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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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敗,喪師失地,朝野上下痛下決心,救亡圖存,實施政改。然當時聞之者,亦頗有警心,不日之後,便洩沓如故。維新人士遂組織學會,創辦報紙,旨在啟發民智,開通風氣,傳播資訊,宣傳變法,希望向民眾宣傳西方思想,奠定變法革新之基礎。
然國人對此並不買賬,維新者早已預料,遂託古改制,以求減輕阻力,卻也備受責備,不盡人意。據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載:“近世學術日壞,如康有為編偽諸經,自謂刈除無用之學。”此間,儒生仍埋頭故紙,致力於八股考試,窗外之事,不聞不問,一旦被告知時局之危,國勢之頹,驚疑萬分,不能置信。梁啟超對此有所描述:“惜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好之危言驚聽耳。”張翼雲《論湖南風氣尚未進於文明》載:“語以保國、保種、保教諸事,則瞠目吐舌,詫謂何至如此。”
至於下層民眾,更是見聞鄙陋,耳目閉塞,“鄉里人乍見新政,即傳為洋人來,當努力擊之。語以化學、電學、光學諸端,掩耳疾走,儼塵垢之汙人”。湖南一識字老農,目睹官方保護洋人告示後,謾罵不休,問其意見,則醜詆曰:“此等官示要我學洋人,我怕天主教來剖我心,挖我目。”保衛局告示貼上街道,轉眼汙毀,地方官保護洋人告示,霎時挖補,尚有揚言能殺一洋人而賞銀二百元者。湖南為維新運動頗有成效省份,其他地域可想而知。晚清的現代化程序雖早已啟動,似乎只是幾個封疆大吏的事由,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作聰明,修了條鐵路,卻不準鐵軌跑車,恐轟鳴之聲驚擾祖宗,屬半吊子改革。
上層行徑不可告人,下層愚蠢無需擔責。凡不如人者,皆國情所致,至於洋人陰謀,必有洞悉政治本質者散佈流言,蠱惑人心。愛國本是一門生意,滅洋不過一句口號,底層百姓卻信以為真,為此前仆後繼,轟轟烈烈。洋人遠在天邊,貪官近在眼前,愛國滅洋,足以轉移視聽好長一陣子。各出所學,各盡所能,有變革,自有保守,其後必是利益所在。如此情形下,戊戌變法何能成就,失敗結局,開始即已註定。
幾十年後,胡適對此仍耿耿於懷:“中國人終是一個誇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誇大狂心理趕跑。把一切罪狀都堆在洋鬼子肩上,一面自己誇張中國的精神文明,禮義名教,一面罵人家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物質文明。在這一‘諱疾而忌醫’的時代,我們回頭看那班敢於指斥中國社會罪惡的譴責小說家,不能不脫帽向他們表示敬意。”
變法失敗後,深度參與者梁啟超目睹民愚固疾,鑑於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遂致力於以俚語方式改變之。政治家以現實掩蓋謊言,小說家用謊言揭露現實,提倡為底層民眾普遍接受的小說,從長計議,潛移默化,振國民精神,開國民知識,但願朝陽常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以求來日東山再起。由此,小說被冠以文學救國的正統外衣,譴責小說之外,尚有翻譯小說。進化競爭、自由民主、科學平等、個性實用等等西方文化價值觀,隨小說自域外輸入,傳統儒家的社會關係基礎遭受衝擊,對傳統社會的種種質疑不可避免。小說界革命,看似一場文學活動,也一項經世濟民的實業,其作用如何,不言而喻。
常以為歷史已經過去,不必再提,不願再提,卻不知當今太多問題,皆歷史遺毒。
戊戌變法簡介:
戊戌變法,又稱維新變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因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人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百日維新是戊戌變法的一部分。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