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體制論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樣的成果在某種程度上歸功於現行的不完全市場經濟體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市場經濟法治化道路淺議
論文摘要：市場經濟法治化道路淺議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 法治化
市場和法治被譽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法治經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正常條件下市場經濟有許多優點，比如能夠較及時、準確、靈活地反映供求關係變化，實現資源配置。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難以通過市場自身運轉來解決的問題，比如不能保證競爭的公平、過度生產帶來的環境汙染以及市場調節滯後帶來的經濟波動和資源浪費等問題，這就要求必須有完備的法治體系為其保駕護航。
一、把握與市場經濟改革相一致的法治方向
在這次改革大潮中，市場經濟被賦予了新的發展方向，這就要求我國的法治要隨之轉型，通過建設與市場經濟政策相適應的法治體系來引領和推動市場發展。由於當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成形，所以在推進市場經濟改革中要充分考慮到現行法律規定，及時通過法定程式推進相關法律的立、改、廢，使重大改革於法有據，使改革始終在法治的軌道上執行。在考慮立法的時候也要主動適應深化改革的需要，積極研究改革中涉及的立法問題，使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更好結合，使改革與法治相互促進。
二、建立與市場經濟相吻合的發展型法治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針對市場立法重點集中在綜合性、基礎性法律方面，在法律條款上規定得較為原則，操作性不夠強。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法律的實用性提出更高要求，對現行相關法律必須要進一步細化，針對一些發展中產生的新問題、新情況做出具體規範，形成可操作性強的法律條文，使法律更為實用。此外，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針對某些具體領域或特定問題，對原有原則性法治規定或與實踐不適應的法律條款進行補充、修改、完善，真正將發展型法治體系建設作為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使法治成為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執行的基礎條件和制度保證。
三、劃定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府權力邊界
市場若想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依靠法治的保障和充分的政府巨集觀調控。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其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因此，要按照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積極探索制定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和市場投資負面清單制度，劃定權力邊界、規範權力執行，將權力納入法治軌道，讓市場參與者能夠擁有充分的安全、穩定預期。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務必要理順自身與市場的關係，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弱化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激發市場內在動力和活力。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讓“看得見的手”依法行事、受到約束，讓“看不見的手”在規範發展中迸發更持久活力。
四、健全與市場經濟相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
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產權保護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基礎。要著力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實現形式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國有、集體資產所有權、經營權和各類企業法人財產權的保護，不僅讓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而且讓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同時，還要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
五、完善與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相符合的規章制度
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原則。要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制定和完善發展規劃、投資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礦產資源、農業、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公平交易、平等使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時，不斷完善規範市場主體的社會徵信體系，形成有效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依法健全企業的組織制度、企業的管理制度、企業的決策制度、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讓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不能碰觸法律底線。
六、發展與市場經濟要求相一致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至關重要，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面對當前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我們要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實現國有資本配置和執行效率的提升和國有經濟佈局的優化，真正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推動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階水平。
同時，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還將進一步強化社會資本的信心，降低民營企業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發揮民營經濟的競爭力和創新力，使國內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七、加強與市場經濟相銜接的政府監管力度
有效監管是政府的應盡職責，也是市場經濟有序執行的前提保障。要著力加強政府監管力度，轉變市場監管職能，實現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政府轉型。各級政府要創新執法體制，完善執法程式，推進綜合執法，嚴格執法責任，依法加強和改善巨集觀調控、市場監管，確保市場主體合法、市場秩序公平、市場競爭高效，積極推動市場標準體系和環境管理標準建設，切實促進經濟與社會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只有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在法治化道路上越走越好。此外，針對我國當前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一些薄弱環節，更要加強對影子銀行、存款保險、民間融資、網際網路金融等領域的政府監管力度，把一切金融活動納入規範化、法治化的軌道，提前釋放經濟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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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二：市場經濟成長的歷史新階段
論文摘要：浙江、江蘇和廣東三省六大專業市場指數的釋出，在很大程度上標誌著中國將迎來“指數經濟”時代。“指數經濟”是市場經濟繼“商品經濟”和“價格經濟”之後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產品定價話語權，從而形成更大範圍更高層面的資源整合。在浙江省，“指數經濟”不僅大大拓展了“草根經濟”的創業空間，也大大強化了“大樹經濟”的創新動力，從而與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雙創戰略”形成疊加效應，推動浙江經濟進一步良性發展，保持市場經濟的領先優勢。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指數經濟,創業,創新
以“指數”形態集聚的經濟發展，是隨著塊狀經濟在空間上的規模化發展而發展的，因此，從空間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隨著塊狀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早在上上個世紀歐美一些國家的政府和經濟學家就已經開始從事經濟指數理論的研究和應用了比如說至今仍然在全世界範圍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道·瓊斯指數，1884年開始編制。我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逐步成為最為基本的資源配置制度，在東南沿海一些區域，市場經濟更是發展得相對充分和成熟，塊狀經濟成熟為區域經濟的一種重要載體。由此我國經濟相對較為發達的一些區域，也就表現出一些與發達國家共同的，屬於市場經濟較高歷史階段上所表現出來的發展特點和經濟規律，即由“指數經濟”集聚的經濟發展的基本特性。事實上，在浙江、江蘇和廣東三省，市場經濟已經跨越了“商品經濟”和“價格經濟”兩個歷史階段，“指數經濟”正以一種強勁的勢頭，發揮出其作為市場經濟最新成長階段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生產力”[1]。
一、“指數經濟”：浙江、江蘇和廣東三省市場經濟的最新發展
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最為充分的區域，江、浙、粵三省的市場經濟已經跨越了“商品經濟”和“價格經濟”兩個歷史階段，“指數經濟”閃亮登場，並且成為其繼續擴大經濟社會發展領先優勢的社會基礎。
浙江省的指數經濟型態首先是由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策動的。在商務部相關領導的直接領導下，2006年10月22日，第一期“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隆重登場。“義烏指數”包括價格、景氣及其相關單項三種指數，它由200多名指數採集員每天對市場內3832個代表品的單價和成交量，每月對定點商位的庫存、商品毛利率、資金流動、商戶信心等資料進行採集，取樣範圍覆蓋了小商品城篁園市場、賓王市場、國際商貿城等3個專業市場，20多條專業街，4300多個商位，涵蓋了17大類68中類100小類1006細類的商品。所有資料資訊輸入預定的軟體系統，通過既定的程式運算，最終得出周、月的價格和景氣等系列指數[2]。此外，作為我國的指數大省，浙江省還有另外三個指數，分別是餘姚“中國塑料價格指數”、紹興“中國柯橋紡織指數”和海寧“中國經編指數”。其中“餘姚指數”由“中國塑料倉單價格指數”和“中國塑料現貨價格指數”構成，用以反映塑料價格的指數[3];“紹興指數”則用以全面反映中國輕紡城紡織品內外貿易銷售價格變化趨勢和紹興縣輕紡城產業發展狀況及景氣程度的由一整套指數構成的指數體系，它由價格指數、景氣指數、外貿指數以及訂單指數四部分構成[4];“海寧指數”包括產品指數和企業50指數兩個指數，用以反映經編類產品價格的指數[5]
廣東省和江蘇省在指數經濟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深圳“華強北中國電子市場價格指數”是廣東省指數經濟的典型代表。“深圳指數”由一個綜合指數、四個板塊指數主要包括電子元器件、手機、數碼產品和IT產品等和50項分類產品指陣列成。指數的產生嚴格遵循“價格指數設計、資料採集與處理、指數分析處理系統、指數釋出、指數運維管理”等六大理念系統構建，通過華強北電子市場價格指數網、華強北中國電子市場價格指數大廳、華強北商業街多個LED大螢幕及多家媒體，每週一公開發布[6]。江蘇省的指數經濟由由“盛澤指數”為代表。2007年11月24日，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為“中國·盛澤絲綢化纖指數”的釋出按下水晶球。“盛澤指數”主要反映盛澤及中國東方絲綢市場上化纖面料、化纖原料價格、絲綢紡織品價格變動以及相關企業景氣波動，主要由價格指數景氣指數、盛澤50指數和流量指數四大模組組成。其中化纖面料、化纖原料價格指數按天釋出，絲綢紡織品價格指數按周釋出，絲綢、化纖、市場景氣指數以及反映盛澤地區50家最大規模織造企業規模和經濟效益變動的盛澤50指數，都按月釋出[7]。
以這些專業市場指數為代表的指數經濟的成功運作，顯示出浙、粵、蘇三省市場經濟發展顯然已經有別於其他區域，“指數經濟”已經成為上述三省進一步領先於其他省市的一種重要的軟實力。
二、“指數經濟”：市場經濟成長的歷史新階段
相對於其他省市來說，浙、粵和蘇三省出現的“指數經濟”現象顯然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現象，因為“指數經濟”的形成至少在原有的市場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中注入了全新的內容。
一“指數經濟”的概念
從上述幾個專業市場指數成就的區域發展中可以看出，“指數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這個歷史階段上，資源的配置不僅超越了資源本身的約束，也超越了使用的約束，轉而服從於一個現代資訊體系的協調和指揮，由此組合整個社會的生產和消費過程。這個現代意義上的資訊體系，就是基於一定規模、一定領先程度的專業市場而形成的“指數體系”。通過釋出專業市場指數，掌握產品定價話語權，從而形成更大範圍內、更高層面上的資源整合。因此，由這種指數資訊體系組合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就形成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最新歷史階段——“指數經濟”。
也正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這種“指數經濟”對實體經濟過程的良性推進作用，才在現實意義上成就了浙、粵蘇三省經濟社會的強勢發展，甚至自然也就奠定了三省經濟社會進一步的可持續性發展。
二“指數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新階段
“指數經濟”所以能夠對實體經濟產生良性的推進作用，是因為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高階型態，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產品定價的話語權，進而形成更大範圍更高層面上的資源整合與創新。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最早的經濟形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的原始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直接單一的生存需要，而且任何需要都是依靠自身的勞動去獲取，沒有任何交換的現象。但隨著生產力的水平的發展，人們的勞動產品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基礎上產生了剩餘，同時，生產力發展的另一重要結果是分工，從最開始的畜牧業和農業分工，到後來發生的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分工的出現反過來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因為人們在長期從事自己所在領域的勞動時，日積月累的經驗，讓一些人在自己從事的領域中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熟練，亦既生產效率更高，當然也就意味著在一些別的領域中比別人生產效率更低，這樣導致的結果便是，一些人在某種產品上有剩餘，而在另外一些產品上則存在不足，甚至是完全沒有的，這種不均衡的現象是物物交換的基礎。在氏族公社時期，一開始的物物交換是侷限於氏族內部，然後逐漸突破範圍，氏族之間的交換也出現了，由此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事實上，隨著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這種不均衡的現象更加普遍化了，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同氏族由於地域關係而形成的分工狀態，“市場經濟”的時代也具有了更加廣大的社會基礎。
由於交換的制度基礎——市場制度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的差異，在此前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市場經濟”可以劃分為“商品經濟”和“價格經濟”兩個階段。在商品經濟階段，很多的交換是偶然發生的，並沒有一個主觀的計劃性，更為重要的是在此階段，商品交換還僅僅是單純的物物交換，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最為重要的交易媒介——貨幣還沒有出現，隨著商品交換的逐漸擴大和分工，以及商品經濟重要的交換媒介——商人的出現，產生了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這是商品經濟的較高階段。
在商品交換正常化促使產生了固定充當交換媒介的貨幣之後，商品經濟也就進入了價格經濟的時代。所謂價格經濟，是指價格是資源配置的準則和基礎，一切物品的交換是以價格為依據的。這樣有了價格這個數字化的標籤，讓商品的交換變得簡單，大大促進了商品的交易，同時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價格經濟階段，人們生產的目的已經絕對不再是為了單純滿足自身的需要了，更多的是為了獲取經濟利潤了，許多單純為生產產品並通過銷售獲取利潤為目的的專業作坊和工廠應運而生。同時，在生產過程中，注入了許多人的主觀目的性和計劃性，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都有了預先的安排和計劃，在人為的這種主觀能動性操作下，為大規模的產業化生產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更為重要的是，貨幣的出現讓商品交易的範圍大大擴大了，整個生產和交換過程就不再完全侷限於“原產地”的範疇，經濟活動的半徑因為規模化生產而達成的“塊狀經濟”和“專業市場”的極化效應而幾何階數地擴充套件了，這也是浙江省義烏市能夠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內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8]由此可見，只有進步到“價格經濟”，市場經濟才算真正地嵌入於我們人類的經濟生活。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人類的經濟歷史長河中，相對於“商品經濟”來說，“價格經濟”儘管在時間上相對短暫，甚至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其人類經濟生活的貢獻卻非常巨大，它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物質享受，是“商品經濟”難以企及的。
這種時間與財富的反向效應在“指數經濟”上進一步擴張了。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股票指數的出現，指數的概念第一次進入現實的經濟生活，但有了指數並不等於進入了指數經濟，“指數經濟”的實質是對專業市場優勢的進一步強化和固化，而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就是通過其掌握產品定價話語權形成對更大範圍內、更高層面上資源的內向式集聚。在這裡，作為“價格經濟”經濟基礎的塊狀經濟與專業市場的良性互動關係繼續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程度已經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過程的核心環節已經由“生產製造”過渡到“非製造環節”，也即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等。在當前，我國國民經濟的基本格局是“一點在裡，兩頭在外”，也就是說，上述的7個環節我們基本上只是佔據著“生產製造”這樣一個低端的環節，而其他6個高階的環節則都被西方發達國家所佔據，由此造成了郎鹹平所謂的“兩隻禿鷹現象”：“這兩隻冷血禿鷹，一隻名為產業資本，另一隻叫做金融資本。它們聯手佔據著整個產業鏈的高階，而將大量低附加值的製造部分丟在中國”，“這兩隻禿鷹從高空冷冷地看著你慢慢流血的身體，一旦你露出弱點和疲憊，它們就會一嘯而下，把你吃得乾乾淨淨，屍骨無存”，“在它們強有力的控制之下，中國製造業每次通過浪費資源、破壞環境，辛辛苦苦創造1美元價值，同時就要為美國創造9美元的財富。我們越拼命地流血製造，它們就越加富有，而這兩隻禿鷹的控制力量也就更強”。要改變這種書面，唯一的路徑是繼續穩定地佔據著“1”的生產製造環節，然後逐漸由“1”而“6”的過渡和超越。[9]“指數經濟”的實質就在於奠定了一種經濟基礎，由此可以穩步實現這種由“1”而“6”的過渡和超越戰略。
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是一個連續性的歷史過程，商品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早期形態，為以後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但是因為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其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程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價格經濟階段，由於交易範圍的不斷擴大，同時在生產過程中加入了人的主觀目的性和計劃性，形成了浙江經濟中塊狀經濟與專業市場的強勢發展;“價格經濟”的低端品性只有通過“指數經濟”，實現經濟過程的“非製造環節”轉移和過渡，才能最終實現整個經濟過程的高階品性。
三、浙江省對“指數經濟”戰略作用的主觀利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價格經濟”的階段性推動作用使得浙江省經濟發展具有了全國領先的地位。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一個問題是，浙江省的“價格經濟”更多地延續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格局，更多地具有低端的品性，因此各種各樣“成長的煩惱”嚴重地困擾著浙江省國民經濟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然而，比較幸運的是，“指數經濟”在浙江省的率先形成顯然為改變這種被動局面提供了大好的契機，事實上，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的“雙創戰略”已經在無形中比較有效地把握住了這種大好的契機。
一拓展“草根經濟”的創業空間
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是浙江省“草根經濟”最為核心的力量，也是浙江省能夠建設成為“市場大省”最為重要的社會基礎。這些中小企業的產品在全球市場之所以能夠佔有如此大的份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的價格，也就是所謂的薄利多銷，一個掛件幾分錢，一個髮夾幾毛錢。這種經濟模式在表面上看來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其支付的代價也是非常大的，激勵的市場惡性競爭嚴重地影響了整體的生存環境。然而在“指數經濟”的背景下，由於定價權的迴歸，各種商品可以以更為合理的價格交易，或者說是更為有利於賣方的價格成交，這大大化解了浙江省各大專業市場中普遍存在的買方壟斷困境，由此壓低價格的“買方”因素逐漸趨向弱化，最終形成相對比較穩定並且有所提高的交易價格。在價格得到相對提高並且穩定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必然得到改善。
在此情況下，草根經濟的發展趨勢必然是一種的橫向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因為價格的穩定和相對提高將吸引越來越多的草根力量加入到創業隊伍中去，進而形成了更為廣泛的的草根基礎。由此也就自然地實現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創業富民”的發展戰略。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草根經濟的橫向發展趨勢，註定了其不可能形成一種縱向的發展過程，也即一個草根性質的企業因為其核心競爭力的缺失，不會因為價格的穩定並且有所提高而發展成為大企業，因為在此情況下，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會被很多人模仿，從而大大減弱了其成為大企業的機會和條件。由此可知，一個“草根企業”不可能僅僅因為具有一定的利潤空間就可以成長為“大樹企業”，“小草”成長為“大樹”的關鍵因素不在於低水平的重複建設，而是在於核心競爭力發生飛躍，特別是由低價的橫向擴充套件昇華為創新性的縱向突破。
二強化“大樹經濟”的創新動力
與“草根企業”的發展路徑有所不同，在“指數經濟”的背景下，大型企業，特別是其中一些以產品創新為核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則可以通過縱向的發展戰略，也既通過加強研發能力，同時以市場為導向，不斷開發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性產品，這樣也契合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創新強省”發展戰略。
義烏小商品市場、紹興輕紡城等通過指數的釋出而成為各自領域的世界交易中心，通過觀察其指數的變動，可以看出國內乃至全球相關產品的價格執行趨勢，這讓其在國際市場中的話語權大大提高。同時，指數的釋出，可以引導企業的戰略決策，如當指數走低時，企業應該思考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一狀況，產品是否已經變得不再那樣受歡迎，從而應該開發出更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這樣的局面必然有利於研發能力的加強，最終會在國際市場中佔據權威地位，成為市場標準的制定者。因此，指數經濟為大型企業帶來的好處在於提供了穩定的市場環境，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新產品研發，直至奠定製定產品標準的市場環境，從而最終奠定其產品研發及其標準制定的核心競爭優勢。當一個企業從事新產品研發，甚至擁有制定市場標準的權利時，其所面對的是一種高階市場，這樣的一種情況，決定了它擁有“撇脂定價”的特權，通過這種特權制定有利於自身的“壟斷高價”，這種價格特權所獲得的“壟斷利潤”能力又反過來促使企業具有更大的決心和能力研發新產品，也具有更強的心態和資格制定產品標準，最終推動這些大型企業達到企業的最高境界，也即達到與“草根經濟”相對應的“大樹經濟”。當然，這種新產品研發和標準制定是最為典型的創新行為，而且是最高層次的自主性的技術創新行為。因此“指數經濟”可以推動大型企業更強的創新動機和能力，也就是說，“指數經濟”是推動浙江省委省政府“創新強省”發展戰略的一種有效的執行機制。
三與“雙創戰略”形成疊加效應
不難看出，這樣兩種企業的兩種發展路徑綜合起來，就構成了“指數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最為巨大的提升作用。草根經濟的橫向發展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樹的社會基礎和經濟推力，而大樹經濟的縱向突破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持續不斷的經濟活力並提高了經濟發展的品質，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決定了浙江省區域經濟可以在未來一個時期內可持續地強勢發展。
這種以“草根經濟”的橫向擴充套件和“大樹經濟”的縱向突破核心有機融合而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無疑是與浙江省提出的“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的“雙創戰略”相吻合的，草根經濟可以“創業富民”、巨木經濟則是“創新強省”。因此，在“指數經濟”的引導下，浙江省的“雙創戰略”可以在“草根經濟”的橫向擴充套件和“巨木經濟”的縱向突破過程中得到完全實現。
以義烏中國小商品市場為發展背景的飾品行業的良性迴圈，是在“指數經濟”引導下實踐浙江省委省政府“雙創戰略”的典型案例。據有關媒體報道，目前義烏擁有飾品生產企業近5000家，佔全國市場份額的70%以上，從業人員15萬人，2006年行業銷售額120億元，其中出口額80億元，出口世界170多個國家和地區。飾品行業之所以可以在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以“草根經濟”的橫向推動力與“巨木經濟”的縱向拉動力有機結合。在義烏中國小商品市場中，作為飾品行業龍頭企業的新光公司以新產品研發和產品標準的制定為核心競爭力，其每天一百多個新品種的飾品研發能力決定了它始終能夠佔據飾品的高階市場，由此通過“撇脂定價”戰略在眾多飾品企業的產品以幾塊錢來定價的情況下，新光公司的飾品少則幾十元，多則幾百元，甚至有上千元單價的出口定單而獲得企業發展的利潤空間，最終奠定其在飾品市場中的全球主導地位。與其有所不同，大量的一般企業則作為飾品行業的“草根”而存在，因為超強的模仿能力而奠定其所具有的超低價格的核心競爭力也正是因為如此，新光公司研發的新產品往往也只有一兩個星期的市場發展空間，由此奠定飾品行業的繁榮發展。在這裡，“草根經濟”和“大樹經濟”是一個共生共長的生態聯絡鏈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為了優化這種共生共長的生態聯絡鏈的成長環境，只要在形式上能夠避開新光公司的智慧財產權範圍，新光公司在主觀上並不刻意打擊其他飾品企業對其產品的模仿甚至抄襲，其中，新光集團以創新能力為核心競爭力決定了其在市場中的高階地位，而大批量中小企業主的創業激情則支撐了飾品行業的強勢發展，由此構成了飾品行業在義烏小商品市場中創業、市場、創新、繁榮四大元素之間的良性迴圈體系，而這四大元素也就是浙江省委省政府“雙創戰略”不可或缺的實現路徑[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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