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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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義”，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狀態。”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民族主義通常被用來表示個人、群體和一個民族內部成員的一種意識，或者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財富的一種願望。

　　在當代中國，建設文化強國，增強民族的經濟實力，保障民族政治的穩定，增強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感召力，有利於民族關係穩定和祖國和平統一，有利於保持社會內部各階層和諧，促進社會穩定，這對完善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精神紐帶具有積極的價值牽引和動力支撐，是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精神紐帶完善的重要保障。

　　建設文化強國是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聚合力增強的內在訴求

　　聚合力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結構和內在層次。聚合力的形成源於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與基本要素的組合。基本要素與核心支柱組合越合理，其聚合而成的合力就越強。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是中國共產黨。基本要素從物質文化而言，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生態文明，主要體現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環保科技成就;從制度文化而言，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文明，主要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從精神文化而言，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體現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美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踐證明，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聚合力的大小與強弱, 取決於民族凝聚力核心構成中核心支柱與各基本要素是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行合理調整, 核心組合越合理, 其聚合而成的合力就越大越鞏固。

　　馬克思主義文化結構論認為，民族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這三個要素互相聯絡，缺一不可。其中，物質文化是表層要素，是基礎條件;制度文化是中層要素，是中介和調節點;精神文化是深層要素，是更高的上層建築。民族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核心支柱的引導和凝聚下協調發展，民族凝聚力的聚合力就會增強。回顧歷史，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 由於受“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 我們一直未能解決好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的問題, 中華民族凝聚力核心構成中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文化層次沒能得到合理組合。改革開放以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再到“姓資姓社”的討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最後到“西部大開發”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生態文明的確立;從反對個人崇拜，堅持民主和法治原則到“依法治國”的提出，再到“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從“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到“以德治國”，再到“以人為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構成的表層、中層和深層因素都實現了昇華。這些昇華立足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中國建設的具體實踐，又體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訴求，解決時代問題，體現了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增強了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聚合力。

　　當前，隨著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當代中國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不協調仍然存在。溫家寶曾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種社會制度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需要有相應的文化為其提供指導和奠定基礎。……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主法制的推進，文化建設有了很大的進步。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設，同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腿。”[5]像近年來發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物質文化內部的物質文明和生態文明存在著諸多不和諧因子，像城市化程序中一些生態環境被破壞。此外，“當前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相對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而言是明顯滯後的, 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 政治文明建設的滯後性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越來越明顯。”[6]在這種境遇下，建設文化強國，有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和諧發展，亦即有利於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三大基本要素的協調發展。

　　建設文化強國，客觀上要求在推動物質文化發展的基礎上，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保證我國制度文化方向正確，少走彎路，推動民主法制穩步、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制度文化調節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協調發展的結合點作用;在推動精神文化發展的基礎上, 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對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援、思想保證作用。這樣, 物質文化發揮了其基礎性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