗現實的自由超越精神，使之墮落為一種平庸的的商業性文化消費；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在技術理性的壓迫下，還會使人成為物的附屬，導致人的主體性的喪失。遺憾地是，我們看到在當下的中國社會中，隨著大眾文化的市場化程度加深，中國的大眾文化已經開始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裹挾下攻城掠地、戰無不勝，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思潮逐漸盛行且日益氾濫，導致了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價值的缺失，和現代人心靈的無所昄依等等一系列問題。這一切已經成為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媒體領域和文化領域迫切需要反思的問題
關鍵詞：精英文化 大眾文化 現代化轉型 文化啟蒙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市場經濟大潮的勃興，意識形態的日益寬鬆，中國社會的媒介形態和文化結構經歷了一個不平靜的由一元到多元的演變歷程，而由大眾媒介推動的大眾文化成為主導的文化形態，精英文化則處於邊緣化的狀態。本文探討的是在中國現代化轉型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精英文化立場對於大眾媒介的大眾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歷史意義。
一、大眾文化在中國現代化轉型期的負面價值
對於中國文化領域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大景觀便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在大眾傳媒時代伴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的程序而出現的。事實上，大眾傳媒自誕生之日起就已經開始了與大眾文化的聯姻，大眾媒介在大眾文化的建構中起著核心的、限定的角色，大眾文化也是一種媒介文化。或者說，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在文化表徵上往往呈現為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
而且令人擔憂的是，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的市場化導向，不僅會加劇媚俗的文化消費品的流行和氾濫，更重要的是會掩蓋消費主義背後隱藏著的中國社會現實的矛盾，遮蔽隱藏於消費關係中的權力關係，消解現實問題背後的制度追問。比如，貧富分化的加劇，社會分配的不公，社會底層的艱難，在逐利邏輯堂而皇之的高歌猛進之下，都在華麗而喧囂的消費主義大眾文化的覆蓋下被遮蔽和忽略了。哈貝馬斯曾指出，商業邏輯會導致媒體的非政治化傾向。報紙的內容由於商業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個人化和煽情，並以此作為促銷的手段。布林迪厄也發現，商業邏輯會導致媒體對收視率***發行量***的片面追求，讓媒體喪失其自身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乃是資訊的壟斷和排斥，排斥了公眾為行使民主權利應該掌握的重要資訊，使受眾的政治知識趨向於零，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並吸引到一些沒有政治後果的事件上去。。漸漸地媒體就以輕鬆的娛樂的東西剔除了公共領域的嚴肅內容。儘管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講，媒體的首要任務是激發公眾對國計民生、社會和國家安全等重大社會問題的關心，但是媒體越來越多地報道無關痛癢的小新聞，熱衷於小道訊息和煽情性新聞，將深刻重大的社會問題淺薄化，這無疑極易造成大眾精神境界的沉淪和文化理想的迷失。
大眾文化另外一個異常引人注目的特徵就是過度娛樂化，以娛樂取代理性思考和價值追問，而目前這股全球娛樂化狂潮正在席捲中國。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所言：“在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但是，娛樂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決不是一種自我選擇，而是在消費主義原則的支配下被控制、被操作的結果，娛樂實質上已經成為一種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表徵。因為娛樂是一種資本行為，所有娛樂產品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商品拜物教的痕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的娛樂均為複製的、模式化的，雖然從表面看上去形式多樣，豐富多彩，但其內容卻顯得蒼白而貧乏，模式是千篇一律的，結構是簡單重複的，趣味是膚淺平庸的。歸根到底這畢竟是一種表面化的生活方式，無法解決人類深層精神困境的種種問題。
究其實質，這種消費性主導的大眾文化，是建立在放棄意義追問和現實思考的前提下的。大眾文化在給人們帶來享樂和滿足的同時，會抑制人們的判斷能力，消解人們對現實的不滿與內在的超越緯度，使大眾習慣於無思想的平面化的生存模式。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曾分析揭露了西方大眾文化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使人們失去思想和深度，從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現實，沉溺於無思想的享樂，從而維護資本主義的統治。“文化工業的產品到處都被使用，甚至在娛樂消遣的狀況下，也會被靈活地消費。……文化工業的每一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再現為整個社會所需要塑造出來的那種樣子”。當人們以經驗的直接性取代價值的超越性，以瞬間的體驗取代永久的回味和深層的思考，人類那些那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些深刻的、內在的、獨特的東西便被遮蔽和忽略了。
總之，大眾文化如若無節制的產生和擴張，一方面不僅會淹沒文化藝術追求個性、反抗現實的自由超越精神，使之墮落為一種平庸的的商業性文化消費；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在技術理性的壓迫下，還會使人成為物的附屬，導致人的主體性的喪失。遺憾地是，我們看到在當下的中國社會中，隨著大眾文化的市場化程度加深，中國的大眾文化已經開始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裹挾下攻城掠地、戰無不勝，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思潮逐漸盛行且日益氾濫，導致了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價值的缺失，和現代人心靈的無所昄依等等一系列問題。這一切已經成為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媒體領域和文化領域迫切需要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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