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成功的小故事

  近代的成功故事,你知道多少呢?小編精心為大家蒐集整理了,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篇1:瞿秋白的風趣

  20世紀20年代初,鄭振鐸在上海結婚,新娘為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之女高君箴。婚禮採用當時最為時髦的“文明結婚”儀式。按儀禮規定,結婚人的雙方家長,均須在結婚證書上加蓋私章,以昭信守。婚禮前日,鄭振鐸才想起他母親還沒有印章,於是去信請瞿秋白代刻一方應急。當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並無信箋,只一張“秋白篆刻潤格”,內言:“石章每字二元,一週取件。限日急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銅章另議。”鄭振鐸一見,以為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託辭,乃另請人急刻一方備用。次日上午,婚禮即將開始之際,有人送大紅喜包一件,上書:“振鐸先生君箴女士結婚誌喜,賀儀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內並無現金或禮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鄭老夫人的;其餘為新郎新娘各一方。鄭老夫人是單章稍大,新郎新娘的兩方合成一對,邊款分刻“長樂”二字,祝賀新人長樂永康,白頭偕老。鄭振鐸與高君箴皆為福建長樂縣人,取意雙關。三章均玲瓏雅緻,主人把玩欣賞之後,才悟出所書“賀儀五十元”之緣由。原來三章共刻12字,潤格應為24元;急件加倍,則為48元;邊款2元,故曰“賀儀五十元”。瞿秋白這一出人意料之趣舉,給鄭高二人之婚禮增添了特別的喜慶氣氛,一時傳為佳話。

  篇2:吉鴻昌我是中國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鴻昌將軍被蔣介石逼迫下野,到國外“考察實業”。船到美國,吉鴻昌就接二連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裡的頭等旅館不接待中國人,而對日本人卻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鴻昌要往國內郵寄衣物,郵局職員竟說不知道中國。陪同的人對吉鴻昌說:“你說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即怒斥:“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為抗議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歧視,維護民族尊嚴,他找來一塊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寫上:“我是中國人!”

  1932年,吉鴻昌回國,率領抗日同盟軍,轉戰長城內外,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後不幸被敵人誘捕,就義前他寫下了正氣凜然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我是中國人”,一聲驚天霹靂,一身錚錚鐵骨,嚇退了多少人,驚醒了多少人。不以國弱而恥辱,不因國破而逃亡,這既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又維護了個人的尊嚴。

  篇3:溥傑的擔當

  1971年,退休教師舒成勳回到了北京香山正白旗39號的老宅居住,有一天,他愛人在收拾屋子的時候,意外發現牆壁裡層寫滿了字,是詩詞和對聯,舒成勳隱隱約約感覺到這些字和曹雪芹有關,據此推測房子很可能是曹雪芹故居。

  有關部門得到這個訊息後非常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派紅學研究家吳世昌前往考察,吳世昌仔細、認真地考察了一番,最後給出的結論是:這個老屋和曹雪芹沒有關係。也就是說,排除了這個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可能性。吳世昌的這個結論,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也有少數學者對此持不同觀點,認為“正白旗39號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說法是成立的。

  雖然爭議尚無最後結果,但在各方努力下,1984年,有關部門將正白旗39號老宅整修了一遍,準備掛上“曹雪芹故居”的牌子供人們參觀。有一個叫白明的工作人員,跟著名書法家愛新覺羅·溥傑很熟,大家就委託白明去找溥傑題字。白明找到溥傑說明了來意,溥傑便擺好了筆墨紙硯,開始寫。但他寫完了“曹雪芹”三個字後,卻不再寫了,坐到椅子上抽起了煙。

  白明就問他:“二爺,您怎麼不寫了?”

  溥傑若有所思地說:“歇會兒。”

  過了一會兒,溥傑站起身來,把先前寫的“曹雪芹”三個字團了扔掉,重新鋪開紙,寫下了“曹雪芹紀念館”幾個字。白明一看跟溥傑說:“大家讓我來求的是‘曹雪芹故居’,這怎麼變成‘曹雪芹紀念館’了?二爺,我回去沒法和大家交代啊!”

  但溥傑也不解釋,白明只好拿著“曹雪芹紀念館”幾個字回去覆命,果如所料,有幾個人一看“曹雪芹紀念館”的字樣,就不幹了,說“故居”和“紀念館”意義相差太大了!白明感覺自己沒完成任務,就再次去找溥傑,想讓他重寫一份,但溥傑沒有再重寫,他解釋道:“我不是紅學家,我沒有權力寫‘故居’,請體諒我這份擔當!”

  其實,在這件事上,溥傑的任務就是把字寫好,寫得美觀、漂亮一些,就完成任務了。至於那所老屋是不是曹雪芹故居,和他沒有半點關係,他既沒有考察的義務,也不必負失察的責任,你讓我怎麼寫我就怎麼寫,至於事情的真偽,我不必去操那個心。可是,溥傑在這件事上卻沒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堅持實事求是,不瞎寫、亂寫。這是對文化的一種敬畏,是一種可貴的擔當,是一種對歷史高度負責任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