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

　　眾多學者所預言的“民族主義時代的終結”時至今日依舊遙遙無期。20世紀90年代初，《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聞迪和《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何新兩篇文章的發表曾引發中國青年學者對“蔚藍色文明”的反思。1993年8月的“銀河號”事件尤使中國青年憤慨，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也將中國民族主義由幕後推向前臺。以此為標誌，當代中國民族主義逐漸形成一股巨大的潛流，產生著日益廣泛的社會影響。2010年9月7日中日“釣魚島漁船撞擊事件”，再次刺激了國人緊繃的神經，同時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推到了學術研究的前沿。

　　然而，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猶如一面多稜鏡，不同的群體基於不同側面作出了自己的迴應。認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巨大而虛空的符號”有之，是沒落、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東西有之，是民族粘合劑的助推器有之。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究其為何，又將怎樣?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審視歷史，正視現實，著眼未來。

　　一、歷史審視：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追根尋因

　　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巨大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在當代再度泛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西方霸權國家的威脅與壓迫、封鎖與遏制激活了中華民族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實踐的急劇變化又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了孳生的土壤，對國家、民族歷史道路及現實選擇的困惑與重新思考又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萌發開闢了新路。

　　一“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激活了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記憶

　　在數千年封建社會演進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以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相繼建立和大工業的發展，西方列強紛紛東侵，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將中華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面對瀕臨衰亡的中華民族，無數仁人志士拼死奮鬥，歷經百餘年的努力，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擺脫了民族危機，實現了國家完全獨立和人民徹底解放，重新確立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華各民族夢寐以求的願望得以實現。從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曆程。在這條路上，成功的經驗和慘痛的教訓引發了人們的深刻反思。

　　“當代民族主義具有超越傳統意識形態的意味，這倒不是人們有意模糊社會制度方面的差異，而是與現代世界經濟基礎體系結構分化演變有關。”這就是說，世界利益格局的調整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泛起有深刻影響。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工作重心的轉移，改革開放的起步，使中華民族找到了復興的正確道路。但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企圖從來就沒有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翻天覆地的變化引起了西方霸權國家的焦慮與不安。基於“霸權主義”的邏輯思維和錯誤判斷，西方霸權國家一方面繼續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妄圖使中國不斷腐化、變質，達到將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目的;另一方面對中國實施遏制戰略，採取經濟封鎖、軍事禁運，為中國的和平發展製造障礙，千方百計阻撓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國家的霸權態勢和卑劣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激活了中華民族慘遭凌辱的歷史記憶，沉寂的民族主義再度泛起。

　　二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了生存土壤

　　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以此為起點，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迎來了新的春天。改革不是對原有體制的修修補補，而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相應體制。開放就是要突破傳統思維模式和思想觀念的束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要開放，要對所有地區和所有國家開放，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在這個時期，傳統與現代、國內與國外各種思想觀念、體制機制處在不斷震盪與碰撞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思想體系也跟著發生相應的變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為各種社會思潮的萌發提供了適宜土壤。在新中國成立後消聲的民族主義借勢而起，在西方國家霸權思維對國人羞辱傷害的現實環境中，迅速發展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進而對社會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三困惑、迷惘與“十字路口”的思考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撕開了新的裂口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中國踏上改革開放的路程，親西方熱、出國熱迅速席捲全國，大批的中國知識分子曾用不設防的心態去迎接、擁抱西方，瞭解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面貌，認識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先進科技、管理經驗。但是親西方的願望和向西方學習的激情並沒有改變一些西方國家對華的敵視態度，西方經驗也沒有解決中國的突出問題。面對殘酷的現實，國人親西方熱的心態悄然生變，越來越多的人對學習西方產生了懷疑甚至質疑。與此同時，隨著經濟、政治等各項改革的深入，中國面貌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體。總的來看，彼此聯絡交往增多，相互瞭解增強，利益分化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拉大，各種問題增多且更趨複雜。發展中的社會現實並不像人們預想的那樣——所有的問題都會在改革的程序中頃刻解決。對此，人們倍感失落、困惑，轉而以自己的認識解說著今天的中國。

　　20世紀80年代以後，人們的思想和情緒逐漸從“”造成的震撼中解放出來，在經濟政治變遷的社會環境中思考著國家、民族和個人的未來。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義觀念和個性自由解放思想，引發了他們對民族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和批判，後來這種反思和批判演化為對過去歷史的歪曲與否定。民族虛無主義思潮甚囂塵上，繼而與西化思潮媾和，終於釀成了驚世的。這場將中國的改革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所帶來的震撼迫使人們對國家、民族命運進行重新思考。

　　二、現實分析：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性思考

　　由上述分析不難發現，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勃興的原因相當複雜，從根源而論，是歷史因素與現實問題的結合，就成因而言，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複雜性決定討論此問題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堅持實事求是，做具體分析。

　　民族主義內涵豐富，形式多樣，但究竟什麼是民族主義?這仍是一個理論問題。有“民族主義之父”之稱的卡爾頓·海斯說過：“對愛國主義、民族性和民族主義的屬性和歷史的完整且系統的研究，在任何語言中都不存在。”即是說，民族主義沒有統一的相對固定的定義，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也是如此。即便這樣，梳理90年代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仍能從中有所收穫。在我國，學者基本上在心理狀態或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或思想運動等三個層面去認識民族主義。其實，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相當複雜，它既是一種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又是在觀念影響下表現為一種社會實踐或思想運動。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中，凡是能掀起一時人心的政治、社會、文化的運動，分析到最後，殆無不由民族主義的力量或明或暗地支援著”。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上述三個層面的混合體，既是國家、民族及個人前途命運的思考，不乏為一種心理狀態，同時對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不愧為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另外又表現為一種實踐運動，現實生活中不乏其例。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有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和提升民族精神之效果，又有被妖魔化，誤人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之境，遭致被人利用之風險。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這個多面體，不能作單一化的理解，而要進行理性思考、辯證分析，依據是否符合民族利益，可作健康民族主義與病態民族主義的區分和理解。

　　健康民族主義是開放的、溫和的、理性的、尊重個人意願的民族主義，是對本民族生存和發展利益的正確體認和維護。健康民族主義表現為民族覺醒以及“對民族自重、自立、自強的認識和實踐”，是對國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當維護。健康民族主義站在世界民族共同利益的立場上，在重視本民族利益和強調本民族的發展時，無損於其他民族反而有助於其他民族的發展。當今世界，有近3000個民族，每個民族在演進發展的歷史程序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本民族成員基於共同利益形成的自我意識，會進一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民族精神。很難想象，沒有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民族精神的民族是什麼樣子。在現代化建設的程序中，如果僅僅強調經濟建設、物質享樂，民族成員就會淪為“唯利是圖”的工具，民族感情將會變化得更加脆弱，民族意識也會逐步淡化。這種狀況若長期持續下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會消失殆盡，中華民族將會變成一盤散沙。此外，西方霸權國家看到中國近年來的巨大變化，逐漸將中國列為最具威脅的挑戰者和直接的競爭物件，對中國實施遏制、打壓戰略;周邊有的國家看到中國的日益強大，試圖以各種方式阻撓中國的崛起，別有用心的國家還大肆散佈“中國威脅論”，擾亂其他國家的判斷。應對這種險惡的國際環境，中華民族沒有超強的民族凝聚力是難以想象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健康民族主義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是培養各族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愛國情操和愛國熱情的必要手段，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要求。

　　病態的民族主義是與健康民族主義相對應的民族主義，它是封閉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緒化的、忽視個人意願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情緒宣洩。病態民族主義藉助愛國主義名義，以民族復興為己任，對內主要表現為“內政憤懣”和否定自省精神，對外主要表現為武力攻防、文化超越和盲目自大。首先，病態民族主義在內政上否定成績、誇大矛盾和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這是舉世公認的，當然也存在矛盾和問題，而且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矛盾會更加尖銳，問題會更加具體。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就是要啃硬骨頭，對這一點，我們不能誇大，也不能縮小，應保持清醒認識，絕不能迴避。但病態民族主義對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只關注矛盾和問題，並不斷放大。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民主法治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公平正義也是一句空話，國家巨集觀調控僅是“畫餅充飢”的面上功夫，少數人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大多數人貧窮、落後，關係民生的教育、住房、醫療等三大工程的改革相當滯後，社會和諧遙遙無期。其次，病態民族主義在對外認識上挑戰現行國際秩序，主張武力攻防。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兩大主題，絕大多數國家都渴望和平，希望有一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剛剛起步的中國尤其如此。但由於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的存在，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仍是和平與發展的最大障礙。病態民族主義不能正確看待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對世界格局不加分析和辨別，無視國際秩序，敢於挑戰權威，主張“解放軍跟著國家核心利益走”，適當的時候還要實現所謂“除暴安良擔當道義”的國際職責。無數事實表明，每當中國在改革中受阻，在對外交往中受困之時，病態民族主義就會蠢蠢欲動，恣意製造各種事端，挑撥民族感情，煽動民族情緒，意欲混淆視聽。

　　三、未來之路：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期待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經過二十餘年的演變發展，存在的問題仍不容諱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勃興於冷戰結束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及學術歧見，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探討遠遠落後於實踐層面，因而指導實踐有限。就理論層面而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缺乏系統、比較稚嫩;就實踐層面來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影響下的實踐運動不夠理性。即便如此，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對人們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國現代化的反思及獨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卻是不容質疑的。科學把握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規律，合理引導其未來走向，是當前學術研討的題中之義，“只有在內涵上徹底突破狹隘封閉的種族或文化侷限，注入經傳統轉化而來的，更為開放的現代價值觀念、信仰體系和政治內容，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有希望成為現代工業化運動中的動力資源和精神砥柱”。在理論上不斷完善自我，在實踐中不斷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態民族主義的誤區，讓植根於當代中國特定語境中的民族主義實現轉向，逐漸走向溫和、務實理性，形成適合中華民族特點、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義。

　　首先，從民族主義表現的型別而言，應逐漸由被動、自衛型轉向主動、自強型。自梁啟超將西方民族主義概念引入中國後，其廣泛討論而引起社會各界共鳴，使其一度成為各政治派系高擎的旗幟，指引著人們為挽救中華民族而奮鬥。儘管中國民族主義最初是借鑑西方，留有西方民族主義的某種劣痕，但與西方民族主義相比，仍有本質區別，它是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機的特定時代下產生的，是對西方列強的威逼和欺凌的自發行為，可以說是一種本能反應。蕭功秦把這種“由於民族危機而激發的作為對西方挑戰而產生的、旨在通過自立自強來有效地維護自身生存條件的民族自衛意識和運動稱之為應激——自衛型民族主義”。

　　勃興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儘管在諸多方面與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不同，但仍屬於應激一自衛型民族主義範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泛起，不是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的理性自覺，更不是中華民族意識顯著增強的主動反應，而是與西方某些國家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關係密切，與中國外交受挫密不可分，外力因素激發了中華民族遭受凌辱的歷史記憶，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銀河號”事件、“申奧”失利事件、駐南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奧運聖火受阻事件、達賴遊竄西方諸國事件等等，凡此種種，都是在中國外交受挫或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以後，人們做出的應激被動反應。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正在向主動、自強型轉向，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傾注於民族主義的理論探討，著眼於中華民族內部力量的整合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關注本民族的生存與自我發展。民族主義理論的研討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規制著民族主義實踐運動。2008年奧運會舉辦的巨大成功和“汶川”救援中的團結協作、2009年“建國60年慶典”的順利舉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輝煌成就，既極大地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強意識，也是對西方國家仇視中國的主動迴應。

　　其次，從民族主義性質上看，應實現由情緒化、非理性向溫和、務實、理性過渡。回首中國近現代史不難發現，每當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民族主義就會義無反顧地高擎拯救中華民族的旗幟，鼓動民眾的民族情緒，激發民眾的民族熱情，極大地凝聚民族共識和民族力量，進而演化為抵禦西方列強、拯救中華民族的實踐運動。但情緒化、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也促使人們進行自我反省。首先，民族主義與對整個國際形勢的理解和判斷有關，因此客觀公正的社會資訊對國民必不可少。其次，眾的愛國熱忱和激情需要宣洩，不能壓制，但宣洩需要有合理的渠道，更離不開科學引導。從當前社會實踐來看，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不是想與不想、要與不要的問題，溫和、務實且理性的民族主義正是培育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所必要的，當然社會也應該積極倡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各國交往聯絡日益密切，更多的人們開始有“擺脫經驗的侷限和意識的朦朧狀態，開始對個人、集體和國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體認、關心和參與的意識”。理性審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就會發現，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既使在國際上遭受挫折，受到侮辱，所表現出來的體現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社會實踐運動也在政府的可控範圍之內，是比較溫和的和理性的。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反對崇洋媚外但又不盲目排外，它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文化思想、管理科技但不盲從西方、追求西化。即便因美國炸館事件、撞機事件等曾出現強烈的反美浪潮，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事件、釣魚島事件等引發反日運動，因法國總統接見達賴、奧運聖火受阻而引發的民眾衝擊家樂福超市等，表現的也都是在民族尊嚴受挫後的一種適度而合理的反應。

　　再次，從發展內涵分析，民族主義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長。中國民族主義源起於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渴望民族復興，在一定意義上而言，它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思潮。任何進步政治思潮，都有值得借鑑的閃光點，“人類所有信仰的所有積極價值，到最後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蘊涵在對方之中”。

　　今天，歷史的車輪早已駛入21世紀，在各種政治思潮重壓下的民族主義也很難保持其原初內涵，需要根據中華民族實際做出適時選擇，在強調集體利益之時，維護個人正當權益;在強調國家、民族復興之時，主動融入國際社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處理;在謀求民族自決、自主之時，力主民族間的溝通、合作。在距離不是問題、“地球村”初現的時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只有融合其他政治思潮之長，才能煥發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