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翻譯中的中西文化差異
摘要:本文探討了在詩歌翻譯中有關文化差異的問題,並從歷史文化和物質方面的不同進行了舉例分析。
關鍵詞:中西文化差異 詩歌翻譯 語碼
在當今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僅是一種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跨語際的行為。隨著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文化在各國交流中變得很重要。各個國家文化的交流和滲透都與翻譯有很大的關係。而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更是翻譯詩歌時的一個重要元素。詩歌是高度凝鍊的語言,形象地表達作者豐富的思想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並有一定的節奏韻律。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會生活,飽含著作者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語言精煉而形象性強。
文化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人類社會都離不開文化,文化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語言只是構成文化系統的要素之一。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應該成為翻譯中首要考慮的要素。忽略了文化因素的譯作就成為沒血沒肉的、只是詞彙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是沒有靈魂的作品。翻譯家兼詩人的朱湘,時逢我國五四時期,翻譯英詩直譯與意譯並用,十分注重音韻和節奏,他的翻譯不僅僅注重協韻,並且在原文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對於詩歌的獨特見解,並在一定程度注重並加入了該作者國家的文化情調,是一種造詣很高的個性化翻譯。
翻譯不僅涉及語碼之間的轉換,而且涉及文化程式碼系統之間的轉換,翻譯過程是從原語文化程式碼系統到目的語文化程式碼系統的轉換過程,也是從原語文字接受者與原語文化語境到目的語文字接受者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轉換過程。所以,翻譯者應該在翻譯過程中設法使譯文擁有同原詩歌文化中相同的功效,這樣才能讓讀者體味出作者在原詩中所想傳達的意境。在翻譯理論界,詩歌翻譯引發的爭論最多,直譯還是意譯,異化還是歸化,詩歌是否可譯、詩歌翻譯的標準以及詩歌翻譯的方法,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漢、英兩種語言形式差異大,文化背景也相距甚遠,怎樣進行中、英詩歌的互譯,一直是中外翻譯家探索的熱門話題。
就詩歌中西文化的差異以及翻譯而言,可以簡單地從文化的歷史和物質兩方面去理解。
首先,從歷史文化方面。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和社會遺產的沉澱所形成的文化。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是不同的,因此其在歷史的變更中所沉澱的文化底蘊也是有差距的。而詩歌正是文化的一種體現。詩歌是歷史文化中的瑰寶,它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最能體現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要對這些詩歌進行恰當的翻譯,就必須瞭解它們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並運用恰當的翻譯方法,否則就不可能很好地體現和傳遞詩歌的涵義。
毛澤東《七律·送瘟神》詩詞中有兩句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原詩的“神州”即中國,“舜堯”“堯舜”的倒置是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兩位賢明帝王,為人民所愛戴,此處喻聖賢之人,這是譯入語讀者不易覺察的。對於中國人來說比較容易懂,但對於英美讀者來說,若採取音譯,會使他們莫明其妙。如直譯作the Divine Continent以及Shun and Yao,會使他們不得要領,因此必須增譯註釋。而古柏英譯的Six hundred million we我們六億人民以第一人稱表現出巨集大的氣勢;Sage-Kings賢明之主同樣簡單明瞭,直指其意,符合原文精神。請看亞瑟·古柏精彩譯筆:“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Six hundred million we,/shall all be Sage-kings!”這樣的翻譯既簡單明瞭,音韻鏗鏘,又達到了傳神的效果。這是一種具有自覺的跨文化意識的超越翻譯的方法。
其次,從物質文化方面。各民族生活習慣不同,文化各異,由此而引起的聯想也不同。同一種東西,在一種文化中存在,在另外一種文化中可能就不存在。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的聯想也是不盡相同的。在中國,明月使人產生思鄉之情。唐朝詩人李白千古名句《靜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Giles譯為:
NIGHT THOUGHTS
I wake,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ur - 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d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中國文化中月光的象徵意義很難為英、美人理解。但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月亮在中國文化中的意象將逐漸為英、美人所接受。
翻譯中文化內涵的處理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詩歌的翻譯更是難上加難。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翻譯是兩種語言轉換,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是文化載體。作為一名優秀的翻譯者,應該瞭解自己及對方兩種文化,這樣才能更好地將一種文化沉澱轉換成另一種文化的精華,才能夠正確傳達作者的意思,也能使本國的作者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翻譯者作為文化傳播者,應盡力加強和增進不同文化在讀者心中的可理解性,儘量縮短兩種語言文化間的距離,消除由於缺乏理解甚至誤解而造成的障礙,真正讓譯文成為傳播文化的一種媒介。
關鍵詞:中西文化差異 詩歌翻譯 語碼
在當今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僅是一種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跨語際的行為。隨著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文化在各國交流中變得很重要。各個國家文化的交流和滲透都與翻譯有很大的關係。而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更是翻譯詩歌時的一個重要元素。詩歌是高度凝鍊的語言,形象地表達作者豐富的思想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並有一定的節奏韻律。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會生活,飽含著作者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語言精煉而形象性強。
文化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人類社會都離不開文化,文化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語言只是構成文化系統的要素之一。在詩歌翻譯中,文化應該成為翻譯中首要考慮的要素。忽略了文化因素的譯作就成為沒血沒肉的、只是詞彙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是沒有靈魂的作品。翻譯家兼詩人的朱湘,時逢我國五四時期,翻譯英詩直譯與意譯並用,十分注重音韻和節奏,他的翻譯不僅僅注重協韻,並且在原文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對於詩歌的獨特見解,並在一定程度注重並加入了該作者國家的文化情調,是一種造詣很高的個性化翻譯。
就詩歌中西文化的差異以及翻譯而言,可以簡單地從文化的歷史和物質兩方面去理解。
毛澤東《七律·送瘟神》詩詞中有兩句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原詩的“神州”即中國,“舜堯”“堯舜”的倒置是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兩位賢明帝王,為人民所愛戴,此處喻聖賢之人,這是譯入語讀者不易覺察的。對於中國人來說比較容易懂,但對於英美讀者來說,若採取音譯,會使他們莫明其妙。如直譯作the Divine Continent以及Shun and Yao,會使他們不得要領,因此必須增譯註釋。而古柏英譯的Six hundred million we我們六億人民以第一人稱表現出巨集大的氣勢;Sage-Kings賢明之主同樣簡單明瞭,直指其意,符合原文精神。請看亞瑟·古柏精彩譯筆:“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Six hundred million we,/shall all be Sage-kings!”這樣的翻譯既簡單明瞭,音韻鏗鏘,又達到了傳神的效果。這是一種具有自覺的跨文化意識的超越翻譯的方法。
其次,從物質文化方面。各民族生活習慣不同,文化各異,由此而引起的聯想也不同。同一種東西,在一種文化中存在,在另外一種文化中可能就不存在。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的聯想也是不盡相同的。在中國,明月使人產生思鄉之情。唐朝詩人李白千古名句《靜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Giles譯為:
NIGHT THOUGHTS
I wake,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ur - 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d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中國文化中月光的象徵意義很難為英、美人理解。但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月亮在中國文化中的意象將逐漸為英、美人所接受。
翻譯中文化內涵的處理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詩歌的翻譯更是難上加難。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翻譯是兩種語言轉換,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是文化載體。作為一名優秀的翻譯者,應該瞭解自己及對方兩種文化,這樣才能更好地將一種文化沉澱轉換成另一種文化的精華,才能夠正確傳達作者的意思,也能使本國的作者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翻譯者作為文化傳播者,應盡力加強和增進不同文化在讀者心中的可理解性,儘量縮短兩種語言文化間的距離,消除由於缺乏理解甚至誤解而造成的障礙,真正讓譯文成為傳播文化的一種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