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

[拼音]：Sute meishu

[英文]：Sogdian art

索格狄亞納地區的美術。索格狄亞納，為古代粟特人定居的地區，地處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上游之間、澤拉夫善河流域一帶。中國漢至晉時稱作粟弋，南北朝時稱作粟特，隋時稱作索咽或康·安之地，唐時有昭武九姓之稱，公元7世紀中期一度於該地設康居都督府，後又以安、西曹、康、史之地稱之。

歷史背景

粟特所在的澤拉夫善河流域，古時土地肥沃，宜於農業，為中亞最早開化地區之一。同時，由於其地理位置自古以來就是中亞四方交通的樞紐，控制著連線地中海世界、西亞、北方草原和中國之間的絲綢之路。貿易的往來、人口的流動，使得粟特人在從事有利可圖的中介貿易的同時，還成為既從四方接受文化藝術的影響，又向四方傳播其多種來源文化藝術的活躍力量。粟特的文化藝術具有多種來源的合成性以及在廣泛吸收不同文化藝術的基礎上的創造性。在粟特地區，除地方神祇外，祆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都有所傳播，其宗教上的複雜性，在藝術上也有所反映。

粟特從阿契美尼德王朝到伊斯蘭時代的1000多年的過程中，曾先後從不同方面接受文化藝術的影響。伊朗、希臘、中國、印度都曾和粟特有過不同程度、不同時間長短的文化藝術交流關係。從漢代到唐代，和中國來往頻繁，關係尤為密切。

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粟特曾多次遭受侵佔並陷於從屬或附庸的地位，但其城邦或公國往往能保持其相當程度的獨立自治，保持他們經濟活動的特殊性和文化藝術的創造性。

粟特曾經和其西鄰花剌子模（見花剌子模美術）同屬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16納稅區。在此期間，它從伊朗吸取了許多藝術母題、題材和成規，使之和自己原來遊牧者的動物風格結合起來。

亞歷山大·馬其頓進軍中亞及其後的塞琉西王國、大夏王國（見大夏美術）時期，粟特人接受希臘化影響，吸收了許多希臘習俗並作出反應。他們把在希臘影響下完善起來的雕塑技術用之於製作小型塑像和不同形制的藏骨器的裝飾。他們採取用小型人物塑像支撐拱門的形式，在藏骨盒上引用了女像柱的方法，以後又在建築上使用，如比亞·乃曼出土的藏骨盒（5～6世紀）上的裝飾，就是其遺風的一例。

貴霜帝國時期，由於對各種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採取相容幷包、保護鼓勵的政策，其文化的混合趨勢，在各方面都有所反映。從錢幣上的鑄像可以看出，在宗教上，印度教的溼婆和佛教的佛、伊朗祆教的神和希臘的神，都受到崇拜。在藝術上，東西方文化的混合也很明顯。犍陀羅美術的佛教主題和希臘美術的形式之結合，正是混合型貴霜文化的風格表現。粟特人在此期間，與印度和中國的交流加強，在佛教和佛教美術的傳播上起了積極作用。公元5世紀中葉，貴霜帝國在粟特的統治為噠取代。噠人保留了貴霜文化的許多方面，接受了已經在粟特確立的許多文化形式，但由於尊崇祆教而打擊佛教，破壞佛寺及其中的美術作品，致使希臘—佛教文明遭到摧殘。粟特人的佛教美術活動卻在中國新疆庫車克孜爾石窟、焉耆和吐魯番等地留下蹤跡和影響。 6世紀中葉，噠又被西進的突厥人所取代。突厥人在宗教上比較容忍，可是粟特地區培育佛教藝術的源泉已經枯竭。

多次的痛苦經驗，使粟特人認識到，他們的利益在於獨立自主，與四鄰友好並保持絲路的暢通。他們在7～8世紀繼續保持和中國的緊密聯絡，同時又和西方鄰居友好，在混亂中設法保證那穿過其領土的絲路的通行，但是，阿拉伯人的擴張使粟特進入了伊斯蘭時代。

對粟特美術、特別是其中世紀早期的繪畫和雕塑情況的瞭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1930年以來蘇聯在中亞開展考古的收穫。但發掘仍在進行，有些材料未發表，因之比較全面而系統的論述，尚待將來。

發展狀況

撒馬爾罕一帶，從古代到伊斯蘭時代，一向是粟特最重要的中心。對於當時的粟特文化藝術來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撒馬爾罕古城──阿弗拉西亞卜，乃是最值得注意的粟特遺址之一。古城在今城之北，建於公元前6～前5世紀，曾遭亞歷山大·馬其頓軍隊破壞。公元 1世紀初，它成為一個與中國、印度、中亞草原和伊朗進行貿易的著名中心。貴霜帝國崩潰後，又遭破壞，但在5～7世紀又得到恢復和發展。7世紀中，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對之曾有記述。13世紀初，蒙古人西進時被毀。

對此遺址的發掘，始於1874年，除1913年發現一些壁畫殘片外，直到晚近為止，發現只限於大量陶器和小型紅陶塑像。塑像表現地方風格和希臘風格神像，多為女性。它們提供了不同崇拜共存的顯著的例子。手持石榴或容器的阿娜希塔女神小塑像，分佈尤廣。

在古城中心房屋廢墟中，蘇聯考古學家B.A.希什金於1965年春發現有些牆面繪有壁畫，下面部分留存，有2米高。壁畫作於7世紀，正當此城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中國唐朝保持密切聯絡的時期。其一畫面繪有裝飾華麗的白象和跟在後邊的騎馬的女儐相、兩個持節杖並肩騎駝的使者、隨從、士兵和攜帶禮品的使者，旁邊還有許多馬駝以及大白鳥隨行。根據畫上粟特文題詩，此為查甘尼揚地區公主出嫁康國的行列，或稱《公主出嫁康國圖》。那一老一少，各持節杖、並肩騎駝的使者，當系聯婚的兩個城邦的送親和迎親的代表。畫上人物形象，各具相貌特徵，刻畫概括傳神，服飾紋樣描繪精細，畫法以線描和敷色相結合，用筆遒勁有力，堪稱佳作。

與阿夫拉西亞卜壁畫具有同樣的重要性而儲存較好的粟特壁畫，發現於撒馬爾罕東南約70公里處的片治肯特古城址。此城建於5世紀，7世紀後半葉至8世紀初，正當其繁榮的高峰，曾是一個突出的文化藝術活動中心，8世紀中遭到火焚和破壞。1946年開始系統發掘，成為引人注目的美術考古地點。遺址由堡壘、內有兩個神廟的城區、郊區和墓地組成。

發掘過程中發現大量壁畫、以粘土和灰墁做成的雕塑和裝飾、木雕和刻花，皆為7～8世紀作品。它們展示出有關伊斯蘭時代以前的粟特歷史的圖畫，提供了關於其神話、文字、宗教信仰、葬儀、戰爭、藝術和工藝，上層階級生活方式和服飾的形象材料。

大量宗教的或世俗的壁畫，描繪地主、貴族的宴飲、宗教儀式、音樂歌舞、武士作戰、神話故事等場面，刻畫英雄、美女、神祇和妖怪惡魔的形象，豐富多采，變化多端，洋溢著神祕、豪華的氣息。

有些壁畫表現與史詩《沙赫·納邁》相似的內容，特別是粟特人關於其中英雄魯斯塔姆和西雅烏什的傳說故事，如《魯斯塔姆率領他的戰士和半獸惡魔歹弗戰鬥》和《魯斯塔姆用套索捕捉騎士阿渥婁德》兩畫，在藍色的背景上用犀利而有彈性的線勾畫出人物和馬的形象，雄壯有力，加強了英雄戰鬥的氣勢，很有感染力。

壁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關於送葬的畫，或稱《哭喪圖》。蘇聯有的學者把它和西雅烏什神象徵自然界的生死轉變的傳說聯絡起來，但也有人經過分析，得出不同的結論。無論如何，通過這一哀悼死者的畫面，卻反映出當時喪葬儀式的風貌並表現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的不同的容貌特徵。值得注意的是，畫面左邊一個高大的四臂人物，很可能是一個女神。

在1958年發現的繪畫中，有一壁畫斷片畫有身穿長裙的4個婦女影象，其中一個手持樂器。有的學者認為，她們是女樂人。從發表的線描臨摹稿看，此4婦女，著半袖襦衫，長裙曳地，下露高頭履，像是唐朝宮廷侍女裝束，畫法則似希臘風與唐風的結合。此壁畫斷片背面印有較早壁畫映象，一男一女，均唐裝，為中國人形象，可見當時粟特與唐朝政治、文化、藝術關係之密切。

1962年出土的另一幅畫，表現顯然具有印度特點的男性舞蹈者。遺址還出土有幾乎等身大的木雕婦女形象，體態修長優美，具有希臘－印度風格。另有木板浮雕神話的3個組合片段：

（1）以兩匹馬拉的車表現太陽；

（2）一女神，可能為豐收女神阿娜希塔，坐於獅背上；

（3）騎馬獵獅，其風格則帶有西方藝術的影響。

有些粘土雕塑群，看來系表現水上獻祭情景者，如一大型浮雕上，有海怪、海神與地母之子特萊頓和一個露出水面的人體等，可能與重視水利，敬拜水神，祈求豐收有關。1966年還發現一些巨大的灰泥雕塑。有一火焰圍繞坐於寶座上的女神，以群青為底，上塗金色。另有一尊六臂三面神，則令人想起印度教的三相神型別。

總之，上述這些各具特點的繪畫和雕塑，一方面反映出粟特人宗教信仰的複雜，同時又映出粟特和周圍地區的文化藝術交流的多方面性。它作為中亞的一個貿易和文化中心，既接受四鄰的影響，又以其在綜合基礎上的創造影響其他地區，從而在中世紀文化藝術發展和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

除阿夫拉西亞卜和片治肯特古城址發現的壁畫和雕塑外，在莫格城堡還發現有外包細皮的木盾，上繪一騎馬武士作裝飾。

在粟特南部的巴拉雷克城堡遺址的一座6～7世紀的神廟裡，還發現了一條以紅陶和木雕結合作裝飾的上楣。其上繪畫儲存甚差，但可看出男女均盤腿而坐，手持薩珊形制的金銀器皿，服裝紋樣還表明粟特織物也曾受薩珊紋樣母題的影響。在布哈拉之西的屬於3～6世紀的瓦拉赫沙古城址，也發現有頗為精細而富於想像力的壁畫和灰墁裝飾，和在片治肯特發現的繪畫有相似之處，甚至象的裝飾也相同。這些在各地先後發現的繪畫和雕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有共同之處。它們組成一個粟特美術的整體，在後來伊斯蘭－伊朗畫派的風格形成中起過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