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儲存介質

[拼音]:shumai zhengce

[英文]:policy of redemption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採取有償辦法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政策。

關於贖買政策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從不認為沒收是奪取資本家的生產資料的唯一途徑。1847年F.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沒收、國營工業競爭、直接用貨幣贖買等幾種方式廢除私有制。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論及如何剝奪資本主義性質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並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買擺脫這整個匪幫,那對於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卷第314、315頁)。列寧也主張“在一定條件下,工人決不拒絕向資產階級贖買”,為了儲存大的生產組織,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

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錢

,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列寧於1918年5月曾提出把贖買和鎮壓結合起來,把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的政策,即一方面對那些反對蘇維埃政權,不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家“加以無情的懲治”,另一方面對那些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組織大生產的“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

謀求妥協

,或向他們實行贖買”(《列寧選集》第3卷,第548~550頁)。由於俄國資產階級勾結帝國主義發動武裝叛亂,列寧的計劃未能實現。1921年國內戰爭結束後,列寧重新提出這項政策,也因資本家怠工和不遵守合同等原因而沒有取得多大進展。

中國的贖買政策

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毛澤東深刻地分析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性質,制定了沒收官僚資本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綱領,實行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政策,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掌握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基礎。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具有兩重作用,既有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又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民族資產階級也具有兩面性,既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還要和他們保持統一戰線的關係。根據這些情況和條件,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決定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

中國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不是由國家另外拿出一筆錢來作為贖金,而是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在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的時候,也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作為贖買的代價。從1953~1955年,資本主義企業逐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採取“四馬分肥”的贖買形式,即按照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獎金和資本家的股息紅利四個方面分配企業盈餘,資本家所得被限制在企業盈餘的1/4左右。這就使得工人的勞動主要是為社會主義服務,只是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1956年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贖買改用定息的辦法,即在一定時期內,國家按照公私合營企業中核定的私股股額每年付給資本家 5%的股息。此外,還保留在職資本家較高的薪金。定息的形式已使資本家的剝削與企業盈餘多少無關,也與企業資金的調配、運用脫離了關係,企業的私股只是領取定息的憑證。1966年取消定息,企業就完全成為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了。贖買政策對企業生產關係的改造發揮了重要作用。贖買形式的發展,反映著剩餘價值的生產從受到限制到歸於消滅的過程。

贖買不是購買。它是正確處理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策。贖買的總金額不是決定於資本家生產資料的價值,而是決定於改造的需要和進度。中國的贖買政策不僅緩和了民族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抵制和反抗,而且調動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因素,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整個過程中,不僅生產力沒有遭到破壞,而且推動了生產的發展,促進了資本家的政治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