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盈餘管理與企業所得稅稅負的實證研究
【摘要】 上市公司在進行盈餘管理時,往往需要權衡財務報告成本與稅務成本。為了作出正確的決策,公司是否有動機通過操縱非應稅專案損益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呢?文章以滬深兩市2008年1
061家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通過考察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差異和盈餘管理之間的關係,證實了該假設。研究還發現,通過此途徑所規避的所得稅負極為有限,或許表明公司事實上會為其大部分利潤操縱行為支付所得稅成本。
【關鍵詞】 上市公司; 盈餘管理; 所得稅稅負; 非應稅專案損益
一、引言
會計盈餘作為企業業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不但影響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也影響著企業的形象。對於上市公司來說,它甚至影響公司的上市、增發、保牌、摘牌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會有意識地採取各種手段調節或控制會計盈餘指標,進行盈餘管理。它不僅僅調增盈餘,也可能調減盈餘,進而達到收益平滑的目的。一方面盈餘管理不同於違反公認會計准則的利潤操縱行為,雖然會對盈餘資訊質量等方面有負面的影響,但是對上市公司在平滑收益、樹立公司形象和增強投資者信心等方面也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也有可能造成所得稅稅負水平的變動:當管理層通過盈餘管理增加利潤時,往往需要為此支付所得稅。有研究表明,所得稅稅負是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一個明顯因素。基於以上分析,本文認為上市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與所得稅稅負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考慮到國外已有一些關於盈餘管理與所得稅稅負的研究,而國內鮮有考察上市公司是否會通過操縱非應稅專案損益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的經驗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的問題:一是上市公司是否有動機通過增加非應稅專案損益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二是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互補效應?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一文獻回顧
上市公司管理層在進行盈餘管理時,經常面臨著財務報告成本與稅收成本間的權衡。其中,財務報告成本,是指由於公司未能達到合適的利潤目標而導致的成本,包括公司融資成本上升、債務契約終止、政府管制加強等成本;稅收成本,是指由於公司管理層操控盈餘、人為增加利潤而導致的所得稅負的增加葉康濤,2009。
在國外,有關財務報告成本與稅務成本的權衡對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影響的研究比較多。Dhaliwal1994等從存貨角度,Balsam1997等從公司報酬角度,Maydew,Schipper和Vincent1999等從資產剝離行為角度,分別考察了稅務成本和財務報告成本對公司盈餘管理行為的影響,並認為稅務成本影響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但Hunt1996、Madeo和Omer1994以及Austin等1998的研究沒有發現這樣的證據。上述研究並沒有考察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如何影響其所得稅費用。
相比之下,國內有關盈餘管理與所得稅支付之間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之間關係的理論探討,而相關的經驗研究較少。陳曉等2003、王立彥、劉向前2004的研究發現不同地區之間上市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稅率集中在一個狹小的、明顯低於稅法規定的33%名義稅率的範圍,表明我國地區之間的確存在著在資本市場上爭奪流動性資本的稅收競爭行為。葉康濤2006對盈餘管理與所得稅支付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盈餘管理幅度越大,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額間的差異也越高。其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上市公司主要通過操控長期應計利潤專案來規避所得稅稅負成本。該文涉及到上市公司會計—稅收差異和納稅調整專案,但其研究僅限於2002年製造業的上市公司,其中對於納稅調整專案替代變數的設計也值得進一步商榷。
以上研究從不同角度考察了盈餘管理與公司所得稅稅負之間的關係,且對於盈餘管理與企業所得稅稅負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國內關於這方面的經驗研究則很少。因此,在我國這種特定稅制結構下,基於會計利潤和應納稅所得差異的角度來考察盈餘管理和上市公司所得稅稅負關係的研究還有待加強。
二理論假設
隨著新會計準則的實施,企業獲得了更多選擇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自主權,從而導致了上市公司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之間存在差異,同時也使上市公司管理層進行盈餘管理的空間逐步增大。當上市公司利用會計利潤和應納稅所得之間的差異本文研究時定義為非應稅專案損益,通過操縱非應稅專案損益來進行盈餘管理時就會涉及到盈餘管理的稅收成本問題。
導致上市公司非應稅專案損益的因素大致可以劃分為納稅調增與納稅調減兩種型別,與此相對應,盈餘管理行為也存在著調增會計損益和調減會計損益兩個方向。因此,這兩種方向的盈餘管理行為均可能與非應稅專案損益問題相關。一方面,公司存在有針對性的利用非應稅專案損益調減損益的盈餘管理行為,從而達到影響國家降低法定稅率的目的。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實際稅負率與利用非應稅專案損益調低會計損益的盈餘管理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層在進行調增損益的盈餘管理時會面臨財務報告成本與稅務成本間的權衡。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公司管理層有可能充分利用稅法與會計制度之間的不同規定,通過操控非應稅專案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相關分析也表明上市公司存在通過操縱會計利潤與應計利潤之間的差異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的動機。因此,可以得出假設1。
假設1:盈餘管理程度越強,所得稅率越高,從而上市公司操縱非應稅專案的損益越高。
需要進一步分析的一個問題是: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在資本市場中,公司管理層出於融資、契約和政治管制等目的,往往有意識地採取種種手段調節或控制會計盈餘指標葉康濤,2009。但是盈餘管理行為也會產生成本,除了要面臨未來可能的法律風險外,一項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稅成本,會對公司的所得稅稅負產生影響,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市場當中。根據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如果兩種產品聯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例如汽車和汽油,這兩種產品即為互補品;如果兩種產品均可獨立發揮作用,且具有相同功能,例如茶葉與咖啡,這兩種產品即為替代品。如果將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分別理解為一種產品,那麼由於這兩種產品均可對非應稅項損益產生影響,且具有相同功能。由此可以得出,這二者之間應當具有一定的互補效應。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 假設2: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存在互補效應。
【關鍵詞】 上市公司; 盈餘管理; 所得稅稅負; 非應稅專案損益
一、引言
會計盈餘作為企業業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不但影響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也影響著企業的形象。對於上市公司來說,它甚至影響公司的上市、增發、保牌、摘牌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會有意識地採取各種手段調節或控制會計盈餘指標,進行盈餘管理。它不僅僅調增盈餘,也可能調減盈餘,進而達到收益平滑的目的。一方面盈餘管理不同於違反公認會計准則的利潤操縱行為,雖然會對盈餘資訊質量等方面有負面的影響,但是對上市公司在平滑收益、樹立公司形象和增強投資者信心等方面也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也有可能造成所得稅稅負水平的變動:當管理層通過盈餘管理增加利潤時,往往需要為此支付所得稅。有研究表明,所得稅稅負是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一個明顯因素。基於以上分析,本文認為上市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與所得稅稅負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考慮到國外已有一些關於盈餘管理與所得稅稅負的研究,而國內鮮有考察上市公司是否會通過操縱非應稅專案損益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的經驗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的問題:一是上市公司是否有動機通過增加非應稅專案損益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二是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互補效應?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一文獻回顧
上市公司管理層在進行盈餘管理時,經常面臨著財務報告成本與稅收成本間的權衡。其中,財務報告成本,是指由於公司未能達到合適的利潤目標而導致的成本,包括公司融資成本上升、債務契約終止、政府管制加強等成本;稅收成本,是指由於公司管理層操控盈餘、人為增加利潤而導致的所得稅負的增加葉康濤,2009。
在國外,有關財務報告成本與稅務成本的權衡對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影響的研究比較多。Dhaliwal1994等從存貨角度,Balsam1997等從公司報酬角度,Maydew,Schipper和Vincent1999等從資產剝離行為角度,分別考察了稅務成本和財務報告成本對公司盈餘管理行為的影響,並認為稅務成本影響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但Hunt1996、Madeo和Omer1994以及Austin等1998的研究沒有發現這樣的證據。上述研究並沒有考察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如何影響其所得稅費用。
相比之下,國內有關盈餘管理與所得稅支付之間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之間關係的理論探討,而相關的經驗研究較少。陳曉等2003、王立彥、劉向前2004的研究發現不同地區之間上市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稅率集中在一個狹小的、明顯低於稅法規定的33%名義稅率的範圍,表明我國地區之間的確存在著在資本市場上爭奪流動性資本的稅收競爭行為。葉康濤2006對盈餘管理與所得稅支付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盈餘管理幅度越大,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額間的差異也越高。其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上市公司主要通過操控長期應計利潤專案來規避所得稅稅負成本。該文涉及到上市公司會計—稅收差異和納稅調整專案,但其研究僅限於2002年製造業的上市公司,其中對於納稅調整專案替代變數的設計也值得進一步商榷。
以上研究從不同角度考察了盈餘管理與公司所得稅稅負之間的關係,且對於盈餘管理與企業所得稅稅負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國內關於這方面的經驗研究則很少。因此,在我國這種特定稅制結構下,基於會計利潤和應納稅所得差異的角度來考察盈餘管理和上市公司所得稅稅負關係的研究還有待加強。
二理論假設
隨著新會計準則的實施,企業獲得了更多選擇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自主權,從而導致了上市公司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之間存在差異,同時也使上市公司管理層進行盈餘管理的空間逐步增大。當上市公司利用會計利潤和應納稅所得之間的差異本文研究時定義為非應稅專案損益,通過操縱非應稅專案損益來進行盈餘管理時就會涉及到盈餘管理的稅收成本問題。
導致上市公司非應稅專案損益的因素大致可以劃分為納稅調增與納稅調減兩種型別,與此相對應,盈餘管理行為也存在著調增會計損益和調減會計損益兩個方向。因此,這兩種方向的盈餘管理行為均可能與非應稅專案損益問題相關。一方面,公司存在有針對性的利用非應稅專案損益調減損益的盈餘管理行為,從而達到影響國家降低法定稅率的目的。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實際稅負率與利用非應稅專案損益調低會計損益的盈餘管理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層在進行調增損益的盈餘管理時會面臨財務報告成本與稅務成本間的權衡。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公司管理層有可能充分利用稅法與會計制度之間的不同規定,通過操控非應稅專案來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相關分析也表明上市公司存在通過操縱會計利潤與應計利潤之間的差異規避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的動機。因此,可以得出假設1。
假設1:盈餘管理程度越強,所得稅率越高,從而上市公司操縱非應稅專案的損益越高。
需要進一步分析的一個問題是: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是否存在替代效應或互補效應。在資本市場中,公司管理層出於融資、契約和政治管制等目的,往往有意識地採取種種手段調節或控制會計盈餘指標葉康濤,2009。但是盈餘管理行為也會產生成本,除了要面臨未來可能的法律風險外,一項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稅成本,會對公司的所得稅稅負產生影響,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市場當中。根據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如果兩種產品聯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例如汽車和汽油,這兩種產品即為互補品;如果兩種產品均可獨立發揮作用,且具有相同功能,例如茶葉與咖啡,這兩種產品即為替代品。如果將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分別理解為一種產品,那麼由於這兩種產品均可對非應稅項損益產生影響,且具有相同功能。由此可以得出,這二者之間應當具有一定的互補效應。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 假設2:盈餘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餘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存在互補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