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欣賞和歷史書法
練習書法可以增強學生的綜合素質。書法作品看似簡單，但真要寫好，卻並非易事，除書法的字內功***諸如筆法、墨法、章法等***外，更要修練研習“字外功”。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
歷史書法內容：西周書法
除甲骨文外，殷代另一種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稱也是由書刻的載體而來。傳統的說法是金文起源於商代盛行於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字。晚近學者通過研究發現，一向被認為出現於甲骨文之後的金文，實際上早於或者不晚於甲骨文就已經存在。
金文是鑄刻在鍾、鼎或其他青銅器物上的文字，故又稱“鐘鼎文”。古人稱用以鑄造彝器之銅為“吉金”，清人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彙編成《裙古錄金文》一書，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但吳氏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撰的《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文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禮記》中說:“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漢《銘論》也說:“鐘鼎禮樂之書，昭德紀功，以示子孫。”這些表彰功德或記事的銘文，有的是凹下的陰文，有的是凸出的陽文，前者稱為“款”，是“刻”的意思，後者稱為“識”，是“記”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統稱為“鐘鼎款識”，後世書畫中“款識”或“款式”之稱亦由此演化而來。
書法作品欣賞：
夏、商、周被稱為中國的青銅時代。《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像物。”只是迄今為止，在河南二里頭文化遺址發掘出的被考古學界認為符合夏代及商代早期文化特徵的青銅器上。並未發現有類似文字的銘記。和甲骨文一樣，鑄刻有金文的大量青銅器主要是在殷墟一帶出土的.因而大多屬於商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存。但與甲骨文屢見幾十乃至百餘字的鍥刻不同，商代的青銅器往住只有一兩個字或幾個字的銘文，這些銘文主要有以下幾種型別:器主族名徽識、族名與廟號、器主職官名、器主私名、祭祀物件的身份與廟號，或以上幾種標識的組合。這類銘文具有極強的象形性與美術化傾向，學術界曾稱之為“圖畫文字”或“族徽文字”，其實銘文中的絕大多數字形都能在甲骨文中找到對應，只是進行了裝飾性的變形與美化。商代青銅器製作精湛，品類眾多，器表裝飾有各種瑰奇堂皇、美輪美奐的鳥獸饕餮紋樣，因為青銅禮器是持有者高貴身份與顯赫地位的象徵，且往往被用於各種重要的祭祀儀式.故而要求這些哪怕鑄刻於器內或器底的並不顯眼的銘文也要修飾得十分精美別緻.以期不破壞整個器形莊重神聖的整體美感.這也與甲骨文主要偏重實用功能而直接鍥刻的相對隨意態肆的效果不同。因此，這種有意誇張文字的象形性裝飾效果的金文.可以看作是上古的“‘美術字”.而這種對文字按照創作需求進行主觀美化的做法.也可以看成是追求“字外之奇”的書法觀之鼻祖。
現存最大的青銅器.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上的題銘“司母戊”三字型態奇譎.氣勢雄勁，在金屬質感的筆劃中彷彿能窺見書寫者起收頓挫的筆意，足見當時青銅翻鑄技術之精妙。商王武丁配偶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婦好”二字.“好”字重複了一個“女”以增強對稱的效果，這使得中間的“子”如同被兩‘’女”抱在懷中.甚是安穩。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魚父癸解》內鑄銘文“魚父癸”三字，“魚”字保留了象形特徵。商人多以由原始圖騰演化而來的魚蟲鳥獸圖案為其族徽，在青銅器上鑄刻族徽時多強調其象形性，此’.魚”字即屬此類，分明是一尾鯉魚模樣。而同時期甲骨文中的.‘魚”字要更簡化更抽象得多.這種“復古情結”或許正是先民藝術自覺的體現。
書法作品欣賞：
已發現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中出現了鑄刻有幾十字銘文的.但十分罕見.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四祀鄭其卣》、《小臣缶方鼎》等。這些銘文主要記錄器主因事受賞、作器銘功之事.大多是帝乙、帝辛時期的作品。此類金文因以實用為目的。故鑄刻頗為隨意，書體風格也不統一，或工整、或潦草、或修飾美化、或兼而有之。有的字形體勢接近甲骨文，線條瘦硬尖峭;有的接近上述裝飾性象形金文，但製作較為粗糙;有的接近於書寫原貌，似乎製作者在泥範上直接書寫而未加修飾或只稍作修飾即用以澆鑄，因而保留了書寫者的‘’用筆”軌跡，尤其難能可貴。
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四祀鄭其卣》共有銘文八行四十二字，文字上下錯落有致，收筆處時有波磔，惜製作近乎粗糙，後期的隨意修飾使得線條過於肥厚，精神頓失。現藏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戌嗣子鼎》共有銘文三行三十字，末二字為“犬魚”的象形字族徽，筆道鐫刻清晰，以方筆為主，極少循當時慣例作肥厚豐腆的修飾，起止皆出鋒芒，行氣亦疏密得當。此類書寫較為工整，只作輕度修飾的殷商晚期金文.其性質和式樣已近於西周時期的大篆正體，實為西周金文遒勁修美之先聲。正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商代銘功紀事金文，在實用狀態中建立起了莊重雄奇的金文典範，並被周人發揚光大。武王滅商而王天下，周代綿延達八百年之久，金文亦由此經歷了成熟至鼎盛並終於式微的過程。
周平王元年***前770***遷都洛陽之前史稱西周。西周金文可謂統領一代.洋洋大觀，不僅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大大超過了商代，銘文字數也逐漸增多，進而出現了長達數百字的鴻篇鉅製，內容也更為廣泛.有冊命、賞賜、志功、征伐、訴訟及頌先揚祖等。西周早期金文與殷商甲骨文、金文較為接近。但行款漸趨齊整勻稱.筆畫日益柔韌曲圓，後期修飾也相對減少。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周武王時期的《天王簋》內底有銘文七十七字，記載武王克商後封禪於岐山並告祭文王。“天亡”輔助武王舉行祭祀，獲賞作器之事。此銘字勢微斜，線條曲圓，字形參差錯雜，變動不居，輕重分明的筆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書寫者的運筆節奏。周康王時期的《大盂鼎》是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另一件名器，內壁銘文長達二百九十一字.內容為周王告誡“盂”，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要盡力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此銘氣度恢弘，茂密整肅，行列清楚，字形大小趨於均等，頭粗尾細的橫畫及線條的出鋒式樣均顯示了更加強烈的手寫風格。雖然商代金文的修飾作風仍在《大盂鼎》等西周早期金文中得以延續，但其方圓兼備的用筆和端嚴凝重的格局.尤其是筆畫轉折處由一味尖峭方折向款曲柔韌的過渡，以及屬於象形裝飾文字孑遺的肥筆與波磔的減少，已經提示了一種區別於商代文字體系的更為成熟、更具書寫性的新書體—大篆即將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