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克，R.M.

[拼音]：Zhongguo gudai shizhen jingji

[英文]：town economy in ancient China

中國自宋代至清代鴉片戰爭前的市鎮經濟發展情況。

市和鎮原是不同的概念。市指交易場所，起源很早，《周易·繫辭》有“日中為市”。後成為城的附屬設施，築城必闢市；農村交易場所也稱市，如集市、草市。鎮則是軍隊駐防地點，始見於唐。因駐軍處常有商販聚集，至宋代，“諸鎮置於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宋史·職官志》）。至明代，正德《姑蘇志》已稱“商賈所集謂之鎮”；弘治（1488～1505）《吳江縣誌》也稱“人煙湊集之處謂之市鎮”；市與鎮已無區別。在行政上，市鎮都是縣以下的一級建置，直至清代，鎮一般還大於市。又有稱關、店、集者，實際相當於市鎮。市鎮經濟亦稱鎮市經濟。

產生與發展

中國市鎮經濟約興於宋。因商業手工業發達，一些交通要道的草市以至墟集（見墟集、草市）轉化為市鎮，一些駐軍處人煙繁聚亦成市鎮。北宋有商稅務2100多所，除設於州、府、縣治者外，有866所設於市鎮，尤以江南地區為多。南宋市鎮續有發展。南宋吳自牧《夢粱錄》記臨安（今浙江杭州）附近有15個市鎮，今人考證尚不只此數。又寶慶《四明志》記鄞縣有市鎮18，慈溪縣有16，定海縣有13；景定《建康志》記全府有淳化等14鎮、湯泉等20餘市。北方由於戰亂，經濟一度蕭條，但據《金史·地理志》記載，金章宗時已有5京、176府州、632縣、488鎮。

明清是市鎮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市鎮的發展仍以江南為盛，據近人研究，江南八府一州明後期有市鎮329個，至清乾隆嘉慶，增至517個，約有20個已是千戶以上的大鎮。這些市鎮仍多由農村市集發展而來，但有些已全屬新興。如蘇州府的新涇市，明初尚為荒野，嘉靖間即已建市。杭州府的唐棲鎮，宋時無名，明初開運河，後又修塘岸轉漕，頓成南北孔道，清康熙時稱市，乾隆時稱鎮。吳江縣的盛澤鎮，明初尚為村落，嘉靖間成集市，居民約百家，清初已成大鎮，乾隆時有千百餘家。又震澤鎮，元時為村落，民數十家，明成化間增至三四百家，嘉靖間又倍之，到清雍正時建為縣。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在江南市鎮貿易中已出現市場專業化的趨向。清乾隆《嘉定縣誌》記：“布商盛於南翔，花商盛於羅店。至新涇鎮涼鞋，安亭、黃渡鎮藍靛，亦為商賈所集”。特別是隨著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和部分手工業專業戶脫離農業，出現了手工業專業市鎮。有人統計，明清江南地區有蠶桑與絲織專業市鎮25個，包括唐棲、硤石、南潯、菱湖、雙林、王江涇、濮院、盛澤、震澤等著名市鎮;有棉花與棉紡織專業市鎮52個，包括三林塘、朱家角、江灣、羅店、南翔、新涇、楓涇等；有米糧專業市鎮13個，包括楓橋、滸墅關、黎裡等。此外，還有以冶鐵著稱的嘉興爐鎮、吳江庉村市，以陶業著稱的嘉興千家窯、杭州瓶窯鎮等。

明清時期，華北、華中的市鎮經濟也頗有發展。沿大運河的山東張秋鎮、直隸（今河北）河西務，明代即帆檣如織，商賈攢聚。山東的周村，明清之際開始發展，清康熙時已成大市。直隸灤州的榛子鎮，興於清初，號稱三省通衢。河南商水縣的周家口鎮，南北通冀楚，東西達淮揚;正陽縣的陡溝店，則發展為布匹集中之市。江西鉛山縣的河口鎮，明萬曆時即成重鎮；清江縣的樟樹鎮，則成為藥材總彙。東南閩廣市鎮的發展，不少與海上貿易有關。西北、西南則市鎮尚少，主要是發展縣以上的貿易。

清代“四大鎮”

到清代，有所謂“天下四大鎮”者。其中景德鎮原名新平鎮，宋景德時因承造御用瓷器出名改稱，但當時還只是個瓷器集散市場。至明清，窯灶林立，發展成為“煙火逾十萬家”的瓷器最大產地。朱仙鎮，南宋時岳飛追擊金兵至此還是一荒村，元開賈魯河，成為通往開封的水陸轉運點，至明清逐步發展為一商業大鎮。佛山鎮，宋為墟，明代宗時尚稱鄉、堡，但因“工擅爐冶之巧，四遠商販恆輻輳”，民廬達萬餘家，清初設治稱鎮。漢口鎮，明初還是漢陽城外一荒郊，明成化間漢水改道，因其地當江漢交匯之處，商賈日盛，嘉靖間成為鎮。清代繼續大發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有居民32209戶，嘉慶十八年（1813）增為36929戶，號稱“九省通衢”，成為長江中下游第一大埠。這四大鎮實際上已是全國性的商業城市或手工業城市了。

作用與性質

市鎮經濟的發展，在原有的城市和墟集之間形成一級市場，形成了城市、市鎮、墟集三個層次的商品流通網路；手工業市鎮的興起，更有促進小商品生產和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作用。但是，直到鴉片戰爭前，市鎮經濟的發展還很不平衡，偏重在中國的東南。市鎮貿易的商品，還主要是農民自給有餘的農產品和農家副業產品，因而它帶有農副產品初級市場的性質，為長距離販運貿易提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