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時期中美軍事關係的論文

　　當前中美軍事關係處於雙方國家利益和安全戰略的全域性之中，這個不僅僅是軍事問題，同時還是政治、外交問題。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淺談中美軍事關係的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美軍事關係的論文篇一:《冷戰結束後中美軍事關係的啟示》

　　【摘要】中美軍事關係處於兩國國家利益和安全戰略的全域性之中，既是軍事問題，也是政治、外交問題。冷戰結束後，兩軍關係幾度中斷恢復，從其發展歷程可以得到三點啟示：繼續開展戰略對話建立、加強信任機制、加強軍事力量建設。我軍要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完善對美軍事外交的戰略管理。

　　【關鍵詞】軍事關係;戰略對話;信任機制;戰略資源;軍事力量

　　中美軍事關係處於雙方國家利益和安全戰略的全域性之中，既是軍事問題，也是政治、外交問題。從冷戰後期中美結成共同對抗蘇聯的同盟起，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性逐步增強。在政治、經濟領域的雙邊、地區、全球議題上，兩國都有共同利益、相似的戰略認知。而冷戰後中美衝突的實質是美國作為守成國，重返亞太、構建“戰略再平衡”，防範“新興大國”，從而引發了競爭、矛盾與鬥爭。總體而言，中美友好的政治氣氛直接有利於發展和諧的軍事關係。從冷戰結束後中美軍事關係的發展歷程中，得到如下三點啟示：

　　一、繼續開展戰略對話

　　戰略對話能夠避免衝突、提高透明度、增進互信，是中美軍事合作的關鍵內容。戰略對話不僅幫助我軍透徹地瞭解美國的利益，明晰中美之間的相互戰略定位，還有利於借鑑美軍軍事力量建設的經驗，優化自身的軍事理論、訓練和組織及創新能力。目前，兩國的政府和學術圈都有向制度主義發展的自由主義傾向。而認同制度化與制度內化這兩者是中美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基礎。一般而言，中國外交部、美國國務院中這樣的思想、觀念佔據了主導。而人民解放軍及五角大樓的官員更多是在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想影響下建構軍事關係。此外，在戰略認知層面上，中美意識形態存在的根本差異、美臺軍事準同盟關係的身份認定等給中美國家利益帶來潛在的衝突。這種現實背景為深入拓展戰略對話創造了條件。

　　例如，美國學者擔憂中國的反衛星能力及意圖，認為任何針對美國部署在太空上的50顆衛星的小規模反衛星武器進攻，都會給美國的軍力、甚至國民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對此，布什政府國防部長辦公室顧問白邦瑞指出，要“診斷”中國軍事政策的走向，開出美國未來如何與中國進行戰略互動的藥方，加強與中國軍方的交流很重要。中國核力量的現代化與美國發展導彈防禦時間上重合，這為兩國實現戰略對話提供了機會。也有美國學者認為，雖然擔憂有其合理之處，但交往能促進軍事方面的更大透明性，改善美中之間的相互瞭解，有助於建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溝通渠道，從而減少兩國軍隊發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藉助戰略對話來分析美國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得失，判斷其戰略選擇和反應的力度，有助於加大中國的戰略選擇餘地，減輕或化解我國的戰略壓力，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

　　中國相信戰略對話能夠達到增信釋疑的目的。美國則認為，戰略對話有助於加強各級別的軍事接觸，能夠更多瞭解中國軍隊，當中國在亞洲擴大實力和影響之時，降低中美髮生衝突的機率，從而消除相互猜疑。一般而言，美國的軍事交流分為八級，第一級高層將領互訪，第二級情報的交換，第三級召開雙邊研討會，第四級互派觀察員，第五級工程和醫療領域的聯合演習，第六級小規模受訓，第七級雙邊的軍事演習，第八級多國聯合軍事演習。可以看出，戰略對話應被視為美國第一級的軍事交流。

　　在中美戰略對話中，中國怎樣才能夠靈活運用對美的各種手段，協調與軍事關係有關的議題?反恐、朝核問題、對美軍事交流的層次、對臺軍售的武器內容，掌控議題的主動權將直接影響對美軍事外交的效果。此外，中美軍事關係的發展還涉及與其他雙邊、多邊軍事關係的協調。比如中俄、美日關係，中美在聯合國安理會及其維和行動、六方會談、東盟地區論壇問題上的關係。對於這些議題，中國都需要統籌管理、權衡利弊得失。

　　二、建立和加強信任機制

　　中美兩軍都十分重視探索軍事安全合作模式、拓寬互信交流渠道。中美通過一些與軍事、安全有關的安排，增加對對方行動的預測，確定對方的意圖，減少誤判避免衝突，達到雙方受益的目的。例如，避免衝突發生的措施包括設定熱線、軍事演習前的預先通知、避免海上機艦碰撞的協議。加強信任則需要通過採取宣示、溝通、透明化、限制性等措施，增加各層次、各種形式軍事安全議題的交流。美國的這種戰略認知反映了在認知上、信念上雙方仍有待了解對方，而理解對方對安全的關注是建立戰略信任的關鍵一環。

　　中美信任機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中美在軍事領域各議題上的長期積累。90年代，中美製定了國防交流計劃，實現了軍艦互訪、軍事人員交流;1994年10月中美國防工業軍轉民聯合委員會成立，幫助促進軍轉民聯合專案;1995年簽訂了測量和繪圖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1998年6月舉行了軍方的人道主義救災研討會;1998年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太平洋空軍司令邀請中國軍方，參加1998年環太平洋演習、1998年迅雷聯合演習。1998年5月美太平洋總部司令普呂厄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國際小組委員會作證時稱，目前中國軍事力量尚不至對美構成直接威脅，到2015年後才能發展遠洋作戰能力。美國發展兩軍關係主要目標是建立互信並增進彼此開放和相互瞭解。1999年12月中國同意美軍P3C獵戶座星座式偵察機降落香港，參與美軍與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的聯合搜救演習。這種偵察機能夠進行反潛、外海偵察，這樣的決定是中美軍事交流的又一突破。2006年12月《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闡明瞭我國的核戰略，2007年初美國就急切地盛邀我二炮司令訪美。2007年8月第二炮兵司令員靖志遠上將會見了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艾克・斯凱爾頓一行，代表團第一次來到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司令部訪問。這些軍事互動有助於中美實現對戰略利益、戰略環境的準確認知，達成了不會陷入無限的、訴諸戰爭的競爭，逐步形成信任機制。建立戰略信任對推動軍事關係沿良性軌道發展至關重要，而軍事關係在波折中逐漸擴充套件到新領域，反映了中美互信在逐步建立。

　　未來，中美就軍事學術、技術議題開展功能性交流值得期待。中美針對太空、核問題深入對話、交流將是大勢所趨。建立中美太空戰略對話機制值得嘗試。這種機制還能為中美提供在非敏感領域合作的機會。美國空軍航天司令部航空、航天和資訊戰主任、專業人士泰德・克雷斯吉准將就認為，中國的反衛星導彈試驗已經“改變了軍事平衡”，這也迫使美軍需要“加深對中國反衛星導彈、地基鐳射、網路戰以及其它地基攻擊能力對美國太空戰略威脅的理解。”在雙方的積極推進下，未來中美軍事關係依舊會展開、加深，從作戰部隊，到軍事院校，從相互派員觀摩軍事演習，到考察合作交流，從軍事科學研究，到軍事醫學、文化、體育的軍事交流與合作。兩國軍隊間的友好往來，將彰顯透明、互惠。

　　2006年7月，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將訪美，中美達成六大共識：加強兩軍高階領導人往來，加深互信;加強兩國國防部軍隊安全對話;加強現有合作機制，如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海上救援、軍隊環保合作;加強軍事院校交流和人員往來;加強中青年軍官交流互訪;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這宣示了中美軍事關係的明確發展方向，指明瞭解決安全困境、信任危機的最好的出路――長期的良性互動和建立信任機制。

　　三、加強軍事力量建設

　　軍事力量是國家實力的關鍵組成部分。軍事力量的運用帶給兩軍關係有形或無形的競爭。美國相信，中國是有潛力與其競爭的正在崛起的國家。美國“不僅要防範中國不斷髮展的軍隊現代化，而且要應對中國戰略選擇對國際安全造成的影響。”冷戰後美軍在亞太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調整、軍事聯盟活動、在我周邊不斷獲取的軍事准入能力，給我國安全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美國在軍事上防範遏制中國，利用“臺獨”勢力阻撓兩岸統一。而其發展導彈防禦系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削弱中國的戰略打擊能力，延緩、破壞中國的崛起。從軍事戰略和大戰略角度來說，美軍軍事力量的運用具有堅決性、有限性，體現了以下四個特點：“靈活和有選擇的參與戰略”確立的六條“出兵原則”武力是最後手段、得大於失、取得國內支援與合作、取得國際合作、目的明確、及時撤出可以視作美國在臺海危機中這類戰略行動的規律;對本國所不能允許的新興國家的挑戰性的行為進行堅決干預、威懾;強調謹慎運用軍事力量，避免深陷戰事、久拖不決;運用強制外交。1995～1996年臺海危機中美國運用軍事力量是其預防性防務的實戰應用，也是其實施強制性外交的例項。這種有限使用武力的方式與威懾一樣，主要依靠武力的潛在運用或者說主要通過威脅使用武力，以達到國家的對外政策目標。

　　軍事力量由兩部分構成：政府為軍事組織提供的可用戰略資源，這是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領導層將可用的戰略資源轉化為具有作戰能力的軍事力量，即通過一系列的戰爭能力最終表現出作戰力，從而在戰場上形成一種戰略對比優勢。國家擁有的這類戰略資源和轉化能力共同構成了軍事力量。“從政府獲得的戰略資源”能否轉化成軍事力量取決於多個因素。針對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2002年8月，美國防部總結了九條經驗教訓之一就是21世紀的戰爭不僅僅是軍隊的職責，而是越來越需要經濟、外交、金融、執法、情報等國家力量的參與。這體現了“戰略資源”向“軍事力量”的轉化。

　　軍事關係中的強勢方通常會利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各種手段影響弱勢方的資源“轉化能力”。弱勢方則會“學習”對方的軍事技術、作戰理念、兵力部署方式、作戰技術、軍事訓練專案和解決問題的技巧。面對美國對華塑造與防範並舉的政策，我軍要建立完善的中美軍事交流評估指標體系。一方面加強分析我軍軍事需求，重視指揮、軍事教育等特定人員的軍事需求分析。另一方面要科學評估交流效果，確定未來軍事交往的參照標準、衡量指標，有的放矢地依據新作戰使命以及軍事理論體系開展中美軍事交流。比如就目前的兩軍交流來看，多大程度影響了我軍的軍事裝備的提升、軍事理論的完善?以我國的戰略目標為出發點，軍隊具有的戰略資源轉化為有效軍事力量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從軍事力量層面看，我軍需要參照世界資訊作戰發展的座標，釐清資訊作戰的體制與力量、指揮與控制、戰法與謀略、裝備與人才、戰場與保障等基本問題，將軍事領域各分支獲取的資訊以及戰略認知整合在一起，建立資訊作戰的理論體系，接受實兵演習等檢驗。而我軍武器裝備引入和研發要融合短期問題與長期戰略規劃，融入我軍事戰略，協調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這是維護我國國際地位、加強戰略威懾力、維持自身安全與地區穩定的必然選擇。

　　結束語

　　當前美國著眼於未來世界和地區秩序的主導權，加緊投棋佈子，插手中國領土主權爭端、內部事務，妄圖消耗中國。雖有牽制中國的意圖，但依然需要在地區熱點問題上與中國增信釋疑、互利共贏。中國既要避開美國的鋒芒，又要與美國構建新型的大國關係。取得真正高效的對美軍事外交效果，應有兩個標準：一是增進互信，二是提高我軍的作戰力。我軍要在這兩個看似矛盾、充滿悖論的標準之下，不為美國的干擾所動，更不為美國的威懾所懼，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完善對美軍事外交的戰略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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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軍事關係的論文篇二：《中美經貿關係摩擦》

　　摘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關聯越發的緊密。在此之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美國之間的關係顯得尤為重要。回顧過去三十幾年來的中美經濟關係發展，中國和美國之間是摩擦不斷的。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存在。我們應當從企業行業和國家兩個方面去改善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

　　關鍵詞：中美貿易關係歷史原因對策

　　一、中美經貿關係發展歷程

　　縱觀中美貿易歷史，自1776年美國宣佈成立之前，作為在英國統治下的北美殖民地就已通過壟斷東方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清朝時期的中國展開了間接貿易。在抗日戰爭時期，美國更是成為了中國戰略性物資的最大供應國。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中蘇結盟和朝鮮戰爭的爆發，中美貿易關係中斷了達20年之久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後中美經貿關係冰凍期慢慢結束。終於在1978年美國政府同中國政府達成了恢復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協議。自此中美經貿關係迎來了春天。1979年7月兩國政府簽署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在經過了近30年的彷徨和停滯後，中美經貿關係自此進入了迅速發展時期。根據海關統計資料顯示，在1979年～2002年間，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總額平均增長率為25%;1998年中美兩國貿易額為100億美元;發展至20XX年中美貿易額超過5000億。三十年來，歷經風雲變幻，中美關係沒有出現大的起伏，而是始終保持快速發展的勢頭。目前中美兩國已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經貿關係一方面迅猛發展，另一方面卻又摩擦不斷。其經歷了三個階段：

　　1.經濟性摩擦階段1980年—

　　這一階段建立在兩國良好的戰略合作基礎上，中美雙方相互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大多數摩擦屬於經濟性質問題，例如紡織品、化工材料以及輕工產品這些勞動密集型初級大宗商品，美國以配額、反傾銷等手段鉗制中國這些商品的出口。但中美經政治、經濟實力上的差距使中方在摩擦中一直處於被動地位，其解決途徑也多為美方立案裁決，中方讓步來達成最後協定。

　　2.政治性摩擦階段1990年—2001年

　　這一階段由於受當時世界政治環境的影響如東歐劇變、前蘇聯解體中美貿易關係不斷惡化，經濟問題也帶上了政治色彩。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摩擦範圍隨之擴大，手段方式也隨之改變。

　　3.制度性摩擦階段2002年至今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除紡織品外中美貿易的領域更涉及了鋼鐵、家電等，美國在貿易摩擦中更是以政治壓力、世界貿易組織政策審議機制等手段來壓迫中國。這一階段中美貿易摩擦也從紡織品、家電等這些微觀經濟層面向人民幣匯率、市場經濟體制等巨集觀經濟層面發展。

　　二、導致中美經貿摩擦的原因

　　中美貿易摩擦，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存在。摩擦的頻繁發生，固然與世界經濟大環境下的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對華“非市場經濟”國家身份的認定這些主觀因素有關。中國自身的經濟結構、體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容易誘發摩擦。我國出口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生產技術的水平要求不高，往往一個企業開闢出了某一國家的國際市場，其他企業也紛紛湧入，造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場景。也因為中國廠商社會成本、環境成本、人力成本低於國外的廠商，便使部分產品的銷售價格低於了社會平均生產成本。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進入外國人民的生活，中國擁有的比較優勢，讓中國商品在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這往往也就使當地產業視中國產品為打擊目標。價格低廉早成了中國產品向外傾銷的態勢，處於劣勢的一方就可能會向本國政府尋求一些貿易保護，以此來改善和扭轉商業競爭中的頹勢，這些國家就會採取若干保障措施和國際規則許可的手段來限制中國的出口，這些都是中美之間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誘因。同時，跨國公司的蓬勃發展，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得趨勢。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越來越激烈。美國麻省理工經濟學院院長賴斯特瑟羅在《世界之爭》一書中寫到“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把21世紀看作是巨頭之間競爭的世紀，參賽的巨頭都在相同的專案中競爭。好的局面是勝負分明，壞的情況可能是兩敗俱傷，不再會是大家同樂。貿易摩擦正是如此。

　　三、改善中美經貿關係的可行性對策

　　在中美貿易摩擦這種壓力下，促使了中國加快自身經貿戰略的調整，代表了中國正在融入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標誌，也是我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上的必然結果。但美國一方面通過反傾銷、特殊保障等措施來阻止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來減輕中國對美國本土廠商的衝擊;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這些貿易不平等問題迫使中國為美國開放更多的市場。這些手段也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危害，2009年得“輪胎特保案”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經歷了這麼多的坎坷，中國企業也應該進行反思，思考如何減少並儘量避免這些摩擦。

　　1.從企業行業的角度

　　首先，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已然供過於求。我國紡織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正日漸下降。我們應當跳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慣性思維，優化產品出口結構，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用來更進一步的開啟國際市場。

　　其次，我們應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體制差異。這種改變的目的是為了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範圍。這種控制範圍的縮小能使中國得到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還可以減緩和消除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最終在中美貿易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再次，我們也可以在時機成熟的前提下，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這樣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大大減少貿易摩擦，而且通過投資設廠可以更有效地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提高中國企業的綜合國際競爭能力。豐田、本田、三菱等日本汽車，海爾在美國投資設廠，這些都為中國企業建立了一個榜樣。　　2.從國家的角度

　　首先，中國應該學著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瞭解美國。中美貿易之間出現諸多摩擦也源於中美雙方缺乏必要的瞭解。一方面可以站在美國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這也是為了更好的維護自己的利益，使對美貿易政策更具有針對性從而可以避免在和美國交往還有處理貿易糾紛的過程中出現無法對症下藥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交流、磋商和協調，從平等互利的願望出發建立中美雙邊貿易協調機制。

　　其次，我們也可以改變外貿增長方式擴大國內需求。由外需主導型向內、外需並重型轉變。由貿易逆差逐步轉變為擴大內需，擴大進口。遵循大國經濟增長以內需為主要動力的規律從而保持巨集觀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健康的發展也是減少貿易摩擦的一種方法

　　再次，遵守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因為中國加入WTO組織使得我們在貿易摩擦較量中有了與之周旋的基礎、判斷是非的標準和進行交涉的規則手段。中國和其貿易伙伴的關係是建立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之上的。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只要中國嚴格遵守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我們就能尋求世界貿易組織裁決和保護，將兩國的貿易爭端置於這一規則下進行磋商和解決。這些年來中美之間貿易摩擦的主導者一直是美國，但20XX 年中國通過商務部發布公告稱，將對原產於美國的排氣量在2.5升以上的進口小轎車和越野車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這是中國保護本國廠商利益反擊的開始。20XX年9月美國奧巴馬政府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中國三一重工美國子公司羅爾斯公司收購美風電場專案被三一重工起訴案開啟了中國投資在美國本土依法維權的先河。這些事例也說明中國已非當年吳下阿蒙，不再處於被動挨打地位，我們也已經積極主動的為減少中美貿易摩擦做努力。由於兩國經濟發展水平懸殊，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異、且各自追求的政治經濟利益不盡相同，中美經貿迅猛發展，有時摩擦和爭端還十分劇烈甚至出現倒退。展望未來，也仍有諸多的問題雙方需要共同解決。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上有巨大的互補性，兩國擁有巨大的市場容量，因此無論是從比較優勢的角度、資源稟賦的角度，還是從產業內貿易的角度、規模經濟的角度來看，中美雙邊貿易都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和前景。從大的趨勢上講，中美貿易關係應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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