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文學史論文

　　文學史一詞的複雜性，是近年來學界每有討論的問題。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關於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篇一

　　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理解

　　文學史一詞的複雜性，是近年來學界每有討論的問題。就這個詞的全部含義來講是指文學自身的純客觀的生成與發展的歷史，一些學者稱為文學史的“本體”，還有一些學者稱為文學史的“原生態”。在我們對文學史進行直覺性的想象時，我們意識到這種文學史的“本體”或“原生態”是存在的，並且它有一種純客觀的性質。科學的文學史研究，把向文學的真實的歷史逼近作為研究的一個終極目標，並且也將此作為判斷某一文學史研究成果的價值高下的一個標準。但是，“原生態”和“本體”事實上只存在於直覺的想象與邏輯的思辨中，實際存在於人們的認識與闡述中的文學史，最直觀的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種種以“文學史”為題的著作，它們事實上是通過一種認識體系構建出來的。文學史的這種性質甚至在它處於史料狀態時就已經體現出來了，這些史料即儲存至今的文學作品和一些文學史的文獻，都是經過自然與人為的選擇的結果，都是經過敘述的。另外就產生文學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看，我們所依賴的也多是歷史學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原生態，早已成為歷史的東西，無法復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把握住的文學史，無淪是零星的還是系統的，無不是進入我們的自身的認識領域的東西，即構建出來的東西。文學史越系統、越巨集觀，它的構建的性質也就越突出。

　　中國古代文學史理論的敘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寫的史書，司馬遷認為《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史舊文“約其辭文，去其煩重”整理而成，主要記載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動。《春秋》對文學史論的貢獻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時、月、日記載史實，後世編年史基本上沿襲此法，這對後人撰寫編年體文學史、作家年譜、文學大事記等型別的文學史著影響久遠。二是《春秋》於客觀記事之中“寄其微言大義”，故有“春秋”筆法之說，對後代學者撰寫文學史影響極大。有當代學者認為：“新文學史既然是史，又與現代政治有那麼密切的關係，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準備，在史德遇到考驗時，能夠站穩腳跟。古時所以創造了‘春秋筆法’，就因為在不讓講真話的時候，可以隱蔽地講真話’，川。孔子的《論語》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來、以見知隱的歷史觀，“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印的進化論思想，“不以人廢言”即的治史準則，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理論的重要內容。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明，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已成為歷代文學史研究的原則與方法。

　　魏晉南北朝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相對於其他學術或學問獨立出來，確立自身的價值和範圍，初次形成清晰獨立的文學概念，出現了較為完整、自成體系的文學思想和觀念。魏晉南北朝也是文學史研究自覺的時代，主要標誌有三個。

　　一是史書中立《文學文苑傳》。範嘩的《後漢書》在《儒林傳》外別立《文苑傳》區分出儒學與文章之學的不同。蕭子顯在《南齊書》中立《文學傳》，並在傳後撰寫一篇長論，敘述屬文之道及文章體變。此後《文學文苑傳》便成為多數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現研究文學史的專論。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對文學體裁專門考察其源流，分別其特徵，概略而全面、條理化地勾劃出文體發生發展的歷史線索，是一篇文體史研究專論。鍾嶸的《詩品》探討五言詩體的源流變化，把品詩與辨流結合起乘，在對作家品評時都把每位詩人放人這種詩體、題材和表達方式的繼承源流關係之中。《詩品序》史論結合，既系統闡發他的詩歌理論，也概述了五言詩的發展歷史。鍾嶸品評作家作品的優劣雖然也有不少涉及社會因素，但大多是以審美因素為標準，他提出並推祟詩歌創作的“滋味”，以為“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顯示出鍾嶸的文學史觀的審美傾向。

　　三是出現了專門的文學史論。《文心雕龍》中的《通變》、《時序》是論述文學發展的文學史論專篇。《通變》被作者歸之於“剖情析採”的創作論，實際上是從文學自身演變的歷史來探討文學發展規律，作者概述歷代文風的衰變之後，從文學創作自身尋找原因：“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爭相模仿現代的而忽略借鑑古代的，是造成文風黯淡文氣衰落的原因，如何解決文學發展中出現的這類令人優慮現象，劉娜認為：“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文學的生命力在於革新，“通變則久”，但革新之時必須注意繼承，一方面要“變”，一方面要“通”，這樣，文學的發展才能充滿活力，‘舊新其業”。《時序》論述文學發展與時代社會的關係，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文學史論。劉敘述了“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文學發展歷史，考察了文學演變與歷史社會狀況的關係。如文學受政治教化的影響：“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又如，文學受包括學術風氣與文化氛圍的世情的影響。屈原、宋玉等人的瑰異文思與豔麗文辭“出乎縱橫之詭俗”;建安文學由於當時“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的;東晉由於清談風氣的影響，時勢雖極艱難，文辭卻寫得平靜寬緩，“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劉聰在《時序》中還涉及到影響文學發展的其它因素，見解應該說是相當深刻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科建設既要確立它自己的獨立地位，還要確定它本身的系統的內容。作為一門學科，中國古代文學史應該有更深的層次。它應包括斷代文學史、各體文學史、文藝批評史和文藝思潮史等。此外，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應當有自己的輔助性學科。初步想來，至少應有如下幾項：

　　1文學史文獻學。它是為文學史研究提供資料的，是整個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傳記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獻，二是對有關古代文學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學史研究成果進行摘編和分類，以備索引和參考。

　　2文學史方法論。它屬於文學史研究的基礎理論，從理論上總結以往的文學史研究的經驗與教訓，注意文學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點，並評介不同學派的研究方法，引進國外文學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斷探索既體現人類思維和現代科學理論的新成就，又適合於中國國情和古代文學史實際的研究方法。對文學史學科特點的探討，也屬於方法論的範圍。

　　3文學史編纂學。它專門研究文學史著作的敘述方法與編纂體例。諸凡記傳體、編年史體或“分體合編”式、“時代為綱作家為序”式等不同體例，都要分析其優劣、比較其高下，然後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適合的敘述方法。

　　綜上所述，文學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說，而許多原始記錄已經不復存在，文學史是人寫的，而且是被不同時代不同的作者所創作。人無論希望自己立場多麼公正只要是人都會有自己的主觀思想，並且會受到當時的社會文化所影響因而無論是再好的史學家，其所記錄的歷史都會帶有其主觀意向，都會與真實的歷史有偏差，而且在歷代傳抄學習中，因所讀之人與成書時的時代不同，知識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誤讀現象，可以說“文學史”即為“人學史”。

　　然而，因為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寫的文學史終究是給後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觀意識在後人身上同樣能找到，前人所做過經歷過的事情後人未必就不會去做去經歷。相反，許多後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記錄。正如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國可追溯的近三千年歷史中，中國文壇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發生文藝復古運動，每次復古運動之後又會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發。因而文學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畢竟前人還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紙黑字還是有根可尋的。

　　如果可能，在編撰中國古代文學時，應該同時關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學運動或者相似的文學改革如觀察不同朝代但同樣都發生過的“復古”運動，以此作為對比，相互對校，從中發現它的規律或者謬誤，這樣大概更有利於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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