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石器文化

儘管已年過七旬，但退休後的張森水仍然信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繼續從事東南地區舊石器考古研究

　　學舊石器好可以滿世界跑

　　我學考古的志向，中學的時候就有了。我在浙江台州唸的中學，一次飯後散步的閒談中，我們的歷史老師對我說中國遍地是文物，研究這種學問的叫考古學，你若學習，定會有成果。

　　我一聽很高興。因為我就是數學、物理差一點，歷史、地理還可以。這次談話以後，我就在這些方面下了工夫。考大學的時候，台州沒有考場，我們要到溫州去考，我不好意思告訴別人我準備學考古。發榜的時候，我如願進了北大。

　　我們班有20個人，後來有兩個人因故退學了，開玩笑說是“十八羅漢”———其實，18個人裡面還有三個女同學。當時，北大自己的老師很少，只有宿白先生、閻文儒先生等人，後來又去了蘇秉琦先生，一大半老師都是從校外聘請的。舊石器是裴文中先生教的，中國舊石器是賈蘭坡先生教的，商周考古是郭寶鈞先生教的，古文字是唐蘭先生教的……鄭振鐸、向達、郭沫若等人都給我們上過課。在上大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裴文中先生，他給我們講各地的博物館和舊石器考古，從國內講到巴黎，從巴黎講到德國，一會兒又講到瑞士、倫敦。我當時就想，學舊石器挺好，可以滿世界跑。

　　實習的時候，我們去了半坡遺址，那裡的負責人石興邦先生對我不錯，他希望我留在他身邊做研究。他還對我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不會要我的，因為那裡的人全都是搞自然科學的，沒有人是搞社會科學出身。

　　然而事情很巧，當時學蘇聯，舊石器被歸入社會科學。裴文中先生當時是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人類研究室負責人，他想通過考古學的知識去搞原始社會。

　　一聽到我報名要到這裡來，很快就收了。我1956年到這裡以後就沒有挪窩，一直幹到了現在。

　　首次獨立工作全靠羊倌幫忙

　　我們所所長楊鍾健先生認為學考古的人不懂地質、生物，他要求我們必須補課。所以，我畢業以後，還回到北大和地質學院上過課。裴文中先生則強調邊幹邊學，他放手讓我們去幹，但要求非常嚴格。1956年年底，我跟著裴文中先生去廣西野外考察，分配給我的工作是記野外工作日誌，因為考古的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還有一段距離，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1958年秋，裴先生讓我去內蒙古獨立工作，找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和標本。我去了20多天，什麼都沒有找到，心裡非常著急。就想，自己第一次出來難道就這樣兩手空空地回去?在跟一個羊倌聊天的時候，我把從新石器遺址找到的幾塊石器給他看，他告訴我，這裡沒有，過河有的是。我第二天就過去了，結果在內蒙古托克托縣等地發現了31箇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採集了一些哺乳動物和新石器時代遺物。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的保護意識不強，當時沒有籲請當地政府保護。1991年我再去的時候，黃河大橋的兩邊正好修在兩處重要的遺址上，這兩處已經被完全破壞了。

　　標本帶回來以後，裴先生很高興，他說這是新東西，讓我整理以後寫成論文，還幫我找了參考資料，我外語很差，他就把英文、法文文獻的有關段落都講給我聽。論文我都不記得改了多少遍，最後一次，他才說了一句“放在這裡”。這時，我才如釋重負，這句話也成了他給我的最高獎賞。後來，他把這篇文章推薦給《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雜誌發表。由於他覺得這篇文章很重要，僅僅發表中文的還不夠，就自己把它譯成英文，在《古脊椎動物學報》上發表。

　　兩位老先生論戰了20年

　　1958年，賈蘭坡先生提倡整個研究室人人動手搞中國猿人石器研究，我被分配做砸擊石片研究。過了幾個月，大家紛紛交稿。

　　發起這個事情的時候，裴文中先生不在所內。回來後，他看到當時熱火朝天的情景，很不以為然，說怎麼能這樣搞呢?他大家交上去的稿件，認為水平不夠，還就我的稿子對我說，你的水平不行，光描述不是論文，要了解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些什麼。這件事情一直做到1965年也沒有結果，之後就不了了之。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賈先生、裴先生觀點不合，賈先生說中國猿人石器進步，裴先生說原始。我是裴先生的學生，當然也贊同他的觀點。後來我在哈佛大學講學的時候說，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張光直先生翻譯出來後，大家鬨堂大笑。

　　1975年年底，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為紀念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一文寫作100週年而籌備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其中包括中國猿人石器研究。領導可能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訓，認為很多人一起寫不出研究著作，就決定由裴先生和我來完成中國猿人石器研究。

　　在書中，我提出中國猿人石器既有同一性，又有發展階段性的看法，後來獲得了賈蘭坡先生和裴文中先生的一致贊成，兩人之間的論戰告以結束。《中國猿人石器研究》1981年才修改完畢，遺憾的是，由於出版進度緩慢，裴文中先生生前沒有看到書的出版。

　　在南方考古提出長江邊上的文化從1971年開始，我在雲貴川三省前後工作了30年，跑遍了貴陽以西的地區，提出了銅梁文化、四川富林文化等幾個新的文化型別。在這裡的工作我主要產生了兩個認識，一個是的多元性，在貴州，它有幾個型別。

　　以往我們考慮中國的時候總是以周口店為中心，1971年在大冶石龍頭被發現以後，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擺不到周口店裡面去，但不知道怎麼辦，最後用了另外一個名稱———長江邊上的粗化文化。後來有湖南、安徽、廣西等地的發現以後，這一系列一看就清楚了。在此基礎之上，我提出了，中國有南北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周口店為中心的北方系統，另一個是分佈在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地區的南方系統。這個看法提出後，已經得到了考古學界的認可。

　　此外，通過在雲貴川地區一系列的研究，我認識到舊石器時代存在歷史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從時間上來講，比如銅梁文化，這裡的石器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年代只有一萬多年。還有我們後來做的貴州普定的穿洞遺址，面貌非常清楚。

　　但是，用碳14測定年代以後發現，最早的只有9600年，最晚的是8080年。

　　在1988年的《考古學年鑑》上，我就提出了兩個概念，不一定在舊石器時代，它可以很晚。

　　不能僵化地以12000年前為界進行區分，它最晚的只有4000年曆史。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有的文化可以完全與外界隔離開來。

　　1991年退休後，我開始到東南地區考察。我是浙江人，想為家鄉做一點工作，浙江是中國舊石器考古最薄弱的省之一。2002年，我到了浙江，剛到的時候，浙江省文物局的人跟我開玩笑，說這裡什麼也沒有，你能找到嗎?

　　我說，根據我在安徽的經驗，我可以打60%的包票。因為這兩個地方連在一塊兒，地貌、地層都差不多。

　　我的運氣真好，我們下去的第一天就把60%變成了100%.我在浙西北的安吉縣找到了三四十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多件石製品。我在那裡已經跑了三年，走遍了湖州地區。現在健康尚可，我嚴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把餘熱獻給東南沿海的舊石器考古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