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金太爾反自由主義思想研究

　　摘要：麥金太爾通過對當代西方與前現代社會道德狀況的比較，指出當代社會道德衰敗的標誌就在於德性本身的喪失。通過對自由主義的審視，他進一步指出德性喪失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的興起。雖然自由主義者對這一論斷進行了反駁，但卻無法從根本上否認麥金太爾反自由主義思想對現代西方社會所具有的矯正意義。

　　關鍵詞：麥金太爾;自由主義;反自由主義;德性

　　自由主義思想在現代西方政治文化中佔據了極為重要的位置。對此，麥金太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指出:“現代政治制度內部的當代爭論幾乎是排他性地在保守派的自由主義者、自由派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派的自由主義者之間展開的。在這種政治制度中幾乎沒有對制度本身的批判，即對自由主義的質疑的立足之地。”但是，自由主義的此種強勢地位，並不能代表自由主義思想本身已成為西方社會的共識。實際上，隨著理論體系的逐漸展開與對現實道德實踐影響的不斷加深，自由主義自身所具有的侷限性也開始展現在人們面前。此種背景下，一些學者試圖擺脫自由主義的思維框架，從外部對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批判。在這些形態迥異的反自由主義思想中，麥金太爾的理論無疑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德性的墮落:麥金太爾反自由主義思想的起點

　　麥金太爾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他對當代西方道德狀況的關注密切相關。在他眼中，相對於健康而有序的前現代社會而言，當今的西方社會則顯得混亂而病態。這種病態，最主要的標誌就是對道德權威的懷疑與道德秩序的混亂。在此種狀況下，人們不僅無法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作出統一的道德評判而只能陷人無休止、無意義的爭論當中，而且在對道德的追求上失去了統一而終極的目標而只能停留於對零散而無序的道德教條的論證和因循。可以說，道德已喪失了其自身的價值與同一性，淪為一種工具性的、碎裂的存在。

　　通過將當代西方與前現代社會的道德狀況加以比較，麥金太爾指出，此種道德衰落的景象，並非貫穿於西方社會歷史的始終，而只是現代以來西方社會所獨有的表徵。他認為西方的歷史本身就是一個道德逐漸衰敗和枯萎的過程，也是德性本身逐漸斷裂乃至消逝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德性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複數的德性”到“單數的德性”再到“德性之後”。其中，“複數的德性”是一種古典的道德，強調的是德性有一個支配性的人生目的。在此階段，人們對道德的遵守，是其內心德性的要求，也就是說，“善”本身就是人們追求的目標。“單數的德性”階段所強調的是單純道德方面的德性，其實質是道德向非目的論的、非實質性的方向發展。麥金太爾認為，進人近代以來，由於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摒棄，德性已喪失了社會背景而處於生活的邊緣，道德的建設演變成對道德規則的論證，其結果是道德只意味著對規範的服從，即成為所謂的“規則的道德”。這種“規則的道德”，實際上帶有將道德工具化的傾向，它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自利的個體之間的矛盾紛爭。這裡隱含了一個預設，即道德只是人們滿足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它自身的價值在於可以使人們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如果人們找到另一種能夠獲取更大利益的手段，那道德本身就不再具有意義。“德性之後”的時代則是一個不再有統一的德性觀、價值觀的時代。麥金太爾認為，自由主義所強調的“規則的道德”，實際上就是德性發展到“單數的德性”階段的表現，在此階段，思想家們對道德規則的論證，都以失敗告終，這就必然導致德性之後時代的來臨，也就是道德觀的徹底失落。可見，在麥金太爾看來，不僅當代所主張的道德已經背離了歷史上存在的道德的原意，更為嚴重的是，歷史上曾是道德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必定逐漸消逝，這本身就標誌著一種衰退、一種嚴重的文化喪失。而且，他在這裡所強調的喪失，並不單只是某些具體道德內容的喪失，而是作為完整的德性本身的喪失。換句話說，歷史中曾存在的完整的德性，在現代已經被完全毀壞，剩下的只是單向的道德語言與道德現象。西方社會的此種發展路向，必然導致道德的完全崩潰。

　　二、德性喪失的根源:麥金太爾對自由主義的指責

　　在麥金太爾看來，造成當代西方社會道德衰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以個人主義和情感主義為特點的自由主義的興起。他從幾個方面闡釋了自由主義對於傳統道德的衝擊。

　　1.認為自由主義對道德權威的懷疑導致了統一道德原則的缺失。自由主義的一個根本目標，就是論證權威與宗教的非法性，以此使人們從思想和道德上擺脫權威的栓桔。而在麥金太爾眼中，自由主義的這一目標恰恰是造成統一道德原則缺失的禍首。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他十分強調權威的意義。他指出:“一種實踐，既要獲得其利益，也涉及到卓越的標準和服從規則。進人一種實踐，就要接受這些標準的權威性，自己行為活動的不當處，依這些標準來裁決。自由主義對權威的質疑，必然使人們的行為失去固有的規則。對於當代道德的困境，他指出:“道德行為者從傳統道德的外在權威中解放出來的代價是，新的自律行為者的任何所謂的道德言辭都失去了全部權威性內容。雖然道德行為者可以擺脫神的律法、自然的目的論獲等級制度的權威的約束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但是此種主張卻無法在根本上為自身尋找證明，並得到其他人的認同。他指出，現代自由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缺乏虔誠與敬意。啟蒙哲學家將忠誠的銷蝕稱為道德進步，實際上那不過是道德腐敗的症狀。因此，對權威的質疑，實際上就意味著道德原則確定性的崩潰。

　　2.認為自由主義所帶有的個人主義和情感主義的色彩，造成了道德領域中的混亂與無序。在他看來，自由主義強調對已有的道德規範進行重新的審視，而此種審視的基礎實際上是個人主義和情感主義。因此，在對以往的道德進行批判和置疑的同時，自由主義根本無法建立一個新的統一的道德原則。自由主義對自我意識的強調，必然造成當代道德的困境，即不存在絕對合理的權威，所謂的權威都是主觀的、相對的，也都只是相對於某個個體而言的。人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必然陷人爭論，而且此種爭論必然是無結果的。以個人主義與情感主義為基礎，人們在爭論中所採取的立場，往往並不是因為有某種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只是源於一種非理性的決定。由於爭論的雙方所持有的無法溝通的理論立場，使爭論必然成為斷言與反斷言的爭吵。這導致一個嚴重後果，就是道德確定性的缺失。可以說，自由主義的興起促成了統一的、非個人的、道德尺度的消逝。

　　3.認為自由主義以個人權利為基礎對功利化推崇，導致了道德本身的工具化。在麥金太爾看來，真正的道德必然是一種德性的道德。在對德性的界定中，他首先區分了內在利益與外在利益。所謂內在利益，就是一種實踐本身所內在具有的利益，它必然蘊涵於此種實踐的過程本身，而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而獲得。與之相對，外在利益則指通過任何一種實踐所帶來的外在於其自身的佔有物，對於此種佔有物而言，實踐本身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因而也是可以替換的。可以說，內在利益強調的是實踐的過程，而外在利益注重的則是實踐的結果。以此區分為基礎，麥金太爾認為:“德性是一種獲得性人類品質，這種德性的擁有和踐行，使我們能夠獲得實踐的內在利益，缺乏這種德性，就無從獲得這些利益。可見，德性本身是一種目的性的存在，對德性的追求與人類自身的美好生活是等同的。而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強調以及以其為基礎的情感主義的盛行，必然伴隨著對個人價值的功利性強調。對自我權利的強調，必然使自我凌駕於社會與他人之上，進而使自我之外的所有事物成為滿足自我的工具性存在。此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使得德性失去了作為目的而存在的基礎。因此，當代所謂道德，實際上並非作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德性，而只是德性自身基礎喪失後而遺留下的類似於禁忌的道德規則。當然，此種道德規則並非是完全無意義的存在，但其意義卻僅侷限於作為協調人際關係的一種工具，或者說是人們獲取自身外在利益***功利化的價值觀已經使內在利益成為一種空想***的工具。德性本身的喪失和道德規則的工具化，使得當代社會西方道德衰落成為一種必然，畢竟作為工具而存在的道德對於一心實現自身利益的個體而言，其約束力只能是暫時而相對的。

　　可見，麥金太爾認為自由主義本身與傳統的德性道德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的興起，在客觀上動搖了傳統道德存在的基礎，促成了德性道德的的喪失，進而從根本上造成了當代西方道德衰落。此種認識，實際上就是麥金太爾反對自由主義的原因，同時也是他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的邏輯起點。以此為基礎，他對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作出了與自由主義不同的界定。他認為，對個人的界定必須以社會為基礎，個人權利和利益也必須以社會利益的實現為保證，從這個意義上講，個人與社會是統一的。只有承認此種統一，客觀的道德原則才具有成立的基礎，個體間的道德分歧才能夠得以整合，道德本身才能真正擺脫工具化的境遇而成為目的性的存在。當然，此種統一與自由主義在理論上是不相容的，它只存在於前社會的社群中。因此，麥金太爾主張重建社群，使人們走出自由主義的陰影，從而實現向德性本身的復歸。

　　三、自由主義者對麥金太爾思想的反駁

　　針對麥金太爾的批判，自由主義者們也進行了反駁。

　　1.認為麥金太爾將自由主義視為當代西方道德衰落的根源是錯誤的。他們指出，麥金太爾通過對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比較來證明當代社會的道德衰敗，並將此種道德衰落的原因歸結為自由主義的興起，這一論證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虛構。雖然他對於現代社會道德狀況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重要的是此種道德狀況實際上並非當代所獨有。他批判當代缺乏統一的道德原則，指責當代的道德在實質上只是以往道德的碎片，這就意味著在他看來此種道德不和諧是當代所獨有的，或者說在前現代社會此種狀況是不存在的。但是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卻發現此種沒有盡頭的和無法解決的道德爭論是貫穿於人類歷史始終的。他們指出，麥金太爾本人也承認，即使在中世紀道德原則也不是完全統一的，即“就中世紀文化畢竟是一整體而言，它是多種根本不同的和相互衝突的成分的一種脆弱的和多元性的平衡。要理解德性的理論和實踐在這一文化中的地位，就必須要認識到在中世紀文化裡的哪些絞在一起的不同的和相互衝突的各種成分。以此為基礎，自由主義者認為麥金太爾將統一的道德原則的缺失視為當代道德衰敗的標誌，並以此為理由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矛盾。此外，當代的道德並不像麥金太爾所描述的那樣是前現代社會道德的墮落。如果面對歷史本身，就會發現在當代所存在的道德上的敗壞和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是沒有本質區別的。而且，從某些角度來說，當代不僅存在著基本的道德原則，更為重要的是此種道德原則遠比前現代社會進步得多。對此，斯蒂芬·霍爾姆斯就指出:“甚至今天極其反動的人也不會夢想著重建奴隸制，然而，最開明的雅典哲學家們明顯地從未夢想過要廢除它。……這是為所有當代自由主義社會的成員共有的一個道德前提。它正是麥金太爾所聲稱的現在不會存在的那種規則。既然當代社會的道德弊病並非現代社會的特徵，前現代的道德狀況也並不比當代道德狀況更值得稱頌，那麼將西方社會的歷史視為道德衰落的過程就是一種虛假的歷史觀，將自由主義視為道德衰敗的根源這一論斷也就失去了現實的基礎。

　　2.從論證方式上而言，自由主義認為麥金太爾同樣存在著錯誤。他們認為，麥金太爾和其他反自由主義者一樣，都忽視了自由主義理論本身與自由主義社會現狀之間的差異，並進而混淆了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對自由主義社會的批判。他們指出，當代西方社會的道德狀況和政治狀況的確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是不能簡單地將這些問題完全歸為自由主義的理論本身。實際上，這些問題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同樣是急需解決的。可以說，在某些層面上，自由主義者和麥金太爾所反對的恰恰是同一些東西。因此，由對自由主義社會中現實弊端的批判，不能邏輯地引出對自由主義理論本身的批判。此外，麥金太爾通過對社群的稱頌而反對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也是缺乏必要的理論前提的。在他們看來，所謂的完美的社群，是從來不曾存在的。通過對歷史上社群的客觀審視，可以發現其中存在著無法令人接受的歧視與壓迫。社群中的個體不僅受到等級制度的束縛，同時更要受到種種以社群本身為名的迫害。可以說，個體並不像麥金太爾所描述的那樣統一於社群，而只能作為社群本身的工具而存在。實際上，儘管麥金太爾一貫強調德性本身的目的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將德性與個體對社群的貢獻聯絡在一起。這就造成了其理論自身的矛盾，既要避免將個體作為一個功能性的概念，強調個體作為自身的目的性意義;又不得不將個體置於社會角色當中，強調個體對社群的道德義務就是美德本身。在自由主義者眼中，麥金太爾雖然力圖通過對前社會中事實與價值的統一來將矛盾的雙方加以統合，但此種調和卻是不成功的，因為這兩種美德的概念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此種矛盾削弱了他論證的力度，也造成了他在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過程中論證方式的兩重性。以此為基礎，自由主義者進一步指出，麥金太爾所力圖建立的社群，根本是一種虛幻的存在，而他所希望的社群與個人的真正統一，也不可能在現實中得以實現。

　　四、對自由主義的矯正:麥金太爾反自由主義思想的意義

　　自由主義針對麥金太爾的批判所進行的反駁是缺乏力度的，原因在於:

　　1.麥金太爾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重點是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理論與自由主義社會的弊端是無關的，並以此為理論基礎，指責麥金太爾混淆了對自由主義社會的批判與對自由主義理論本身的批判。可是此種指責與其理論基礎一樣，都是缺乏論證的。雖然如自由主義所反駁的，當代西方社會的弊端同樣是他們批判的目標，他們構建理論的本意並不必然蘊涵著社會現實的弊端。但是，一種理論本身的理想與其社會影響並非簡單的一一對應，也就是說，理論所起到的社會影響往往不同甚至脫離於理論本身所蘊涵的理念。沃特金斯曾指出:“有關現代極權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開創性著作，多半出自於現代自由主義的提倡者而非敵對者。可見，理論的發展有著相對獨立的機制，其最終的社會影響往往走向構建理論時所懷有的美好願望的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自由主義者也對當代的道德與政治狀況進行批判，但卻不能因此否定自由主義理論本身對於此種狀況的出現所應該擔負的責任。事實上，自由主義對權威的質疑與對個體獨立的強調，必然在客觀上造成整個社會範圍的功利化傾向與情感主義色彩，儘管這並不是他們最初所希望的。因此，麥金太爾將當代道德衰敗的原因歸結為自由主義的興起是有一定道理的。

　　2.麥金太爾對前現代社會道德狀況的稱頌，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前社會的道德水平絕對高於當代。他並不反對社會的進步，也並不質疑社會進步所帶來的文明程度的提高。他所反對的是德性本身的墮落，他所要強調的是，在前現代社會存在著一種對道德本身的理解，此種理解對於德性自身的發展和延承是必要的。雖然如自由主義所指出的，道德原則的缺失並非現代社會所獨有的標誌，而是普遍地存在於包括中世紀在內的前現代社會，但是，麥金太爾所要闡述的並非是前現代社會已經具有統一的道德這一事實，而是要強調當時存在著建立統一的道德原則所必須的思維模式與社會背景，以及對德性本身的內在需要。而自由主義的理論在客觀上動搖了統一的道德原則存在的基礎，並使對德性本身的需要淪為一種對道德規則的工具化的論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麥金太爾將西方歷史的發展描述為德性本身的墮落。

　　麥金太爾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現實意義，但並不能因此而認為他所構建的理論可以完全取代自由主義理論。實際上，麥金太爾本身也無法完全擺脫自由主義的語境。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哪怕社群主義在學術界再轟轟烈烈，只要西方社會的經濟、社會結構不發生重要變更，就不可能對作為西方社會之基石的自由主義和個體主義在實踐層面構成實質性的全面挑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講，麥金太爾實際上只能算作一個溫和的反自由主義者。他“在言辭上低毀自由主義，但當面臨實際選擇時，卻流露出對自由主義的保障與自由的讓人驚訝的喜愛”;他並不是反對自由主義社會，而只是希望診斷自由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弊病，這一點實際上與自由主義者並無很大的區別。因此，麥金太爾的反自由主義思想，實質上可以視為西方文化內部對自由主義本身弊端的審視與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