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給日本人送情報的漢奸是誰

  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以華制華”的政策和國內種種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在我國淪陷區出現了為數眾多的漢奸,這些漢奸或在偽政權供職,或直接為日軍服務,充當了日本侵華的工具。那麼?

  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遭到日軍報復,便把29軍軍事會議上中方佈防情況,送到了日軍司令部。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第一個給日本人送情報的漢奸潘毓桂

  據抗戰史學家經盛鴻等人的研究,“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軍隊已經喪失最佳佈防時機。雖然當時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宋哲元意識到北平南大門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隊尚未展開。趙登禹所率29軍132師受命急赴南苑進駐,但主力尚在涿州。雖然如此,以中方戰場指揮官趙登禹與佟麟閣等人的素養,日軍想一舉突入,並非易事。唯一讓人心存隱憂的是中國軍隊中的學兵團——這些人嚴格來說還是青年學生,在戰場上,他們就是中國軍隊的短板。

  戰鬥打響後,日軍炮火直接瀉向了學兵團防區。很快,日軍突入陣地,雙方展開白刃戰,近千名學生與日軍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中國軍隊的增援路線也被日軍切斷,增援部隊全數殉國。戰後多方證據顯示,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戰前,日軍找到他,並通過他將日軍進攻資訊透露給29軍,原想嚇退中國軍隊,未想在預定攻擊地點遭遇拼死抵抗。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遭到日軍報復,便把29軍軍事會議上中方佈防情況,送到了日軍司令部。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十分歡喜”

  當時,日方意識到中國民眾“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必須“以華制華”。這就需要代理人。1937年7月底,華北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維持會”組織,但胃口變大的日軍覺得,維持會已經不足以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建立統一的華北偽政權成為其必然選擇。

  最初日軍屬意於曹錕、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腦。因這四人在華北軍政界有較大的影響和潛勢力,與南京國民政府又都無歷史淵源。但曹錕直接拒絕了,靳雲鵬說要“禮佛”,曹汝霖說老母年事已高,而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條件則是“日本退兵”。於是“二流政客”王克敏進入日軍視線。此人曾留學日本,且三度出任直係軍閥政府的財政總長。早在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王克敏就已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要員。1937年,王克敏在家裡接待了日軍代表,對方稱希望他能出任偽華北臨時 政 府 主席,有史料記載稱,王聽後 “心中十分歡喜,一口答應”。不久,日方又說動董康、湯爾和、朱深、王揖唐、齊燮元等人下水。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掛牌成立。

  你爭我搶

  在偽政府內,大小漢奸為了利益你爭我搶。當時,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並想委任其為“內政部”總長。但王揖唐說,災區要救濟,應設定救濟部,自己擔任總長。 “救濟部”總長可以借救災之名中飽私囊,王克敏拒絕了這個要求,二人吵了起來。爭執的結果是,在偽政府原擬設定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設定一個賑濟部。這在當時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見的部門架構。

  漢奸們不僅爭位置,還爭相對日方諂媚。 1940年,王揖唐就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自稱“外臣”,特意寫了詩感謝日本天皇,而在給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連串的“感激、感銘、感謝”之語,因得綽號“王三感”。

  日軍侵華戰爭期間,漢奸們積極維持“治安”,還協助日方掠奪中國資源。王揖唐當政時期,偽政權與日本共同設立的 “日華經濟委員會”,幾乎控制了華北絕大多數行業產業。研究顯示,該“委員會”掠奪的物資“取得了超出預算數量的成績”。

  難逃一死

  1945年10月6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通知當時的軍統局局長戴笠逮捕華北高階漢奸。當日,戴笠即在北平設下酒宴,邀請北平各路大漢奸赴宴。戒備森嚴的宴席上,戴笠宣讀了逮捕名單,讀到王克敏時,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癱在了沙發上,說:“這場禍是我惹出來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偽天津潘毓桂、偽河北榮臻等50餘人被當場逮捕。

  法院公審王揖唐時,他偽裝生病,一句話也不說,眼睛也不曾睜開。然而,在1948年9月被槍決前,恐懼萬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蔣總統開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獄中趁獄警不注意,服毒自殺。潘毓桂則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