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中狼形象的復魅
摘要：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時我們不可能不審視文化中的向標。本文主要通過對“狼形象”的梳理來探視現代文學中的復魅現象。藉此來探討文學與人類精神世界的關係。
關鍵詞：文學；狼形象；復魅
1、狼形象的惡化
隨著文明的演進和發展，狼形象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惡魔化”歷程。從神話和圖騰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漸演變為半人半獸的狼，直至到了後期被定性為單純象徵了獸性和野性的一種動物符號。人類遠古神話階段籠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環消失不見了，自然界中的一個真實物種被簡化成了“惡”的代名詞。
西方中世紀興起過捕狼的熱潮。“10世紀英國國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統治時期，下令全國滅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給予獎金，因此在歐洲大陸相繼形成了一個捕狼高潮。”風靡一時的獵狼運動使歐洲大陸的野狼數量急劇減少，但並沒有給野生的狼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對狼來說，真正的災難發生在基督教誕生後。基督教禁止將神性賦予自然界，開始了對自然的祛神祕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獨白者。正如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所說：“人與剝去了昔日神性光環的自然環境分離，人獲准掠奪不再神聖的環境的權利。人類曾經懷著敬畏之情看自然，而這種情感遭到了猶太一神教的排斥，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如此。”野性和獸性是與宗教推崇的光輝人性截然相反的，對人性的頌揚把狼從神聖的祭壇趕了下來，它們不再是人們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文學藝術，是作為唯一符號動物的人的情感體驗載體之一。對於人類的藝術活動來說，“在藝術裡，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現出來了。”對狼的種種情結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承下去，人們的仇狼情結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文學中隨處可見：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淮南子》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
漢人乃步卒，吾人則騎士。駒犢群豈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魯塞《草原帝國》
虐人害物的暴政、殘暴無序的統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漢民族對狼的仇恨從這些詩句中可見一斑。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學中，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左拉的《人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記》等，都有關於狼的描寫。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為“獸性”的代名詞，它們和人性相融合，狼性***獸性***已經成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湧動著野獸的氣息。狼，作為一種程式化的象徵，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作為惡的象徵流傳下來。狼形象從自然中實體的狼走向了人的內心深處，楔入了文化與人格的互動關係中。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紀有了新的改變。
2、現代性中的復魅
“復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對“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撥。魅，在這裡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祕性、主體性，以及人對自然應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認為自然具有主觀性和創造性的力量，與之對應，古希臘的有機論即是一種“附魅”的自然觀。“祛魅”這一概念最早由馬克思·韋伯提出，他否認自然具有任何主體性、經驗和感覺。人在科技光環的籠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無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寫的人***Man***具有統治權，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關於自然的現代科學導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關於自然的機械論的，祛魅的哲學最終導致了整個世界的祛魅。”現代科技的進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傳統、歷史。在一個近乎科技萬能的社會裡，人卻面臨著全球性的生存危機。這些迫使人們反思自身的所為，重新審視自然與人的關係以及人類中心主義學說的弊端。
復魅的自然觀就在此背景下產生。“復魅”這一概念最早由大衛·格里芬提出，作為後現代的哲學家，他認為自然應被看做一個有機整體，不再是機械論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類精神可以感受到的親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規範”。在科學復魅，自然復魅的過程中，人認識到了“單靠科學，即使我們的科學比現在再發達一百倍，我們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復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間的和諧關係，人們才能向“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變：狼形象的現代表徵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現代性以理性和技術的名義征服了世界，人類陷入各種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卻發現自己在創造性的擴張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現代人漸漸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說，“人究竟應當轉移到荒原上，還是遷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選擇，那麼，寧可選擇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對抗人的異化過程中，西方興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來首先在英、美興起了新時代運動，這股運動以對文化的反思、“朝後看”為特徵，是對理性統治的回撥。與之相隨的是一系列迴歸：發現自我、重歸原始、原始思維等等。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迴歸。傑克·倫敦的系列小說，如：《野性的呼喚》、《白牙》、等彰顯的是對野性的呼喚；法利·莫厄特的紀實性作品《與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對一個狼家庭的描繪，讓我們重新認識了狼性中有悖於傳統觀念的一些品質，如團結、忠誠、友愛等；賈平凹從《廢都》開始就嘗試著尋找狼性，到了他世紀末的實驗小說《懷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強力成了他追尋的主角，並且更強烈地呼喚英雄的重構。
文學作為人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作為一種整體而存在的。文學作品不只是作家主體意識的凝結物，更是社會中諸種因素的集合。生態文化的發展使人們重新認識人類、認識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為標準來衡量劃定動物的善惡。這些都促使人們對狼進行再認識，狼的形象不再是單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
關鍵詞：文學；狼形象；復魅
1、狼形象的惡化
隨著文明的演進和發展，狼形象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惡魔化”歷程。從神話和圖騰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漸演變為半人半獸的狼，直至到了後期被定性為單純象徵了獸性和野性的一種動物符號。人類遠古神話階段籠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環消失不見了，自然界中的一個真實物種被簡化成了“惡”的代名詞。
西方中世紀興起過捕狼的熱潮。“10世紀英國國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統治時期，下令全國滅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給予獎金，因此在歐洲大陸相繼形成了一個捕狼高潮。”風靡一時的獵狼運動使歐洲大陸的野狼數量急劇減少，但並沒有給野生的狼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對狼來說，真正的災難發生在基督教誕生後。基督教禁止將神性賦予自然界，開始了對自然的祛神祕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獨白者。正如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所說：“人與剝去了昔日神性光環的自然環境分離，人獲准掠奪不再神聖的環境的權利。人類曾經懷著敬畏之情看自然，而這種情感遭到了猶太一神教的排斥，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如此。”野性和獸性是與宗教推崇的光輝人性截然相反的，對人性的頌揚把狼從神聖的祭壇趕了下來，它們不再是人們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文學藝術，是作為唯一符號動物的人的情感體驗載體之一。對於人類的藝術活動來說，“在藝術裡，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現出來了。”對狼的種種情結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承下去，人們的仇狼情結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文學中隨處可見：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淮南子》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
漢人乃步卒，吾人則騎士。駒犢群豈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魯塞《草原帝國》
虐人害物的暴政、殘暴無序的統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漢民族對狼的仇恨從這些詩句中可見一斑。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學中，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左拉的《人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記》等，都有關於狼的描寫。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為“獸性”的代名詞，它們和人性相融合，狼性***獸性***已經成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湧動著野獸的氣息。狼，作為一種程式化的象徵，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作為惡的象徵流傳下來。狼形象從自然中實體的狼走向了人的內心深處，楔入了文化與人格的互動關係中。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紀有了新的改變。
2、現代性中的復魅
“復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對“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撥。魅，在這裡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祕性、主體性，以及人對自然應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認為自然具有主觀性和創造性的力量，與之對應，古希臘的有機論即是一種“附魅”的自然觀。“祛魅”這一概念最早由馬克思·韋伯提出，他否認自然具有任何主體性、經驗和感覺。人在科技光環的籠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無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寫的人***Man***具有統治權，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關於自然的現代科學導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關於自然的機械論的，祛魅的哲學最終導致了整個世界的祛魅。”現代科技的進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傳統、歷史。在一個近乎科技萬能的社會裡，人卻面臨著全球性的生存危機。這些迫使人們反思自身的所為，重新審視自然與人的關係以及人類中心主義學說的弊端。
復魅的自然觀就在此背景下產生。“復魅”這一概念最早由大衛·格里芬提出，作為後現代的哲學家，他認為自然應被看做一個有機整體，不再是機械論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類精神可以感受到的親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規範”。在科學復魅，自然復魅的過程中，人認識到了“單靠科學，即使我們的科學比現在再發達一百倍，我們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復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間的和諧關係，人們才能向“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變：狼形象的現代表徵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現代性以理性和技術的名義征服了世界，人類陷入各種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卻發現自己在創造性的擴張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現代人漸漸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說，“人究竟應當轉移到荒原上，還是遷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選擇，那麼，寧可選擇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對抗人的異化過程中，西方興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來首先在英、美興起了新時代運動，這股運動以對文化的反思、“朝後看”為特徵，是對理性統治的回撥。與之相隨的是一系列迴歸：發現自我、重歸原始、原始思維等等。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迴歸。傑克·倫敦的系列小說，如：《野性的呼喚》、《白牙》、等彰顯的是對野性的呼喚；法利·莫厄特的紀實性作品《與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對一個狼家庭的描繪，讓我們重新認識了狼性中有悖於傳統觀念的一些品質，如團結、忠誠、友愛等；賈平凹從《廢都》開始就嘗試著尋找狼性，到了他世紀末的實驗小說《懷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強力成了他追尋的主角，並且更強烈地呼喚英雄的重構。
文學作為人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作為一種整體而存在的。文學作品不只是作家主體意識的凝結物，更是社會中諸種因素的集合。生態文化的發展使人們重新認識人類、認識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為標準來衡量劃定動物的善惡。這些都促使人們對狼進行再認識，狼的形象不再是單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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