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西晉初期儒學對文學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晉初；儒學；文人心態；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西晉初期，儒學重新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儒學的積極影響和晉初的社會環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態。這種心態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恢復了儒家傳統的詩教精神，繼承了“美刺”的文學觀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積極進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濟天下”作為創作主題。 

    西晉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關於西晉文學的成就，劉冊《文心雕龍》雲:“晉室群才，稍人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衙;才褥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鍾嶸《詩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學的“彬彬之盛”後，接著指出:“爾後凌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而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劉、鍾二人都熱情洋溢地描繪出了西晉文學的繁榮景象。 
    一個時代之文學，其思想內容、形式、風格及發展變化不可避免要受到這個時代的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晉文學的發展，同西晉的思想文化環境密不可分。玄學的興盛，是西晉文化學術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西晉玄學崇尚清談，標榜任達，西晉士人的心態與士風的形成均與其密不可分，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亦不可忽視。由於玄學的興盛，其被視為此時期的主流思想，就連很多以儒學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風的餘緒，似乎儒學在西晉走向衰微。事實上，儒學在西晉衰微，只是從嚴格經學意義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對於儒學在兩漢的地位而言。西晉實質上常被以後的士人譽為儒禮之學的盛世。 
　　晉武帝登基後多次下詔倡導儒學，“……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泰始四年詔》***。他還採取擴建太學、封崇孔子後裔等措施，復興儒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學”。處於低潮的儒學在西晉之初逐漸顯露出撅而復振的局面。在西晉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迴歸“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人生軌跡，掌握儒家的禮儀知識和具備儒家倫理道德成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學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作為一種為皇權所推崇的思想，儒學的政治思想和處世原則不可能不對百姓產生影響，也不可能不對晉初士人的心態產生影響，並影響他們的文學創作。 
　　一 
    儒家思想有很強烈的政治追求，儒學本就是積極入世的學說。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出疆必載質”《***孟子·膝文公下》***。孟子與孔子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在孔孟的影響下，儒家後學都有一種自覺的政治要求，都有學而為民生政治的信念。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官方的形式強化了儒學與政治的關係，儒學及儒學引發的自覺的政治參與意識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晉去漢不遠，儒家士族在社會上還普遍存在，再加上統治者的提倡，儒學在西晉的影響力依然極大，在儒家建功立業、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導下，晉初士人亦表現出積極進取的意識。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從此，追求“不朽”成為士人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成為一種人生觀。據《晉書》記載，“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現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杜預好為後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態可見一斑。而“立德”既為“太上”，唯聖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當之，況且西晉的政治環境亦無道德可言，所以西晉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標放在“立功”“立言”上，猶以“立功”為要。 
    西晉初期，南有東吳，北有戎狄，與晉相攻伐，統一大業尚未完成，士人面臨的依然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他們渴望能以自己的才華抓住機遇，建功立業，留名青史。建安時期的英雄主義精神尚未消失殆盡，對西晉士人的思想仍然有著或隱或現的影響，晉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顯身手，這與儒家積極進取的意識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強烈的功名意識。左思在《詠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葷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摘，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胃士，疇昔覽《攘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晒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晉武帝司馬炎終於下定決心征討東吳。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熱血沸騰，他決心投筆從戎，在統一東吳的大業中建功立業。為此，他主動請纓。在詩歌中，左思用自敘的方式塑造了一個文武兼備的愛國志士的形象。他發奮攻讀，才華橫溢，當國家利益面臨威脅時，毅然投筆從戎。“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可說是詩人此時心聲的真實寫照，顯示出詩人強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閒居賦》中亦寫道:“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比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隨著東吳的滅亡，西晉社會初步實現統一與穩定，出現了短暫的太康繁榮。晉初的繁榮和統一之勢，刺激了士人的盛世夢想，士階層普遍表現出一種進取的姿態。這種態度代表了晉初士人對建立功業的希冀，他們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為，得到社會的承認。 
　　晉初士人不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預就自稱:“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而且他身體力行，“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杜預是“立功”之後再“立言”，晉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為追求“立功”的一種手段。太康時期，是魏晉之際少有的“中興之世”。短暫的統一局面，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帶來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幹寶《晉紀·總論》記載:當時社會上“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也給某些文人帶來幻想，認為富強的大一統的大漢帝國時代即將重現，這使他們有興趣從事文學創作，用自己的作品表達對昇平社會的歌頌，對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學作為表現自己才華、以求仕進的晉身之階。史載張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諮磋稱詠，為之延譽”。如成公綏出身寒門，無仕進之機，張華“每見其文，歎服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進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陳籌等，也是因才華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晉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並且往往與“立功”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