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分界問題之我見
摘要：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比較傳統的說法是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近年又有人提出了1937年的“抗戰爆發”說和1942年的“延座講話”說。本文認為，還是以“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為宜。因為第一次文代會總結過去，開創未來，本身就具有界碑意義;相對於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文代會真正將黨的文藝政策貫徹到了中國大陸的各個角落;第一次文代會期間，還設立了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文藝機構，為黨的文藝政策的貫徹執行提供了影響深遠的組織保障。
關鍵詞：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分界線；“第一次文代會”
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一如中國近代以來的若干問題一樣一直是一個纏夾不清的問題。在林林總總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或教材、論文中，有將現當代文學的分界時間確定為新中國成立的，如許志英先生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稱：“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孫忠田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即指自‘五四’時期開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一期間的具有理論意義的文學。”有將現當代文學的分界時間確定為“第一次文代會”召開的，如劉綬鬆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儘管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規定為“從‘五四’運動時期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但他在具體的論述中只討論到了“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王慶生先生在《中國當代文學》教材中認為：“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兩支文藝隊伍會師，標誌著我國當代文學的偉大開端。至此，中國的新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有將1937年“抗戰爆發”確定為一個文學分界線的，如陳思和先生在《試論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一文中將“1937-1989”作為一個文學時段，認為它的“共名的主題”是“抗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劉志榮先生也說：抗戰爆發是“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重要分界線”。還有人在私下交流，應該將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現當代文學的界線。那麼，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到底應該怎樣劃定呢?
陳思和們是從文學形態的角度在給文學史作時段劃分，即認為從1937年到每個時期的文學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但他們忽略了文學發展的內在聯絡。而真正能夠作為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源頭的是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藝術主張，如文學藝術“是為人民的”觀點;“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但是加工後的文藝卻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這些文學主張也影響了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的發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文學發展史的一個分界線呢?筆者曾經也萌生過類似的想法。但理性地審視，我們卻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是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理論的源頭，而不是文學發展史的分界線。姑且不說根據地或解放區尚存在各種文藝思想並存的現象，僅就全國的政治格局而言，1942年的中國就分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和日本人佔領的淪陷區;即使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也還存在著國民黨統治的國統區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誠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很快被貫徹到了根據地，影響了根據地或解放區的文學創作，使根據地或解放區產生了一批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賀敬之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即使是工作在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中國共產黨也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他們作過傳達，如何其芳、劉白羽就曾被從延安派往重慶，向胡風等人傳達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但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並未影響到全國範圍內的文學創作，而且在1942至1949年期間有代表性的文學成就，如巴金的《寒夜》、錢鍾書的《圍城》、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不是受毛澤東文藝思想影響的產物。和其他歷史現象一樣，文學發展的歷史也常常是各種因素和成分的犬牙交錯。這也正如魯迅所說：“許多歷史學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很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覆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文藝，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那麼，對於紛繁複雜的文學史實，到底應該設定怎樣的劃分標準呢?許志英先生說：“我們並不因為現代還存在著舊體詩詞的創作便動搖對中國現代文學本質特徵的認識，同樣也不能因為‘近代’存在著白話文的寫作和現代意識的萌芽便將‘近代文學’歸入現代文學。我認為，中國‘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相比同大於異、與現代文學相比則是異大於同，因而將近代文學歸屬於古代文學比歸屬於現代文學要妥貼得多。”如果按照許志英先生的“同異歸屬”法則，很自然自1942年至1949年這一段時間的文學就不能歸併到“當代文學”的範疇之內。
以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似乎也缺乏依據和理由。和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新中國的成立對文學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它的影響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眾所周知，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時，除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並舉行閱兵式外，沒有形成任何對文學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剛領性檔案。誠然，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是建國前夕一系列籌備活動的一部分，但如果因此而把新中國的成立確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那很容易使新中國的成立與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混淆，進而導致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界而不明、分而不清。將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1953年8月，王瑤先生在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下冊》時曾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一章。王瑤先生明確地將1949年10月規定為這一章的上限時間，其用意完全是為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成就。1959年2月，華中師範學院現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師生撰寫和印刷的我國第一部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1958年12月完成，內部印刷，分上、下兩冊，其扉頁上題寫著“獻給親愛的黨和祖國”。著作的論述中說：“當代文學這門功課，乃是講授建國以來，在黨領導之下，在現代文學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我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文學。”“十年來的當代文學，可分為三個歷史時期，這就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文學1949-1952，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文學1953-1956，整風和大躍進時期的文學1957-1958。”其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成就的意圖也十分明顯。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從1958年12月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師生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算起，已經走過了將近五十年的歷程;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之後，我們驀然回首，不難發現，將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也塗有政治的色彩，打有歷史的烙印，缺乏學理的依據。
在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毛澤東到會對代表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對大會的召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郭沫若和陳伯達等人總結了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的性質和成就，也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奮鬥目標;周揚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總結了解放區的文學藝術工作，茅盾所作的《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總結了國統區的文學藝術工作，傅鍾所作的《關於部隊的文藝工作》的報告總結了部隊的文學藝術工作。第一次文代會總結過去，開創未來，其界碑意義十分明顯。或許有人會說，第一次文代會在文藝思想上承襲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文學理論上沒有新的建樹。的確也是如此，第一次文代會依然突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新的時代服務的主題。毛澤東說：“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於革命有好處，對於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周恩來也說：“第二個問題是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這個口號大家都贊成，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實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不同的人對“人民”的理解卻有所不同。周恩來在強調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分述了文學藝術工作者要熟悉工人的生活，農民的生活和士兵的生活。也就是說，周恩來在這裡所說的文藝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工農兵服務。陸定一所理解的“人民”與周恩來所理解的人民幾乎一致。陸定一說：“若干年來，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導同教育之下，做了許多工作，真正以文藝為我們國家的主人翁——工人、農民、同人民解放軍裡的指戰員們——服務，產生了不少優秀作品。”不過，周恩來還說過：“敵人除了在海軍空軍方面暫時還佔有優勢以外，一切方面的優勢已經都屬於人民了。”周恩來這裡所說的“人民”即指人民的軍隊。但董必武卻說：“新的人民政權是屬於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大階級的聯盟為我們政權的基礎。這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政權，是大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政權。”董必武所理解的“人民”卻包含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儘管人們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第一次文代會真正將黨的文藝政策推廣到了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出席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共有793人，分屬平津代表一團、平津代表二團、華北代表團、西北代表團、華東代表團、華中代表團、東北代表團、部隊代表團、南方代表一團、南方代表二團，代表著全國各地的8萬文藝工作者;相對於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只有80多人，只是聚集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第一次文代會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他們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各個地方，把黨的文藝政策又帶到了全國各個角落。這也就是董必武所說的：“這一次的大會，真是一個全國的大會。各地的，各種文藝工作崗位上的代表都到了。”不僅如此，黨在第一次文代會上還為黨的文藝政策的貫徹執行提供了組織保障。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說：“我們要成立一箇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聯合會，而且我們要像總工會的樣子，下面要有各種產業工會，要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將要產生全國性的民主聯合政府，而在這個政府機構之中，也要有文藝部門的組織。”據阿英的日記記載，周恩來、安子文、李克農等人當時還直接介入過中央或地方文學藝術部門領導崗位的人事安排。儘管學術界對“五四”以來的文學分為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正在發生的文學批評的劃分方式還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對目前存在於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名義之下的文學尚未確定合適的名稱之前，我們認為，將第一次文代會的成功舉行作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是一個比較適宜的舉措。
參考文獻：
[1]許志英.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2]孫忠田.中國現代文學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劉綬鬆.中國新文學史初稿[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M].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5]陳思和.試論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
[6]之凡.一次氣氛活躍的學術討論會[J].文學評論，1985，6.
[7]劉為欽.試論作為文學命名的‘新文學’[J].浙江社會科學，2005，3.
[8]楊周翰.歐洲文學史[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9]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整風文獻[M].山東新華書店，1950.
[10]魯迅全集[C].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1]阿英.第一次文代會日記[J].新文學史料，1978，1.
關鍵詞：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分界線；“第一次文代會”
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一如中國近代以來的若干問題一樣一直是一個纏夾不清的問題。在林林總總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或教材、論文中，有將現當代文學的分界時間確定為新中國成立的，如許志英先生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稱：“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孫忠田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即指自‘五四’時期開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一期間的具有理論意義的文學。”有將現當代文學的分界時間確定為“第一次文代會”召開的，如劉綬鬆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儘管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規定為“從‘五四’運動時期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但他在具體的論述中只討論到了“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王慶生先生在《中國當代文學》教材中認為：“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兩支文藝隊伍會師，標誌著我國當代文學的偉大開端。至此，中國的新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有將1937年“抗戰爆發”確定為一個文學分界線的，如陳思和先生在《試論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一文中將“1937-1989”作為一個文學時段，認為它的“共名的主題”是“抗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劉志榮先生也說：抗戰爆發是“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重要分界線”。還有人在私下交流，應該將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現當代文學的界線。那麼，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到底應該怎樣劃定呢?
陳思和們是從文學形態的角度在給文學史作時段劃分，即認為從1937年到每個時期的文學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但他們忽略了文學發展的內在聯絡。而真正能夠作為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源頭的是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藝術主張，如文學藝術“是為人民的”觀點;“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但是加工後的文藝卻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這些文學主張也影響了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的發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文學發展史的一個分界線呢?筆者曾經也萌生過類似的想法。但理性地審視，我們卻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是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理論的源頭，而不是文學發展史的分界線。姑且不說根據地或解放區尚存在各種文藝思想並存的現象，僅就全國的政治格局而言，1942年的中國就分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和日本人佔領的淪陷區;即使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也還存在著國民黨統治的國統區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誠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很快被貫徹到了根據地，影響了根據地或解放區的文學創作，使根據地或解放區產生了一批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賀敬之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即使是工作在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中國共產黨也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他們作過傳達，如何其芳、劉白羽就曾被從延安派往重慶，向胡風等人傳達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但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並未影響到全國範圍內的文學創作，而且在1942至1949年期間有代表性的文學成就，如巴金的《寒夜》、錢鍾書的《圍城》、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不是受毛澤東文藝思想影響的產物。和其他歷史現象一樣，文學發展的歷史也常常是各種因素和成分的犬牙交錯。這也正如魯迅所說：“許多歷史學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很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覆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文藝，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那麼，對於紛繁複雜的文學史實，到底應該設定怎樣的劃分標準呢?許志英先生說：“我們並不因為現代還存在著舊體詩詞的創作便動搖對中國現代文學本質特徵的認識，同樣也不能因為‘近代’存在著白話文的寫作和現代意識的萌芽便將‘近代文學’歸入現代文學。我認為，中國‘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相比同大於異、與現代文學相比則是異大於同，因而將近代文學歸屬於古代文學比歸屬於現代文學要妥貼得多。”如果按照許志英先生的“同異歸屬”法則，很自然自1942年至1949年這一段時間的文學就不能歸併到“當代文學”的範疇之內。
以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似乎也缺乏依據和理由。和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新中國的成立對文學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它的影響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眾所周知，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時，除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並舉行閱兵式外，沒有形成任何對文學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剛領性檔案。誠然，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是建國前夕一系列籌備活動的一部分，但如果因此而把新中國的成立確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那很容易使新中國的成立與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混淆，進而導致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界而不明、分而不清。將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1953年8月，王瑤先生在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下冊》時曾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一章。王瑤先生明確地將1949年10月規定為這一章的上限時間，其用意完全是為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成就。1959年2月，華中師範學院現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師生撰寫和印刷的我國第一部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1958年12月完成，內部印刷，分上、下兩冊，其扉頁上題寫著“獻給親愛的黨和祖國”。著作的論述中說：“當代文學這門功課，乃是講授建國以來，在黨領導之下，在現代文學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我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文學。”“十年來的當代文學，可分為三個歷史時期，這就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文學1949-1952，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文學1953-1956，整風和大躍進時期的文學1957-1958。”其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成就的意圖也十分明顯。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從1958年12月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師生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算起，已經走過了將近五十年的歷程;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之後，我們驀然回首，不難發現，將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也塗有政治的色彩，打有歷史的烙印，缺乏學理的依據。
在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毛澤東到會對代表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對大會的召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郭沫若和陳伯達等人總結了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的性質和成就，也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奮鬥目標;周揚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總結了解放區的文學藝術工作，茅盾所作的《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總結了國統區的文學藝術工作，傅鍾所作的《關於部隊的文藝工作》的報告總結了部隊的文學藝術工作。第一次文代會總結過去，開創未來，其界碑意義十分明顯。或許有人會說，第一次文代會在文藝思想上承襲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文學理論上沒有新的建樹。的確也是如此，第一次文代會依然突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新的時代服務的主題。毛澤東說：“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於革命有好處，對於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周恩來也說：“第二個問題是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這個口號大家都贊成，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實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不同的人對“人民”的理解卻有所不同。周恩來在強調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分述了文學藝術工作者要熟悉工人的生活，農民的生活和士兵的生活。也就是說，周恩來在這裡所說的文藝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工農兵服務。陸定一所理解的“人民”與周恩來所理解的人民幾乎一致。陸定一說：“若干年來，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導同教育之下，做了許多工作，真正以文藝為我們國家的主人翁——工人、農民、同人民解放軍裡的指戰員們——服務，產生了不少優秀作品。”不過，周恩來還說過：“敵人除了在海軍空軍方面暫時還佔有優勢以外，一切方面的優勢已經都屬於人民了。”周恩來這裡所說的“人民”即指人民的軍隊。但董必武卻說：“新的人民政權是屬於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大階級的聯盟為我們政權的基礎。這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政權，是大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政權。”董必武所理解的“人民”卻包含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儘管人們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第一次文代會真正將黨的文藝政策推廣到了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出席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共有793人，分屬平津代表一團、平津代表二團、華北代表團、西北代表團、華東代表團、華中代表團、東北代表團、部隊代表團、南方代表一團、南方代表二團，代表著全國各地的8萬文藝工作者;相對於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只有80多人，只是聚集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第一次文代會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他們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各個地方，把黨的文藝政策又帶到了全國各個角落。這也就是董必武所說的：“這一次的大會，真是一個全國的大會。各地的，各種文藝工作崗位上的代表都到了。”不僅如此，黨在第一次文代會上還為黨的文藝政策的貫徹執行提供了組織保障。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說：“我們要成立一箇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聯合會，而且我們要像總工會的樣子，下面要有各種產業工會，要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將要產生全國性的民主聯合政府，而在這個政府機構之中，也要有文藝部門的組織。”據阿英的日記記載，周恩來、安子文、李克農等人當時還直接介入過中央或地方文學藝術部門領導崗位的人事安排。儘管學術界對“五四”以來的文學分為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正在發生的文學批評的劃分方式還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對目前存在於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名義之下的文學尚未確定合適的名稱之前，我們認為，將第一次文代會的成功舉行作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是一個比較適宜的舉措。
參考文獻：
[1]許志英.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2]孫忠田.中國現代文學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劉綬鬆.中國新文學史初稿[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M].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5]陳思和.試論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
[6]之凡.一次氣氛活躍的學術討論會[J].文學評論，1985，6.
[7]劉為欽.試論作為文學命名的‘新文學’[J].浙江社會科學，2005，3.
[8]楊周翰.歐洲文學史[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9]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整風文獻[M].山東新華書店，1950.
[10]魯迅全集[C].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1]阿英.第一次文代會日記[J].新文學史料，19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