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楚辭淵源及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傳承
論文關鍵詞：楚辭；古典文學；浪漫主義
論文摘要： 楚辭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相融合的產物。楚辭的偉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愛國主義感情深厚而執著。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兩千年來一直給後世以巨大的啟發和鼓舞。楚辭卓越的藝術成就對後世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開端，它的出現，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對詩歌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後的一種新詩。漢武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楚辭》，從此，“楚辭”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縱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無論是春秋的《詩經》、秦漢的辭賦，還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它們都是時代的產物，都以時代標名。這說明它不是某一地區特有的文化現象。而“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則獨樹一幟，恰恰是以產地命名的。楚辭是楚地的歌辭，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是在楚地民歌和巫歌樂舞的直接哺育下，借鑑神話的表現手法而形成的。
《楚辭》收詩25篇左右，其中絕大部分為屈原所作，如《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對楚辭的評論研究，實際上就是對其代表作《離騷》的評論和研究。“***”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離騷是屈原愛國主義思想的結晶，其內容包含對理想的追求、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以及堅持理想、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在藝術上有極高的造詣和獨特的風格：塑造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純潔高大、血肉豐滿、具有鮮明個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詩歌形式和語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選取了當時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鑑了當時蓬勃發展的新體散文筆法，強化了詩的表現力。同時又採用了大量方言口語，使詩的語言生動、形式活潑；比興誇飾與神話傳說的廣泛運用，使其具有了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1]，從此以後“騷”與“詩”並稱，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兩座藝術豐碑。
楚辭及其作者因思想內容的深刻和藝術表現上的顯赫成就，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龍·辨騷篇》概括楚辭對後代的影響：“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是頗能說明典範作品的多方面影響的。
首先，楚辭的偉大作家屈原愛國主義感情深厚而執著。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雖然有其時代的侷限性，但兩千年來一直給後世以巨大的啟發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朽的愛國典範。漢初，遭遇和屈原極相似的賈誼，在赴長安任太傅途中經過湘水，憑弔屈原自沉殉國的地方，懷古傷今，寫下了《吊屈原賦》，對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無盡哀思。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引劉安語稱譽屈原“與日月爭光，可也”，並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精神自勉，“就極刑而無慍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殘的情況下，隱忍苟活，發憤著書，幾十年的心血終於結晶成為傳世名作《史記》，被魯迅讚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從司馬遷艱辛的寫作過程和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靈魂的再現、精神的閃光。另外，還有多少離讒憂國、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屈原的精神，表達了對屈原無限敬仰之情。李白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認為屈原是永遠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詩有“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樑作後塵”的主張，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主義思想。“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人的喜怒哀樂全繫於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著名的“三吏”、“三別”也是愛國主義詩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繼承者。以陸游、辛棄疾為代表的宋代愛國主義文學，繼承和發揚了由屈原到杜甫的愛國主義傳統，他們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動地，是時代的最強音。從漢唐到明清，悼騷、感騷、擬騷之作不勝列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響。明末清初的愛國詩人王夫之的《楚辭通釋》，也借註解楚辭作品表達他對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現代文學巨匠魯迅、郭沫若對屈原也是無比欽慕、推崇備至的。魯迅認為屈賦“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他甚至將屈原的辭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自己作品題記。郭老寫過十多篇屈原研究論文，對屈原評騭極高，其劇作《屈原》更是體現了對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辭卓越的藝術成就對後世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開端，它的出現，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對詩歌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風”、“騷”成為古人對詩歌提出的兩個最高標準，兩千多年來一直體現著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和流派。文學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幾乎無不受到楚辭作品的影響。王逸說：“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屈賦巨集博雅麗，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從形式上看，楚辭打破了《詩經》古樸的四言格式，運用楚國的民間語言和南方歌謠的形式與韻律，創造了一套句法參差靈活的新詩體，是詩歌形體上的一次解放。楚辭作為一種新興文學體裁在屈原手中圓熟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長。”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學習屈原、繼承屈原衣缽的突出例證。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等以下作賦者凡66家，771篇，又雜賦12家，233篇，其後經東漢、三國、六朝、唐、宋，楚辭屈賦的直接影響的物件是在漢代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應運而生的漢賦。
漢代的賦不論是抒發作者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的***賦，還是以描寫都邑繁華、宮苑富麗、物產豐饒、漢天子的聲色犬馬來歌頌在國威勢、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採為能事的散體大賦，以及反映現實、譏諷時事、詠物述懷的抒情小賦，從內容到形式以及表現手法都是上承楚辭衣缽的擬騷之作。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楊雄的《羽獵賦》、《長楊賦》、班固的《兩都賦》、《幽通賦》、張衡的《二京賦》、《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張衡的《鸚鵡賦》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等等，無不與楚辭一脈相襲，而且有的賦文對後世宮怨詩的創作也有啟發作用。
楚辭不僅對漢賦影響深刻，對建安詩賦也有一定影響。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樓賦》情景交融，具有濃郁詩意。在表現手法和語言特色上都頗具楚、漢辭賦之遺風。朱熹引晁補之說“蓋魏賦極此矣！”堪與“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憤詩》、《胡笳十八拍》就是仿離騷之作，字字血聲聲淚，對不幸命運發出了呼天搶地的控訴，詩情洶湧，感人至深。
在賦的體制外，楚辭的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有極大的影響。借用香草、蟲魚、鳥獸、風雲、雷電等物來寄託詩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於物”、“託物以諷”的表現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無不通過對女性的描寫來寄託詩人的情懷，深受屈辭作派的影響。楚辭的民歌因素對後人的創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詩人劉禹錫在《“竹枝詞”引言》裡說“歲正月，餘來建平裡中，風聯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於今則楚鼓舞之。故餘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之附於末……”劉氏的詩歌創作能夠從民間文學裡發現新的源泉並獲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於屈原的。
實際上，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更多的是以浪漫主義手法“衣被詞人”的，其大膽而綺麗的幻想與誇張對後來許多浪漫主義的名篇佳作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如李白、李賀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詩歌，《西遊記》、《牡丹亭》等小說、戲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著直接的承繼關係。就連楚漢相爭的“垓下之戰”時楚霸王項羽聽到四面楚歌而發出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吶喊也不例外，古風猶存。
楚辭宗教色彩濃厚，神話傳說特多，更由於詩人善於幻想，使作品充滿新鮮怪異的題材。這給後來的作家指出了創作上一個明確的方向，取材於民間文學加工而成的作品，成為文學的新發展，小說在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總之，楚辭和它的偉大作家屈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是巨大的。它所開創的浪漫主義創作道路，千百年來一直是一切優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參考文獻：
[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20。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羅宗強 陳洪 《中國古代文學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10。
論文摘要： 楚辭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相融合的產物。楚辭的偉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愛國主義感情深厚而執著。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兩千年來一直給後世以巨大的啟發和鼓舞。楚辭卓越的藝術成就對後世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開端，它的出現，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對詩歌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後的一種新詩。漢武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楚辭》，從此，“楚辭”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縱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無論是春秋的《詩經》、秦漢的辭賦，還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它們都是時代的產物，都以時代標名。這說明它不是某一地區特有的文化現象。而“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則獨樹一幟，恰恰是以產地命名的。楚辭是楚地的歌辭，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是在楚地民歌和巫歌樂舞的直接哺育下，借鑑神話的表現手法而形成的。
《楚辭》收詩25篇左右，其中絕大部分為屈原所作，如《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對楚辭的評論研究，實際上就是對其代表作《離騷》的評論和研究。“***”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離騷是屈原愛國主義思想的結晶，其內容包含對理想的追求、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以及堅持理想、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在藝術上有極高的造詣和獨特的風格：塑造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純潔高大、血肉豐滿、具有鮮明個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詩歌形式和語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選取了當時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鑑了當時蓬勃發展的新體散文筆法，強化了詩的表現力。同時又採用了大量方言口語，使詩的語言生動、形式活潑；比興誇飾與神話傳說的廣泛運用，使其具有了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1]，從此以後“騷”與“詩”並稱，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兩座藝術豐碑。
楚辭及其作者因思想內容的深刻和藝術表現上的顯赫成就，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龍·辨騷篇》概括楚辭對後代的影響：“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是頗能說明典範作品的多方面影響的。
首先，楚辭的偉大作家屈原愛國主義感情深厚而執著。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雖然有其時代的侷限性，但兩千年來一直給後世以巨大的啟發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朽的愛國典範。漢初，遭遇和屈原極相似的賈誼，在赴長安任太傅途中經過湘水，憑弔屈原自沉殉國的地方，懷古傷今，寫下了《吊屈原賦》，對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無盡哀思。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引劉安語稱譽屈原“與日月爭光，可也”，並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精神自勉，“就極刑而無慍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殘的情況下，隱忍苟活，發憤著書，幾十年的心血終於結晶成為傳世名作《史記》，被魯迅讚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從司馬遷艱辛的寫作過程和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靈魂的再現、精神的閃光。另外，還有多少離讒憂國、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屈原的精神，表達了對屈原無限敬仰之情。李白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認為屈原是永遠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詩有“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樑作後塵”的主張，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主義思想。“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人的喜怒哀樂全繫於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著名的“三吏”、“三別”也是愛國主義詩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繼承者。以陸游、辛棄疾為代表的宋代愛國主義文學，繼承和發揚了由屈原到杜甫的愛國主義傳統，他們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動地，是時代的最強音。從漢唐到明清，悼騷、感騷、擬騷之作不勝列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響。明末清初的愛國詩人王夫之的《楚辭通釋》，也借註解楚辭作品表達他對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現代文學巨匠魯迅、郭沫若對屈原也是無比欽慕、推崇備至的。魯迅認為屈賦“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他甚至將屈原的辭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自己作品題記。郭老寫過十多篇屈原研究論文，對屈原評騭極高，其劇作《屈原》更是體現了對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辭卓越的藝術成就對後世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開端，它的出現，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對詩歌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風”、“騷”成為古人對詩歌提出的兩個最高標準，兩千多年來一直體現著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和流派。文學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幾乎無不受到楚辭作品的影響。王逸說：“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屈賦巨集博雅麗，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從形式上看，楚辭打破了《詩經》古樸的四言格式，運用楚國的民間語言和南方歌謠的形式與韻律，創造了一套句法參差靈活的新詩體，是詩歌形體上的一次解放。楚辭作為一種新興文學體裁在屈原手中圓熟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長。”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學習屈原、繼承屈原衣缽的突出例證。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等以下作賦者凡66家，771篇，又雜賦12家，233篇，其後經東漢、三國、六朝、唐、宋，楚辭屈賦的直接影響的物件是在漢代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應運而生的漢賦。
漢代的賦不論是抒發作者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的***賦，還是以描寫都邑繁華、宮苑富麗、物產豐饒、漢天子的聲色犬馬來歌頌在國威勢、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採為能事的散體大賦，以及反映現實、譏諷時事、詠物述懷的抒情小賦，從內容到形式以及表現手法都是上承楚辭衣缽的擬騷之作。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楊雄的《羽獵賦》、《長楊賦》、班固的《兩都賦》、《幽通賦》、張衡的《二京賦》、《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張衡的《鸚鵡賦》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等等，無不與楚辭一脈相襲，而且有的賦文對後世宮怨詩的創作也有啟發作用。
楚辭不僅對漢賦影響深刻，對建安詩賦也有一定影響。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樓賦》情景交融，具有濃郁詩意。在表現手法和語言特色上都頗具楚、漢辭賦之遺風。朱熹引晁補之說“蓋魏賦極此矣！”堪與“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憤詩》、《胡笳十八拍》就是仿離騷之作，字字血聲聲淚，對不幸命運發出了呼天搶地的控訴，詩情洶湧，感人至深。
在賦的體制外，楚辭的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有極大的影響。借用香草、蟲魚、鳥獸、風雲、雷電等物來寄託詩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於物”、“託物以諷”的表現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無不通過對女性的描寫來寄託詩人的情懷，深受屈辭作派的影響。楚辭的民歌因素對後人的創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詩人劉禹錫在《“竹枝詞”引言》裡說“歲正月，餘來建平裡中，風聯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於今則楚鼓舞之。故餘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之附於末……”劉氏的詩歌創作能夠從民間文學裡發現新的源泉並獲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於屈原的。
實際上，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更多的是以浪漫主義手法“衣被詞人”的，其大膽而綺麗的幻想與誇張對後來許多浪漫主義的名篇佳作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如李白、李賀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詩歌，《西遊記》、《牡丹亭》等小說、戲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著直接的承繼關係。就連楚漢相爭的“垓下之戰”時楚霸王項羽聽到四面楚歌而發出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吶喊也不例外，古風猶存。
楚辭宗教色彩濃厚，神話傳說特多，更由於詩人善於幻想，使作品充滿新鮮怪異的題材。這給後來的作家指出了創作上一個明確的方向，取材於民間文學加工而成的作品，成為文學的新發展，小說在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總之，楚辭和它的偉大作家屈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是巨大的。它所開創的浪漫主義創作道路，千百年來一直是一切優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參考文獻：
[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20。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羅宗強 陳洪 《中國古代文學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