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

　　生態問題走到危機的地步不僅僅只是意識領域的問題,也不應該將反思與改革只限於經濟領域、技術領域,還應該將這種反思的範圍擴充套件到政治領域。

　　一、狹隘的民族主義

　　一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歷史

　　民族主義,就是一個民族對本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的一種自我肯定和鍾愛,是一個民族對自身存在的價值的肯定和推崇。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文藝復興後,伴隨著早期商業貿易的開始,民族主義開始走上歷史的舞臺,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經濟飛速發展的歷史性轉折點,在這個歷史浪潮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確立無疑成為民族主義的時代主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間的鬥爭,更是民族主義這一歷史元素的猛烈湧現。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狹隘的民族主義開始出現。民族主義是現代化程序的一部分,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要求資本的積累,資本的積累必然要求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權利主體,民族主義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

　　先進政治制度的建立為經濟的順利發展掃除了障礙,英、法正是在此階段完成了工業革命;狹隘民族主義在推動種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沒,日俄戰爭中日本獲勝就是極好一例。狹隘民族主義的變種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化破壞了自由主義的傳統,使各國政府關注、扶持規模龐大的民族企業以與他國競爭,這使壟斷成為可能,正是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狹隘民族主義最突出的貢獻是在二戰以後,美蘇爭霸推動了科技的長足發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根源

　　1.機械自然觀。機械自然觀在16世紀興起,並在17、18世紀的西方哲學中佔居支配地位。機械自然觀是指一種單純用古典力學解釋一切自然現象的觀點。首先,機械自然觀以一種片面、機械、靜止思維方式來看自然,把自然簡化為由基本粒子組成的機器。自然界的事物是可以分解成許多基本粒子的事物,瞭解這些事物可以通過分解的方法,即將事物分解到最基本的層次,通過對這些基本粒子的把握來掌握這個事物的整體。這種思維是一種簡單性思維,簡性思維有助於掌握事物,更容易造成對事物的忽視與低估而對自己的能力無限高估。其次,自然這部機器的運動與規律由外在理智控制。機械自然觀認為事物運動變化都是由外部原因造成,這種觀點客觀上形成了人對自然的態度: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人與自然敵對的觀念開始蔓延。

　　2.人類中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人類中心主義的形成是上述觀念的邏輯結果或者說是對前者的迴應。伴隨著機械自然觀的確立,自然不再具有生命,不再得到上帝的蔭護,在人們的眼中,不過是一架通過力學方式推動的巨大機器。自然觀在支援科技萬能論的同時,也助長了徹底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無需對任何非人的存在心懷敬畏之情,人類可以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上一往無前。科技之光碟機散了關於自然的矇昧與困惑,增強了人類征服、改造並進而控制自然的信心,機械自然觀則為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充分施展的舞臺。其結果是,人類愈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自然,也就愈危險地導致幾乎不可逆轉的環境危機。

　　3.狹隘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機械自然觀和人類中心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機械自然觀和人類中心主義,機械自然觀和人類中心主義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產生的根源。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對自己民族的一種極端盲目的肯定,以及採用極端的手段來捍衛自己權益的努力。這種盲目性、極端性就是一種片面、靜止、孤立的世界觀的體現,實質上是機械世界觀。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中,這種民族主義體現的是排他性,採取的手段是對抗與鬥爭,目的是消滅對方的同時儲存自己或強大自己,國家間的矛盾與戰爭就是例證。這種思維貫徹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為了自己的需要,人類以自己為中心對自然界展開了肆無忌憚的掠奪與瓜分。

　　機械自然觀和人類中心主義就是把自然看作一部人類可以製造可以掌控的簡單的機器,這種世界觀和價值觀在政治倫理中的體現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政治倫理思想迎合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反過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進一步維護了這種觀念的至尊地位,這種理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告訴了人類如何去認識自然和開發自然,卻沒有告訴人類應該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

　　二、狹隘的民族主義對生態的影響

　　首先,在處理民族矛盾時,狹隘民族主義以環境的破壞為代價。戰爭與剝削是民族衝突的表現與解決手段,民族之間衝突與矛盾最終轉嫁到了環境中。戰爭的爆發對環境造成直接破壞,無論哪一方是戰爭的勝利者,面對環境的破壞,戰爭的雙方都是失敗者,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毀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災難,最終是全人類的災難。民族之間的剝削最終是人對自然的剝削,生物中心主義者阿提菲爾德就指出,“在等級金字塔中,每一個較高等級的利益集團和階層都從下一等級中獲益。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從狀況更為惡劣的第三世界窮人中獲益。他們的生活從其他生物的交往中獲益:馴養的動物被用來運輸、食用;野生動物經常因它們的皮毛、肉而被獵捕;森林也因人們對木材和農場的需要而被摧毀……強權體系從人際關係擴散到了種際關係”。由此看出,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最終轉嫁到了人對環境的剝削上。

　　其次,狹隘民族主義的發展標準:速度與數量。工業革命以來,人們慣於用單純的經濟增長來衡量發展,發展被簡化為財富的增長,這種發展只以單純的經濟指標為增長目標。能源問題、糧食安全問題成為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產物,形成了發展的悖論:經濟越發展人類的生存就越陷入生存與發展的困境中。這種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前提的發展模式,既不關心自然,也不關心人自身,造成了對自然的汙染和破壞。

　　最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不合作態度。生態系統有自組織和自調節的能力,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災難才不至於頻繁發生,生態系統的這種特殊性使得生態危機的影響也具有蝴蝶效應。生態危機的解決不在個人層面,不在集體層面,在國家層面,即全人類的層面。現實中,國與國之間的不合作態度使得在處理和解決問題時舉步維艱,京都議定書的尷尬就在於此。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政治理念不僅難以給環境保護提供堅強的支援,其理念也不能完全與環保理念相協調。批判中構建新的政治倫理不僅成為必然,也成為可能。

　　三、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政治倫理的生態轉向

　　一樹立生態觀

　　1.機械觀向生態觀轉變。狹隘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機械世界觀,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是在克服舊的世界觀的同時樹立新的世界觀,這種新的世界觀就是生態世界觀。整體觀、有機觀以及人與自然平等而和諧的關係是生態世界觀的核心要素,政治倫理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更應該將生態觀應納入政治倫理的體系中。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政治倫理有其自身的特定的結構,包括政治道德意識、政治道德規範、政治道德活動。生態觀的納入就是要將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貫徹到政治道德的意識、規範和活動中。

　　2.生態世界觀要求政治道德規範應該與自然生態系統相協調。政治道德規範的主客體應該從人與人擴充套件到人與人、人與自然。傳統的政治道德規範只涉及人倫的領域,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公民,公民與公民的關係是政治倫理的主要調節物件,生態觀的納入就是要在此基礎上讓人類與自然,國家與自然,公民與自然的關係成為其中一部分。除了對主客體範圍的擴充套件,政治道德規範的內容也應該有質的轉變,政治道德規範的評價標準應該以是否符合生態規律為標準,生態標準的確立是政治道德體系生態轉向的有效之舉。

　　二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

　　1.樹立世界主義價值觀。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在世界主義看來,不管生活在那個國家,基於共同的人性,都屬於一個人類共同體。成為這個或那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這是由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所決定的偶然事實;作為人類的一員而存在,這才是一個更為基本和各位重要的事實。在世界主義看來,所有人之間都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倫理聯絡。家庭、國家和人類都是我們認同和忠誠的物件。既是特定的國家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既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成員負有義務,也對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成員負有義務。每一個人都應該把保護人類共享的地球當做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都應當積極地參與和推動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的環境保護。

　　2.樹立生態正義觀。正義範疇是一般倫理學的主要範疇 ,特別是政治倫理學的主要範疇。傳統的正義觀是社會的“平衡器”,生態正義觀是將正義概念擴大到對自然本身、自然生命和自然界的關心,將權利的概念擴大到自然實體和過程,確立它們在一種自然狀態中持續生存的權利。生態正義是指經濟、社會發展應該站在全面、均衡、公平、公正的高度認識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資源能源等社會關係,用理性、求實和正義的原則審視生態文明和生態道德,最大程度地避免生態危機,構建和諧、公正、真善美的生態觀。生態正義觀的確立,意味著人類自我認識的再次昇華,意味著人類將選擇在地球上可持續的生活正規化。

　　3.全球合作態度。生態危機的全球性和公害性要求我們超越姓“資”、姓“社”的思維慣性,生態危機的全球性要求以合作的態度來聯手解決世界性的生態危機。2009年全球國際生態安全合作年正式啟動,這標誌著全球生態合作的可能性已經成為現實。國際生態安全合作組織首任主席兼總幹事蔣明君博士指出,全球一體化、區域經濟合作需要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正遭遇空前的生態危機:全球氣候變暖、土地荒漠化、水資源匱乏和汙染、森林植被破壞、生物失去多樣性、有毒有害物質汙染環境、傳染病流行、城市交通擁擠和基礎設施落後等。這些問題,只有合作,才能發展,才能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