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論
[拼音]:Zhongguo gudai renkou sixiang
[英文]:Chinese classical concepts of population
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論述的有關人口發展和人口問題的基本觀點。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有豐富的人口思想,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論述過人口問題,併成為中國古代各種人口思想的主要淵源。在中國古代社會,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勞動和土地是財富的源泉,勞動人口是古代統治者的兵源和稅源。人口的多少,特別是生產人口和非生產人口的比例、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現象時主要關心的問題。
主張人口增殖的思想
這一思想在古代中國長期佔支配的地位,許多思想家都把人口增長視為國力的增長。春秋時期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在輔助齊桓公建立霸業時,曾推行鼓勵人口增殖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國語·齊語》),迫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儒家創始人孔子在提倡仁和孝的同時,把繁衍後代看作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務,主張一個國家應當人口眾多,反對“地有餘而民不足”,認為政府先要使民“庶”,然後使民“富”。他建議君主招徠“遠人”,尤其是“百工”,以增加勞動人口。孟子繼承孔子的人口思想,主張“廣土眾民”,並且發揮仁孝觀點,宣揚“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宗接代思想。這種封建思想曾長期在中國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觀與生育行為。
墨家的創始人墨翟積極主張增殖人口,鼓勵早婚來使人口倍增。他認為,缺少人口耕種的土地只是“虛地”,人民要得到足夠的衣食必須用“力”即勞動,而“力”則來自勞動人口,所以賢明的君主應當增加人口,“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墨子·節葬下》)。他提倡“兼相愛,交相利”、非攻、節用、節葬、力耕,同時反戰爭、反殺殉、反對蓄養婢妾,認為戰亂和“蓄私”都會妨礙男女適時婚配而影響人口增殖。
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形成以後,主張人口增長的思想仍很盛行。公元 5世紀南朝的周朗把人口增殖看作是國家大事,宣稱治國者“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宋書·周朗傳》),認為戰亂、嚴刑、重役、天災和疫病等是當時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天災人禍,讓人民安居樂業,人口才會增殖。他甚至主張強制推行早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同前)。明代的邱濬也極力主張增殖人口,認為人口的多少關係國勢的興衰,“庶民多則國勢威,民寡則國勢衰”(《大學衍義補·善民之生》)。因為人口多意味勞力多,而勞動多則財富生產才能增多。當時一些君主重視掌握人口數量,鼓勵人口增殖。
人口適度增長思想
早在先秦時期有的思想家已提出了人口要與土地在量上相適應的觀點,這當中包含著人口適度增長的思想。孔子及其門徒曾經結合土地多寡來談人口的多少問題。《商君書》更明確地指出“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算地篇》),人口與土地在量上應相適應,否則就會失調,不利於農業的發展。書中還具體計算出“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如果含有足夠比例的可耕地,方百里地足以居住 5萬耕作的農民。《管子》一書也非常重視人口和土地的關係,在《乘馬》等篇要求“地均以實權”,即把各種土地按各自的收益折算成標準的耕地面積,以便和人口數量相對比。它聲稱“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禁藏篇》)。按照這個標準,“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50裡,可以為足矣” (《八觀篇》),即認為方50裡田野的適度人口是“萬家之眾”。它還指出,有地必須開墾,有人必須勤於耕種,否則不能富強;“地大而不為,命為土滿;人眾而不治,命為人滿”(《霸言篇》),就不能保持人口和土地的平衡。東漢的王符更明確地提出人口和土地在量上必須相稱的命題:“土多人少,莫出其財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潛夫論·實邊篇》)。這個命題集中地體現了古代的適度人口思想。
與考慮人口和土地的關係相聯絡,不少古代思想家很注意生產人口和非生產人口的結構問題。孔子的門生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大學》);認為生產人口要多,消費人口要少,國家才富足。《商君書》認為“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農戰篇》),因此強調要增加農業人口,減少非農業人口。荀子明確提出“省工賈,眾農夫”的主張。王符也認為民有飢寒是由於從事耕織的生產人口少,而非生產人口太多,以一奉百,所以供不應求。北宋的李覯認為必須增加農業人口,減少“冗食”人口,否則“地力不盡,田不墾闢”,人民衣食不足,國家難以富強。
反對人口過度增殖的思想
中國古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道家代表作《老子》中提出“小國寡民”的主張,已見其端。最先明確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的是韓非,認為人口成倍增長是當時社會紛爭的根源:上古時代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他所處的時代則人口成倍增長,“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五蠹篇》)。韓非上述觀點成為中國古代反對人口過度增殖思想的主要淵源。
在封建社會後期,反對人口過度增殖的思想較前更盛。宋末元初馬端臨曾聯絡人口質量來考察人口數量的增長,聲稱古時“人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文獻通考戶口考序》),因此“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認為後世人口量多質劣,不應多增殖。明代徐光啟認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農政全書·井田考》);江南地區日益人多地少,解決問題的辦法除發展農業生產外,應把東南過剩人口遷移到土曠人稀的西北地區。清代洪亮吉在其所著《意言》中明確斷言,治平之世戶口倍增,而田屋的增加速度遠遠落後於人口增長速度,“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口之數常處其有餘”(《治平篇》),況有兼併之家,所以人民飢寒而死的比比皆是。解決的辦法:一是“天地調劑法”,即任憑水旱疾疫天災減少人口;二是“君相調劑法”,即鼓勵開荒、移民、限制兼併、減稅、救濟、發展生產等。他對解決人口問題抱悲觀態度,認為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養人的方法和產品數量有限,不足以供養成倍增加的人口。
對人口遷移問題的考察
自孔子提出徠民思想以來,古代許多思想家都考察了人口遷移問題。“徠民”是《商君書》中反覆強調的一個主張。到漢代,移民墾邊、駐軍屯田已成為重要的政策,其後歷代思想家都有所論及。最先明確論述人口遷移對解決人口問題的意義的是宋代思想家、詩人蘇軾。他看到人口多不等於生產人口多,認為當時社會的病根在於“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已經人多為患。他斷言,民貧的原因在於廢井田後,人口分佈和土地不相適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結果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因此,他主張移民墾荒,並把“均戶口”作為“安萬民”的一項措施。自徐光啟明確建議把東南人口遷移到土曠人稀的西北地區之後,直到鴉片戰爭前後,不少思想家都把開墾西北作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重視人口統計
中國古代重視人口統計。據《國語·周語》記載,遠在公元前 789年周宣王時就統計過人口,“料民於太原”。《商君書》最早強調統治者要登記人口,“生者著,列者削”(《去強篇》),尤其要了解壯男壯女的勞動人口數。《管子》也強調統治者必須重視戶籍登記,“與民數得亡”(《乘馬篇》),即記錄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徙。自秦漢以來,戶籍登記一直是重要國策之一。東漢徐幹在其《民數篇》裡系統論述了周知民數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治國之本,是制定政治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政府必須“審民數”才能治理百事,即分田裡、令貢賦、造器用、制祿食、起田役、作軍旅等。事實上他已認識到人口是財源和兵源,看到人口與國家收入之間的密切聯絡。
中國古代人口思想的內容極為豐富。雖然由於受歷史條件和階級偏見的侷限,有的人口觀點不免有片面和錯誤之處,特別是不能正確說明人口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但總的看來,不乏真知灼見,值得認真總結和批判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