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榭傳

[拼音]：Tang-Song guwen yundong

唐宋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兩漢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豔”，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初文壇，駢文仍佔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櫫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樑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論，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古文作品，當時有一批學生或追隨者熱烈響應，終於在文壇上形成了頗有聲勢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特別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柳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

（1）主張“養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強調“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愈《答李翊書》)，作者的道德修養決定文章的表現形式，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答李翊書》）。

（2）關於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同前），不僅重視經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藝術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英，豐富自己的寫作（韓愈《進學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3）自創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韓愈《答李翊書》），認為“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所以對古聖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4）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5）要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度，不敢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6）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的狀況表示憤慨，指出當代好作家不少，“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顯而易見，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韓愈曾說：“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詞彙，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新的散文傳統。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餘風。

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華麗的文風再度氾濫，前蜀牛希濟在他的《文章論》中曾提出：當時文章“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為勝”。宋初，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崑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範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代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他們學韓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於表達思想，也更便於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