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紡織企業三次創辦失敗用人失當

千金易得，一將難求，古今中西，概莫能外。選人用人的得當與否，極可能影響一個企業的發展，甚至生死。

在這一點上，洋務運動代表企業之一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幾次選人用人失當，頗能給現代企業一些警示。就連可以左右中國的清末重臣、閱人無數的李鴻章也走了眼，他更想不到，尋找稱職經理人的難題，竟然一直困擾著這家新式紡織企業，並直接導致了該企業三次創辦失敗。

數次用人失算

受進口洋布傾銷的影響，清政府越來越感到威脅。在給兩江總督沈葆楨的信中，李鴻章很早就提議創辦機器紡織企業，卻苦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辦事人選。

1878年，道員彭汝琮上書李鴻章，請求在上海籌建機器織布局，並附有詳細的規劃章程。原本，彭汝琮的職業履歷不足以讓其獲得主辦織布局的資格，對這一點李鴻章也心知肚明，因為之前，他曾奉旨調查過彭汝琮在湖南、四川等地索賄貪汙的劣跡，對其原有考評：“人素荒誕，本大臣甚不相信”。但僅僅接到奏章的半個月後，李鴻章就批准了彭的辦廠請求，並答應給予織布局稅收優惠政策。

洋務運動史研究專家夏東元分析認為，李鴻章此舉是因為辦廠心切。當時的清政府，每年因為進口洋布流失大量白銀，一旦中國人辦廠成功，就意味著可以獲得鉅額利潤。再者，彭汝琮的方案中提出，由李鴻章特別器重的鄭觀應做二把手，李鴻章也就放心批准了。

心急是商場大忌。果然，李鴻章栽在了彭汝琮的小聰明中。在招股、買機器、買地、建造工廠等環節中，彭汝琮問題不斷。鄭觀應被逼辭職。他在給李鴻章的辭職信中抱怨：“彭事事獨斷專行，就知道逼著籌款，最後連日常花銷都得挪湊。”李鴻章自知被騙，只能在信中把彭汝琮狂罵一頓。

1880年，李鴻章委派戴恆、龔壽圖和鄭觀應重新籌建織布局，實際工作交給鄭觀應主持。鄭很快擬出《上海機器織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計劃安裝織機400張，年產棉布24萬匹，年利潤將達7.5萬兩白銀。鄭觀應還頗有信心地預言，隨著各項事宜逐漸熟練，工廠一定能夠蒸蒸日上。

李鴻章感覺這次用對了人，特別指示“以招集商股為第一要義”。在鄭觀應的努力下，織布局幾位高管、其他政府企業、地方紳商等先後購買股票達50萬兩白銀。鄭觀應還預先請李鴻章批准織布局“十年專利”：“十年以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以阻止洋人另立工廠。

然而，對資本的輕率處理彰顯了鄭觀應的理財短板。事逢1883年中法開戰，上海市民紛紛提現避亂。織布局的50萬兩招股銀中，有近15萬兩以股票作為押款;另外35萬兩現銀中也有14萬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無實銀存局”。鄭觀應過於激進的資金配置在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一夜之間，織布局虧銀二萬兩，未開張先破產。

費盡周折，上海機器織布局於1889年12月正式建成。此時織布局共募股銀80萬兩，設布機530臺，紡錠35000枚，僱工約4000人，配了全套的軋花、紡紗、織布等機器。

新企業步入正軌，李鴻章卻在用人上又犯了一個大錯誤，空降了自己的幕僚、時任輪船招商局會辦的馬建忠做織布局總辦。

馬建忠到任後，織布局的生產與銷售工作連年擴張，但與之相伴是馬建忠的好大喜功。當時織布局年產布18萬匹，僅相當於進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馬建忠為達“足敵進口十分之一”，強行上馬新生產線，並借款30萬兩白銀。幾天後申請再借100萬兩。李鴻章感覺不對，質詢剛借的30萬兩的使用情況，馬建忠卻交代不出去向。

李鴻章對馬建忠“汝辦事一味空闊，未能處處踏實”的嚴厲批評尚有餘音，長期忽視生產安全的行為終於釀成大禍。

1893年10月19日上午9點，大約是有硬物碰到了高速轉動的機器，摩擦生出火星。大火一發不可收拾。織布局緊鄰黃浦江，取水原不困難，但救火時才發現工廠預備的皮製輸水帶很多已經損壞。大火一直燒到晚上7點，燒燬了全部廠房、倉庫、宿舍，機器熔成一堆廢鐵，總計損失不下白銀150萬兩。《申報》評論說：“經營締造，煞費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毀於一旦!”災後，馬建忠僅受到去職回籍的處理。

企業家資源

“辦好一個企業，最重要的並不是資金和市場，而是辦企業的人。織布局之所以歷經周折，關鍵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始終缺少辦企業的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忠民研究員評價道。

張忠民特別強調企業家以及企業家精神在當時的稀缺性。他認為在織布局一波三折的創辦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李鴻章沒有下放足夠的權力，使得企業家精神難以發揮。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一針見血地評論說，當時李鴻章功名鼎盛，自視甚高，覺得天下事都很容易。結果徇私情把老部下委以重任，卻不問其才能可用與否，最終貽誤了大局。

痛定思痛，社會各界公認織布局新總辦非盛宣懷莫屬，他的勢力、財力與能力都堪當此任。盛本人早就想攬辦盈利最有把握的紡織工業，並且當時的行情也非常有利，棉紗價已飛漲至65兩以上，於是盛宣懷大聲疾呼“時不可失”!不久，他如願接到了李鴻章的委札。

盛宣懷重建織布局首先改變的，是遭遇意外後賠償政府、其他政府企業與民間各方投資的結算順序。以往企業受損，都是先顧官後顧商。但盛宣懷強調“體恤舊商，方足以招徠新商”，在延緩歸還官方資金的情況下，應優先對民間股票給予適當解決。結果不到兩個月，100萬兩白銀的新招股計劃就基本完成了。

資金問題解決後，盛宣懷又改“局”為“廠”，將織布局更名為“華盛紡織總廠”，以示商資商辦，為的是打消企業辦好後會被政府奪走的顧慮。紡織廠的財務、生產、銷售團隊基本是從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帶來，運轉自如高效。大火後僅11個月，新工廠又投產了，而且新廠規模更大、裝置更好，有布機1500臺，紗錠7萬枚。此後，盛宣懷還計劃在鎮江、寧波等地設10個分廠，布機4000張，紗機32萬枚，可見其魄力與能力。

不像那些只講空話、從不踏實的企業家，盛宣懷為了實現以上目標，採取了一系列切實措施。比如，他制訂了紡織行業協會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進口紡織機器，中國人的紡織廠也不準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進口，即刻吊銷進口機器的護照，並“罰華商一萬兩銀，以充善舉”。

為了杜絕徇私，激勵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盛宣懷做出規定，要求“商本商辦，屏除一切官氣”，徹底作廢舊章程。盛宣懷還瞄準中國進口洋布的規模定生產計劃，比如1892年機器紡紗為進口量的七成。

無疑，盛宣懷是位優秀的經理人，只可惜他來的太晚了。《馬關條約》打破了他的“壟斷”夢，規定外國人可以在華設廠，於是洋商紛紛到上海開辦紡織廠。盛宣懷10個分廠的擴張計劃沒能實現，虧損連連的華盛紡織總廠最終在1900年被全盤賣給了整合公司。民國後又幾經轉手，最後成為榮氏家族的申新紡織九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