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教育的論文
古代書法教育大致可從官學中的書法教育、家傳、師授這三個方面去探討。而官學中的書法教育是歷史正統、時代主流，我們有必要對其有大致的瞭解、歸納。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淺說漢代書法教育》
摘 要：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地道的審美藝術，它不僅具備了人類藝術所共同擁有的基本的美學品質，而且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淵源以及和文化情懷緊緊相扣，研究書法教育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漢代書法教育作為轉折點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為現代書法教育如何從漢代書法教育中吸取營養，發揮其獨特的文化傳承和德育功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漢代 書法教育 書學
古代書法教育大致可從官學中的書法教育、家傳、師授這三個方面去探討。而官學中的書法教育是歷史正統、時代主流，我們有必要對其有大致的瞭解、歸納。
一、童蒙教育與字書
漢時學童自小接受識字和書寫教育。東漢王充《論衡・自記篇》記敘自己童年的學習經歷：“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可見當時的童蒙教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蒙學，當時教育兒童識字和書寫的學習場所稱為“學館”“書館”“書舍”“蒙學”“小學”等，遍佈全國的鄉村閭里，教師稱“書師”，學生學習的目的是識字和書寫，使用的教材則是通行的“字書”，如《倉頡篇》《急就篇》等，這些字書又稱為“史篇”“篇章”。第二階段則是在識讀書寫能力學成之後，辭師離開書館，進入鄉聚庠序，從師學習《孝經》《論語》《尚書》等儒家經典。成年之後若進一步深造，則可進郡國學、太學，或受學於經師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廬”等私學。
學童識字和書寫是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所以“或以書醜得鞭”，老師抄寫的字書，就是他們臨學的字帖或範本。近代以來出土的漢代簡牘中，就有一些以隸書抄寫的《倉頡篇》《急就篇》等字書的簡牘，字跡端莊嚴謹，點畫不苟，完全沒有一般簡牘常有的率直與急就。當時學童習字，往往是寫在“觚”上。觚是在一根木條上削出三面、四面甚至六面、八面，每一面都能寫字，唐顏師古注《急就篇》：“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上寫了字之後，可以用書刀刮掉墨跡重寫，或者用幡布將字跡擦掉重寫，因此，觚能反覆書寫，是學童習字的適用工具。
童蒙識字所用的課本，在周宣王時有太史史籀作《史籀篇》，是用大篆體寫成，在秦代則有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為小篆體，到西漢初期的文、景以後，閭里書師把《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三篇合而為一，斷60字為一章，凡55章，分為上、中、下三篇，共3300字，中有重複的字，仍稱為《倉頡篇》。西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仿《凡將篇》作《急就篇》，其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介紹自然界事物和日用器物名稱;三為“文學理法”，介紹政治典章制度以及民俗倫理道德等。文章體裁多以七言為主，也有少量的三言、四言字句這些字句均合轍押韻，琅琅上口，易於背誦，因此《急就篇》很快就風行全國，成為通行的童蒙字書，直到南北朝時期還被使用，《急就篇》完成了它作為蒙學教材的歷史使命。現在我們能看到傳為三國時吳書法家皇象寫本的《急就篇》拓本，字型為章草，但發掘出土的漢代簡牘中的《急就篇》寫本，都是端整的隸書體。漢代字書尚有其他幾種，但以《倉頡篇》《急就篇》最為流行。
漢代的皇帝、諸王子以及貴族官宦子女，從小都要讀字書，學識字和書寫。在《漢書》《後漢書》中的人物傳記中往往有“善史書”的記載。如《漢書》卷九《元帝紀》：“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幼妙。”《後漢書》卷十《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後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可見，“史書”之“史”，本指古代的字書《史籀篇》，漢時則泛指字書。當時兒童由摹寫字書開始學習書寫，因此“能史書”是指學童文字書寫端正，再進一步，“善史書”即是指善書法了。《後漢書》卷十四《齊武王・附北海靖王興》記北海靖王劉睦：“能矚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時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劉睦由於“善史書”，而成為當時人模仿學習的“楷則”，所作草書尺牘被漢明帝收藏，由此可見漢代對書法學習的熱衷。
二、漢代的高等學府――太學
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始立太學，在此之前，由於政治、經濟與文化等諸多原因，對學校教育並不重視，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只有私家教學，沒有出現傳授學術的學校。及至武帝時期，隨著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加強，在思想領域開始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政策。為了切實貫徹這一政策，當時即迫切需要培養地主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因此，在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多次建議下，武帝於元朔五年詔置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同時在長安修築校舍，標誌著太學的正式建立，是漢代出現的設在京師的全國最高教育機構，也標誌著中國古代第一所官辦大學的誕生，從此，書法教育開始收到重視。
太學的教學內容就是經學，均屬於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則只在民間傳授。漢代經學有今文與古文之分。其區別原在於文字上的不同，前者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抄寫，後者是用先秦時期的籀書抄寫，因時代不同，故有“今文”與“古文”之稱。而主要區別還在於今文經講究“微言大義”，古文經則強調“訓詁”，偏重於史實的解釋。由於今文經學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五經》，便於其政治說教，這就使它比古文經學更受漢王朝的青睞，始終被立為學官。儘管為爭得官學地位，古文經學也曾多次與今文經學鬥爭，並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其最終也沒有被立為博士，僅允許公開傳授。這一方面說明博士的設定和變動並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漢代太學實際就是傳授今文經學的大學。
至東漢因經學教育的需要，蔡邕受命手書的石碑――《熹平經石》立於太學，它是我國古代由政府頒發的第一部書法範本，它提高了書法在整個文化領域中的地位，併為後世書學的確立起了鋪墊作用。
三、鴻都門學
東漢末年的漢靈帝劉巨集156-1是一位為政昏庸，但卻熱衷藝術、富有才氣的皇帝，曾自撰《皇羲篇》50章。他引召了一批在太學諸生中能為文賦的人，作為自己的侍從顧問，召集之初還比較注重要與經學相關，到後來把一些尺牘寫得好和擅長寫鳥蟲篆的人也徵召進來，並於光和元年178年在洛陽鴻都門內設定了鴻都門學，這是太學之外的又一中央官學，從藝術的角度提高了書法在教育中的地位。鴻都門學主要教授、從事辭賦創作與文字書寫等內容，而不是儒家經學，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一所文學藝術大學。
鴻都門學的設立，固然有漢靈帝熱衷藝術的因素，同時也出於政治鬥爭的動機。漢桓帝、靈帝時期，宦官專權，官僚士大夫聯合太學、郡國諸生，在朝野形成一股勢力，以“清議”的方式反對宦官，於是宦官集團反擊，朝廷迭興“黨錮之禍”。因此，鴻都門學的設立，就帶有分化太學勢力、籠絡士人的目的。由於漢靈帝的好尚，鴻都門學諸生的待遇超過了太學諸生，並能出任中央機構的尚書、侍中以及州郡的刺史、太守等高官，甚至有封侯賜爵者。鴻都門學雖為以蔡邕為首的正統士大夫所激烈反對，以為“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後漢書・蔡邕列傳》，但確實收羅、培養了一批書法家，如師宜官、粱鵠、毛弘等，他們在漢魏之際名重一時，為世人所傾慕師法。而且，鴻都門學的設定，使書法教育從童蒙識字書寫教育、官員公文書寫的實用要求和治經學所需的文字學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而純粹的藝術教育。這與崔瑗、張芝等熱衷草書的潮流一樣，都代表著書法藝術的自覺與獨立。
當然鴻都門學也有許多混跡其中、以求利祿的不學之徒，所謂“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其實不光是鴻都門學如此，一些被貢舉的秀才、孝廉往往也名不符實，太學經學也是“章句漸疏”，“浮華相尚”。尤其黨錮之禍以後，許多名流、學者被牽連流廢，太學生在考試時為了爭等第高下，常發生糾紛，相互忿然，還有用賄賂手段，將宮中蘭臺所藏漆書經文私家篡改，以合自己解說的。所以當時仕途黑暗，爭奪利祿不擇手段，各方面都一樣，不獨鴻都門學中一些人寡廉鮮恥。
鴻都門學衝破了太學自建立以來將經學作為唯一教育內容的樊籬，培養了一批文學藝術的專門人材，這是一個創舉。在此後的一千多年封建社會裡，其在取士和官方辦學方面都有過一定的影響。如唐代以後，有過以詩賦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北宋設立翰林圖畫院，以才藝之高下，分別授予以祗候、待詔、藝學、學生等職銜。徽宗朝，立“書畫學”，有肄業和考績等制度。鴻都門學在文學藝術史上應有其一定的位置。
參考文獻：
[1]周予同.經今古文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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