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曾國藩的家庭教化倫理思想

　　摘要：曾國藩在繼承中國傳統家庭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對傳統的家庭教化理論進行了深入闡釋，他把家庭作為倫理教化的基礎，提出要將治家與教子合二為一，知德與意趣要兼相修養，努力做到自立自強與剛柔並濟，並且將立身與養身相統一。

　　關鍵詞：曾國藩　　家庭教化　　倫理

　　在中國傳統家庭倫理思想中，重“教化”是一個重要的特徵。在“教”和“化”之間，“教”是一種外在的灌輸，“化”是一種內在的用功;“教”需要通過“化”才能表現出其功能，“化”也必須通過“教”才能顯現出其目的。曾國藩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思想，特別重視家教，而且不遺餘力。曾國藩認為“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他將整個家庭作為培養子弟的基地，使治家與教子合二為一，相得益彰。曾國藩的家教倫理思想，可借可鑑之處很多，本文試論之。

　　一八本傳世，除傲戒惰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i日，曾國藩在戰局危急之際給他去的兒子寫了一封類似於遺囑的家書，對曾家三代的家教法則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祖父星岡公是“八字三不信”，父親竹亭公是“專重孝字”，他自己則是“八本三致祥”。三代人的治家法則，各有各的特色，也反映了三代人治家的不同側重面。曾國藩對祖父星岡公的治家法則極為推崇，可以說曾國藩的“八本三致祥”傳承於其祖父的“八字三不信”，曾國藩在家信中多次交待：“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以後吾家兄弟子侄，總以恪守星岡公之繩墨為要。”

　　曾國藩依從其祖父星岡公的治家之法，再三強調家中兄弟子侄要不折不扣地維護和執行，因為這在曾國藩看來。這二“八”二“三”，是他們家族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總結。正是因為其祖父的八字三不信使他們的家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繁榮，也正是因為他們對這八字的不斷踐履，才有了家門昌盛。由於曾氏家族對於他們的家訓之精髓能夠代代相傳，恪守不謬，尤其是經過曾國藩這一代又把他發揚光大，對於子侄後輩又言傳身教，勤於教誨與督導，因此即使曾國藩不能“金榜題名”成為朝廷大員或封疆大吏，曾家也可算得上是一個較為殷實正道的耕讀之家。曾國藩以八本堂的八句話為經，以星岡公的八個字為緯，經緯連貫，便形成了一套治家的理論體系。

　　為了教導好兄弟子侄做到這二“八”二“三”，曾國藩在此基礎上，要求兄弟子侄除傲戒惰。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他在寫給四弟國潢的信中說道：“家中僱長沙園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諸子侄無傲氣否?傲為凶德，惰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儆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

　　在曾國藩看來，“八本八字”與戒傲戒惰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前者是興家之道，而後者是“保家之道也”。

　　二、知德意趣，兼修兼成

　　讀過曾國藩家書的人通常都會感到：做曾國藩難，做曾國藩的兄弟子侄更難。他是這樣一位兄長和父伯：學問淵博，見識廣遠，閱歷豐富，位高權重，要求嚴格，他把所有的經驗、智慧、理想、已成之志、未競之業全部壓過來給兄弟子侄。當然曾國藩又是幸運的，做曾國藩的兄弟子侄也是幸運的，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識、經驗和智慧都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兄弟子侄。

　　在曾國藩的治家思想中，他所希望的是，兄弟子侄們通過家教傳統和自修自勵，成為一個個品德高尚、身心健康、智慧敏達、懂得生活而又善於生活的人，用現在的語言來表達，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他對子弟讀書、做作文都極為關注，當然，曾國藩尤為重視道德品質的教育和培養。

　　曾國藩認為，在立德、立功、立言當中，立德最難。它不可以一日見功，需要的是長期的修養過程。雖然立德最難，但總會有收穫，只要“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德業並增”，“傢俬日起”的目的還是有望達到的。

　　曾國藩說：“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為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餘家之幸也。”

　　改過修德，為善務實，這是曾國藩一貫的思想，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君子慎獨論》，他認為，“獨”是所有的人都共有的東西，但不同的人在面臨“獨”的時候，產生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因此必須“慎獨”，這也是“入德之方”。

　　修德確乎重要，作為一個全面的人，則既要有高尚的道德，還要有一定的本領和健康的身體，因此，曾國藩強調四個方面至為重要，他在日記和家書中寫道：“是日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日慎獨則心泰，日主敬則身強，日求仁則人悅，日思誠則神欽。”曾國藩所要求的，是後代的全面發展。他認為，只有智德兼修，品行高尚，勤於動手，那麼不管是居於盛世抑或是亂世，都既可自我保全，又可以惠及他人。

　　三、自立自強。剛柔並濟

　　曾國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既具有謙謙君子的一面，又具有強毅強硬甚至倔強固執的一面。他沒有把自己造就成為一個懦弱不堪的書呆子，也沒有把自己混同為封建官場中奴顏婢膝、左右逢緣的掮客。這一切，都取決於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設計。他選擇了內外雙修路徑，持身以正，處世以方，同時以扶危救困為旨歸，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家而治國。因此在他身上。同時體現了“聖賢”“豪傑”兩種人格特徵。他力求二者互為補充，臻於完美，所以時人譽之為“聖相”。曾國藩特別強調自強，他認為“強”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關，正所謂“強”字乃立身之本。首先，“強”有剛強之意，“古來英傑，非有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嗍。其次，“強”蘊涵了倔強和剛毅，曾國藩主張男兒一定要有“倔強”的素質和“強毅”的精神，他在給郭嵩燾的詩中說：“至情宜倔強，吾道有藩籬。”在另一首詩中又說：“丈夫守身要倔強，只有艱厄無愁猜。”在《九詩》中說：“丈夫貴倔強。”這裡曾國藩所指的“倔強”並不是那種固執己見、剛愎自用，而是一種“強毅”的精神。用曾國藩的話來說，就是不辭勞苦，不畏艱難，“而強之勤勞不倦，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換句話說，就是強制自己事事勤勞，敢於迎難而上，持之以恆，就是“強毅”，也即是“剛強”。

　　另外曾國藩所要求的自強自立，還有另外一層涵義，那就是“強作強為”，也就是他常說的“勉強”。按照他的解釋，“勉強”就是“盡人事，聽天命”。曾國藩經常用此二字教育兄弟後輩，激勵部下，同時也鼓勵自己。他經過認真總結，認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天命”“天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人力”“學問”卻在於人的自身。在曾國藩看來，“勉強”的精義有二：其一，就是要培養自身的素質，樹立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自暴自棄。即曾國藩所言的“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譭譽!”其二，就是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般成大事業者，開始創業時，會遭遇重重險阻，從當時的情況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因此心灰意冷，就此放棄，恐怕也就沒有那麼多留名史冊的豪傑，歷史也將單調乏味。

　　曾國藩的自強自立，還有一種“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曾國藩以自強為立身之本，所以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五月給曾國荃的信中寫道：“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強自立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侵強御之意。”曾國藩給老弟這樣表露出他的心跡，既是自譽，也是一種教育;既是一種主張，也是一種理論。

　　另外，曾國藩還強調，人要自強，但不能走向極端。“倔強”也好，“勉強”也好，“硬字”也好，都不應該是“橫霸蠻”，即不應該是“剛愎自用”，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就此作了明確的界定，他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從認識上，曾國藩能明確看出“強毅”和“剛愎”二者的差別，然而，在實際運用中，要好好地把握二者的差別，確實不是那麼容易。在長期的實踐和不斷地總結中，曾國藩提出，要想避免“剛愎”，就應當用別的方法來加以補救和規制。其中的要訣就是“以柔制剛，以明補強”。

　　為了糾正“強”字之弊，曾國藩還經常將“明”、“強”二字放在一起講。明即精明、高明，它代表了一個人的學識、見識、智慧。如果見事明白，有遠見，凡事能辨明是非曲直，加上強毅的精神，必能暢行無誤。倘若將愚昧昏庸與“強”字相結合，只能導致胡擾蠻纏，剛愎自用。

　　四、以志立身。以靜養身

　　曾國藩作為一位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統的擔當者，不僅對“志”的含義和作用深有體會，而且在自己發憤立志的同時，對其家人反覆訓導。

　　曾國藩把“立志”看作是個人立身立業之本。曾國藩要求兄弟們立志，因為他深深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則，立志有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他在寫給四位兄弟的信中要求他們要自立志以成大業，不可浪費青春時光。“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藉助於人!‘我欲，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他認為人如果能立志，那麼他就可以為聖人，做豪傑，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做到的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志向，那麼雖然天天與聖賢豪傑在一起，但最後可能還是聖賢終歸聖賢，豪傑終歸豪傑，自己仍是自己，就會“與自己了無干係”。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曾國藩更加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巨集圖大志：“國藩既從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同、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途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顯然，曾國藩所立之“志”是其大者，即“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但同時也不放棄其小者，即齊家旺族。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他確實實現了其所立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曾國藩有此信念，加上他自身的勤奮、堅忍和機運，使曾國藩成了清代“中興之臣”。

　　在曾國藩看來，“立志”即“換骨”之“丹”，就象極為靈驗的神藥，可以使一個一般的人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志存高遠的人。既然“立志”即“丹”，那麼，“丹”之“主藥”是什麼呢?曾國藩認為，“主藥”就是讀書。讀書可以增長知識，增長知識是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這一切又以立志為基礎，同時，又是為了更好地更高地立志。所謂讀書可以養氣，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曾國藩自身對讀書持之以恆，要求兄弟子侄也要如此。他說：“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也就是說，在曾國藩看來，要立志，立大志，讀書是最好的途徑;就是讀書本身，也要立志。他說：“蓋十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此諸弟勉之而已。”

　　曾惆藩認為志向可變，但“本志“不能變。人的志向不是一次就能立定下來的。因為一個人要立定志向，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人的志向可能會根據不同的條件和環境進行調整。但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最基本的志向，無論環境、條件怎麼改變，這個最基本的志向一般不會動搖，這個志向就是本志。縱觀曾國藩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他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業驚人，或立志出人頭地，或立志掃平“洪楊”。但是，他“民胞物與，內聖外王”的本志並沒有改變過，是矢志不移的。

　　曾國藩認為，本志不可移，並且把持之以恆看作有成無成的重要體現。他在家信中以自責的方式教導子侄說：“餘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為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曾國藩以“本志”變化為“內恥”。而實際上，曾國藩並沒有真正改變他的“內聖外王”的“本志”，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就立志要成為一嗚驚人的“孤鳳”，要成為馳騁雲霄的“蛟龍”，於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在這裡，曾國藩強調的並不是他改變本志的問題，而是強調要“立志有恆”。他說：“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為作聖之基。餘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恆’字。”他自己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這十二條是：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無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曾國藩按此一生行之不輟。除此以外，他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歷練、本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有心得，曾國藩就自覺記錄下來，他從道光十九年***1839年***開始做詩文鈔，並且開始寫日記，後來基本沒有間斷過。從咸豐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斷過一天。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生病臥床，他仍然照記，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止。就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看出曾國藩持之以恆的精神。

　　曾國藩認為，“靜”和“志”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他提出，沒有“志”，心就沒有“定向”，心沒有“定向”，那麼，就不能“靜”，不能“靜”就不能“安”，“其根只在志”。因此，曾國藩所主之“靜”，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修身之道，作為一種養生之道，曾國藩也有“靜坐”的主張，但那不是主導。曾國藩在自己不斷修練的過程中，同時也把“主靜”這一理念傳之家中。但是曾國藩把他所主之“靜”和佛禪的“人定”區分開來。

　　他所說的“靜”不是佛禪的無所作為、毫無生機的枯坐或寂照，而是孕育著生機和發展的“靜”。他強調必須用心去體驗“靜”中的“動”，所謂一陽初動，萬物由此生長，才可以說靜極，可以說喜怒哀樂還未生髮，才是寂然不動之體。不然的話，一味求靜，心如死灰，自認為是靜，實際上生理的機能都喪失了，這不叫靜，一旦遇有外在的干擾，心又會開始浮動起來。“靜”是一種功夫，看似靜，其中卻又孕育著萬物生機，這是要通過細心體味才能感受到的。

　　對於動靜之關係，曾國藩也作出了深入思考。他認為，從因為戒懼而約束自己，以至於在至靜的境界中，沒有什麼偏頗，內心之操守不失，則達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種綿綿不息的樣子，就是由動而到靜。而從“慎獨”而精進，以致在待人接物方面極少差錯，沒有不合適、不正確的地方，則達到了“和”的境界，萬物南此化育，這種肅穆之象，是由靜到動。從靜到動，有神在那兒主持;從動到靜，有鬼在那兒司察，動靜之間的這種迴圈往復，靠“敬”來加以貫穿。

　　動靜可互相轉化，這是曾國藩對動靜的一種哲學的思辨，正是有了這種思辨，曾國藩很好地掌握了動靜之間的關係，動中有靜，靜中寓動，動靜之間他遊刃有餘。從實際的為人處事著眼，曾國藩認為要做到靜，首先要將一切事物看淡。清靜淡泊，將世間萬物尤其是名利之心拋開，才能解脫一切煩惱的束縛，得以逍遙暢遊人生。他告訴兄弟子孫，聲名富貴，皆由天定，不得勉強，要“一概淡而忘之”。雖然，從鬼神司主到悉由天定，曾國藩表現出一種“宿命”、“天命”思想，但是，動靜互動觀以及不要過分看重名聲富貴的思想還是有其合理的核心。

　　曾國藩把“靜”看成是養心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同時，也把它作為一種保養身體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方面，他認為“心靜勝神醫”。當然要“以志帥氣，以靜養身”，執之以靜，養身與養生便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