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朝律考

[拼音]：Kongque Dongnanfei

漢代樂府民歌中的長篇敘事詩。最早見於徐陵《玉臺新詠》，題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有序雲：“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載詩及序入《雜曲歌辭》，題為《焦仲卿妻》，稱“古辭”，並說“不知誰氏之所作也”。近人則多取本詩首句擬題，作《孔雀東南飛》。它大致創作於東漢獻帝建安年間，是當時人據廬江郡（今屬安徽）實有其事的一個婚姻悲劇寫成的，後來在民間口頭流傳。由於原作失題，作者佚名，因而錄詩的《玉臺新詠》稱之“古詩”，《樂府詩集》則以為“古辭”。至於近人或疑此詩為南朝作品，是把全詩在後來流傳中民間集體加工潤色的成分割裂出來，用作證據，故不足信。

這首敘事詩共 350多句，1700多字。它通過焦仲卿、劉蘭芝這對恩愛夫妻的悲劇遭遇，控訴了封建禮教束縛、家長統治和門第觀念的罪惡，表達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愛情幸福的合理願望。劉蘭芝是個平民家女子，17歲嫁給焦仲卿為妻。焦仲卿是個衰落了的大家子弟，在太守府充任小吏。他們結婚3年，夫妻恩愛，相誓“黃泉共為友”，但仲卿的母親不忘自家是“仕宦於臺閣”的大家，歧視蘭芝“人賤”，嫌她“無禮節”，“自專由”，蓄意為兒子另攀“東家”，逼迫仲卿出妻。蘭芝被遣回孃家後，在兄長的逼迫下答應再嫁而暗自決定以身殉情。在新婚之夜，蘭芝赴水自盡；隨後仲卿也自縊身亡。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禮教進行了最後的抗爭，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貞愛情。作者描述上述悲劇後，又添以浪漫的結尾，在枝葉相通的墓木上棲落一對鴛鴦鳥，夜夜相鳴到天明，彷彿告誡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詩的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劉蘭芝和主要人物焦母、劉兄及劉母，都是塑造得比較成功的人物形象。焦、劉兩家是封建社會下層的兩個型別的家庭。焦家是從上層衰落下來的。焦母是破落大家的婆母形象，頑固、專橫，一心指望兒子重振家門，滿腔怨氣都對兒媳發洩。劉家則本屬地位低下的平民家。劉母是小家良母的形象，夫死從子，能諒解同情女兒的委屈和不幸。劉兄則是庸碌的小民，居一家之主，為生計煩惱。只看門第榮祿，無視胞妹的婚姻幸福，有世俗習氣，實無害妹之心。這樣兩個家庭構成了主人公仲卿、蘭芝的生活環境，也是造成他們愛情悲劇的具體原因。仲卿和蘭芝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各自家庭的影響。仲卿守禮盡孝，性格懦弱。蘭芝勤勞善良，溫柔體貼，忍受折磨，顧全禮節。他們追求愛情的忠貞和婚姻的幸福。仲卿自知“兒已薄祿相”，不求高官厚祿，而滿足於“幸復得此婦”，不願失掉這幸而娶得的賢慧美麗的妻子。蘭芝也“感君區區懷”，忠於愛情，不羨富貴，懂得“同是被逼迫”，矢志以死維護自己的幸福。他們的理想追求和悲劇遭遇，體現著封建統治下廣大青年男女的普遍願望和反抗要求，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這幾個人物形象，是這首詩突出的藝術成就。

從漢末到南朝，《孔雀東南飛》在民間口頭傳唱中經過不斷地加工潤色，汲收了豐富的民歌敘事藝術手法和技巧，使它成為漢代樂府民歌中最傑出的長篇敘事詩。它是整齊的五言詩，而通篇運用精練的口語，適於歌唱，便於描述，表達靈活。全詩以蘭芝的婚姻遭遇為主，描述了從焦母逼歸到蘭芝被迫再嫁而自盡的悲劇發展過程，故事完整，剪裁精當，衝突尖銳，情節動人。詩中“歷述十許人口中語，各各肖其聲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作者善於以富於個性特點的人物對話開展情節，同時又在衝突發展中表現人物性格。對次要人物如媒人、太守，次要情節如蘭芝告別小姑、太守家籌備婚禮等，描述也有簡有繁，都起著表現主題思想、襯托主要人物、渲染悲劇氣氛的作用。全詩基本上是依照生活本來面貌作如實的描述，但也採用了民歌常用的鋪敘和比興手法，如寫蘭芝辭別焦家時的服飾儀容、太守家顯示富貴的豪華婚禮置備，以及篇末的鴛鴦鳥相鳴等，都不僅起著襯托、渲染作用，更增強了濃郁的民歌色彩。

千百年來，《孔雀東南飛》始終為人民喜愛，傳誦不衰。到五四時期，更被改編成各種劇本，搬上舞臺，以揭露、抨擊封建禮教的罪惡。同時，它也被某些封建文人曲解成寫義夫節婦，“作節烈詩輒擬其體，更益以綱常名教等語”（費錫璜《漢詩說》）。可見它的影響十分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