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的異同

　　中國的茶文化歷史悠久、層次複雜、內容豐富，而日本茶道自成體系，有其嚴格的程式。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您有用。

　　1.中國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儒、道、佛三為一體。三者之間是互相牴觸的少，從而使中國茶文化內容非常豐富，從哪個層次，哪個方面講都可以做出巨集篇大論來。日本茶道則主要反映了中國禪宗思想***茶“禪”一味***當然也融進了日本國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識。中國人“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四條都是通過飲茶貫徹的儒家的禮、義、仁、德等道德觀念以及中庸和諧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清。靜寂”。公開申明的“茶禪一味”，吸收了中國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內容，它規勸人們要和平共處、互敬互愛、廉潔樸實、修身養性。這也無處不體現著莊曉芳前輩所提出的中國茶德“廉、美、和、靜”之精神。

　　2.日本茶道程式嚴謹。強調古樸、清寂之美。中國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隨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於佛道禪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靜之美是順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規”“七則”似乎過於拘重形式，打躬靜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暢快自然的。中國茶文化最初由飲茶上升為精神活動，與道、教的追求靜清無為神仙世界很有著淵源關係，作為藝術層面的中國茶文化強調自然美學精神更成了一種傳統。但是中國茶道　沒有儀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無道了。影響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發揮和規範傳播，所以一說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中國茶文化包含各個層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備全民文化的內容。中國茶文化自宗代深入市民階層，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鎮廣泛興起的茶樓、茶館、茶亭、茶室。在這種場合，士、農、工、商都把飲茶作為為友人歡會，人際交往的手段，成為生活本身的內容。民間不同地區更有極為豐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人許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眾中亦很人影響，但其社會性、民眾性尚未達到廣泛深入的層面，也就是說，中國的茶道更具有民眾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自唐代至明代，日本來中國學習佛教的留學僧一代接一代，各時期的留學僧把中國每個歷史時期的飲茶方式都介紹至日本，從而使中國每個歷史時期的飲茶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日本。

　　相對應於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時期，約為中國明代中期，而明初朱權的《茶譜》刊行及朱權茶道思想、茶道的形式與內容的傳播與日本茶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日本茶道是日本禪師千利休於16世紀中後期所設，以“和、敬、清、寂”作為茶道“四規”，以裡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個流派影響較大。流傳400多年後，日本茶道與朱權茶道的表演形式、內容略有變化，但主體仍沿襲了朱權茶道，如茶道的思想內容、所使用的茶葉、茶器、茶具、環境等仍大體相類似，有的甚至完全相同。

　　從時間上觀察，朱權的《茶譜》約在1440年刊行，而千利休***1522——1591***成為日本集大成者，無疑可以得益於中國明代的典型茶道——朱權茶道。

　　日本茶道與朱權茶道的最大區別在於日本茶道是完全東洋化的茶道，而朱權茶道則是兼具有儒、釋、道思想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反映方式，日本茶道是吸收外來文化，並使外來文化與日本傳統文化相結合，成為日本特色的茶道文化。日本茶道比較突出表現在茶道藝術的高度深化與細微化，給予茶道活動的廣泛領域以藝術化。如日本茶道中“一期一會”、“獨坐觀念”的思想正是體現了日本島國文化的特點。

　　當日本茶道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重新被介紹到中國，回到它的故鄉時，彷彿是遠在他鄉的親人後裔榮歸故里，使故鄉人重新緬懷起它祖先的歷歷往事。對比之下，故鄉的茶道已遠離原先的茶道精神，演繹為注重形式與物質的品飲茶，寓茶道於無形之中，更簡略更大眾化。而日本茶道卻自然地被探索茶道、實踐茶道的人士所重視，從中尋覓中國古代茶道的倩影。

　　思想解放引導著文化的多樣性，傳播至日本的中國茶道在日本生息400餘年後，在中國赴日修學人員和日本茶道界以各種形式介紹、宣傳與推廣下，以其所蘊含更廣泛文化內涵的面貌出現在它的故鄉，實現了唐代常伯熊“廣潤色之”的茶道思想。

　　中日茶文化的不同

　　一、中日兩國茶道觀念的反差

　　所謂茶藝，就是泡茶的技藝和品嚐的藝術。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藝為主體，因為只有泡好茶之後才談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藝的最後環節，如果沒有品嚐，泡茶就成了無的放矢，泡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過品嚐過程中的各種感受和遐想，產生審美的愉悅，才有可能進入詩化的境界，達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昇華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藝操作過程中所追求和體現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尚。它經常和人生處世哲學結合起來，成為茶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要求。故中國古代也將茶道精神稱作茶德，如唐代的劉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悶氣，以茶驅腥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禮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屬於茶道精神範疇。劉貞亮所說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飲茶可以有助於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明確地以理性語言將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層次，可視為中國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後，在中國古代茶書中卻不見“茶道”一詞，直至明代張源的《茶錄》才提到“茶道：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茶道盡矣。”但這裡的“茶道”僅是一些技術要求，並無品茗悟道等精神層面的東西。在張源之後數百年間的明清茶書中，又不見“茶道”一詞。箇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在我看來，恐怕與茶聖陸羽的影響有關。陸羽在《茶經》中雖流露了一點茶道精神的內容，但卻沒有出現“茶道”一詞，也沒有正面敘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詞句。反觀此時的日本，茶道已經發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紀後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一直沿襲至今。

　　那麼，中日兩國在茶道方面為何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見，是由於兩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並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之後是作為一種高階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後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係。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後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整日裡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麼茶道精神。

　　二、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發展方向。

　　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方向是沿著茶藝軌道而與時俱進的。對茶葉的色、香、味及藝術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國茶藝的重點。從唐代以來泡茶方式是朝著自然、簡約、生活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茶葉的製造方法也從蒸青、壓汁、制餅發展為烘青、炒青以至搖青等方法，製造出能顯示茶葉自然形態、色澤、香味的綠茶、黃茶、白茶和青茶等產品，形成了千奇百態、異彩紛呈的茶的世界。而這一切都是隨著時代的更替，社會的發展，人們品茶口味的變化而向前演進。這種變化的終極目標是越來越追求茶葉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賦於品茶以豐富審美情趣的藝術性，無疑，這是一種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國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應該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反觀日本，他們將中國宋代的點茶法引進本國後，卻發展為宗教色彩極濃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們飲用的是從宋代以來一成不變的蒸青綠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點茶法那一套點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歷千年而不變。這是因為引進中國飲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們是在中國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並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中被嚴格地傳承下來。在日本，學茶也就是在學佛，學佛必須學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個個和尚都是茶道高手。由此可見，日本所傳去的茶道實際上就是佛教茶道。不僅如此，就是連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規“和、靜、清、寂”也從是中國佛門典籍中學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