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讀本與教學方法的演變閱讀理解附答案

　　兩漢時期,經學與以“獨尊儒術”為核心的文化教育政策之間存在著互為條件、彼此滲透、相互影響的關係。那麼關於是怎樣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歡迎閱讀。

　　《經學讀本與教學方法的演變》閱讀材料

　　經學讀本與教學方法的演變

　　張亞群

　　儒家通識教育，主要是通過經典學習和主體自覺實踐而實現的。由此產生了源遠流長的“經學”。作為訓解、闡述儒家經典的學問，經學起源於子夏和荀子，並隨著時代發展、教育變革而深化。兩漢儒學處於獨尊地位，“五經”、“七經”立於太學，“明經”“孝廉”也設為察舉科目，在人才培養和選拔中起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經學與科舉結合，對儒家通識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產生重大影響。儒家經典從“九經”展到“十三經”，並形成“四書”。經學文字從多家註疏逐漸統一。學校教材和科舉考試標準，從《五經正義》演變為《四書集註》;教育方法，從注重啟發、自學轉向考試技能的訓練。

　　潘光旦認為，理學與科舉的流弊是導致中國教育由主動變成被動、由啟發變成訓練的三個因素之一，他辨析“教”與“訓”的差異：從字面上看，“訓是有言之教，教是無言之教”：“訓”與“教”是政治與教育的一個基本分別，“政治用得著訓，而教育用不著訓”。儒家講教育的兩大作品《論語》與《學記》裡，根本找不到一個“訓”字。“教”字也用得很省：分別只有7個和18個“教”字，並且與狹義的教育沒有多大關係。相比之下，“學”字用得較多：《論語》裡至少有56個“學”字，《學記》中有48個“學”字，甚至題目也用“學”字，而不稱“教”。這種現象“絕”不是偶然的，而有深切的教育的意義的”。它說明，在儒家先賢的教育理念中，“自動的學重於被動的教”;“真正的教育，不但教別人能自動的學，更教自己作進一步的學的功夫”。

　　對比官學與早期書院在教學方法、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頗能反映科舉制下教育方法的變化。宋代書院秉承儒家通識教育傳統，十分重視境培養學生自覺能力。朱熹認為，學問靠自己積累，義理靠自己探索，為師者只是引路人，只負指導學生讀書之責。他提出：“讀書須有疑”，“疑者足以研期微”;“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如是學”。朱熹的教學形式靈活多樣，包括升堂講說，認真讀書、自行理會，互相切磋，質疑問難，優遊山水之間，等等。朱熹門人後學將其概括為《朱子讀書法》，包括“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居敬持志”六項。元代程端禮據此編著《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用以指導學童讀書。

　　相比之下，官學教育主要以應試為目的，實行訓誡教學方式。辦學者只重視月課、季考，很少有實際教學活動。明清時期，這種教育狀況日趨明顯，難以滿足學者研習學問和培養人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