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養浩(1270～1329)

[拼音]：Nie Er

中國作曲家、音樂活動家。

生平

1912年2月15日生於昆明。原名守信、字子義（亦作紫藝）。原籍雲南玉溪，父聶鴻儀，母彭寂寬（傣族），以中醫兼營藥鋪為業。弟兄 4人。聶耳行四。4歲(1916)時父親去世，靠寡母繼承父業，勉力維持一家生計。1918年入昆明師範附屬小學，開始接受正規教育。在校學業成績出眾，又喜愛音樂，課餘從民間音樂家學習演奏笛子、胡琴、三絃、月琴等民族樂器，熟悉傳統樂曲。1922年入私立求實小學高階部，為該校“學生音樂團”的活躍成員。1925年考取雲南省立第一聯合中學插班生。時值第一次國內革命風暴在中國南方興起，他開始受到進步書刊和《國際歌》等革命歌曲的影響，在1925年秋的一篇學校作文中，已有了“吾人慾免除罷工之患，非打破資本階級不可”的初步認識。1927年考入雲南第一師範高階部英文組，參與本校學生進步組織“讀書會”的活動，與友人組織“九九音樂社”，經常參加校內外的音樂、戲劇演出活動，並開始學習小提琴和鋼琴。1928年後，更加積極地參加各種公開和祕密的革命活動。為逃避搜捕，於1930年7月潛離昆明，經越南轉赴上海。在此之前，曾於1928年12月去駐在湖南郴州的滇軍範石生部“學生軍”中當了 4個月兵。途中的經歷與見聞，舊軍隊中不堪忍受的新兵生活，在他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到上海後，先在一家商號雲豐申莊作店員，工作之餘堅持學習小提琴和外文，閱讀文藝理論書籍，並在1930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雲豐申莊歇業，適黎錦暉主持的“明月歌劇社”招考，遂前往應試，被錄取，任小提琴手。在明月歌劇社期間，聶耳一方面努力提高專業技巧，師從普杜什卡接受嚴格的小提琴訓練外，還自修鋼琴、和聲學、作曲法和作曲等，另一方面隨時注意思想上的鍛鍊。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後，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明月歌劇社的歌舞實踐更加促使他去考慮自己的生活和藝術的道路，探求“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1932年4月，他認識了左翼劇作家兼詩人田漢，建立了與左翼文藝界的聯絡，進一步堅定了走革命音樂道路的信心。和田漢的友誼與合作，對聶耳的藝術成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7月間，用“黑天使”筆名發表了著名的戰鬥性短文《中國歌舞短論》（載《電影藝術》第3期），對黎錦暉的歌舞作品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並鼓勵他“創造出新鮮的藝術”。但此舉未能得到社內一些人的理解，不得已退出該團體，於1932年8月前往北平，積極參與北平左翼戲劇家聯盟和左翼音樂家聯盟的演出活動和組織建設，並師從外籍教師託諾夫繼續學習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

回上海不久即進入聯華影業公司工作。他以熾烈的熱情和充沛的精力參加左翼音樂、戲劇、電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積極從事創作和評論活動。同時還參加“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發起組織“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隨後又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在這些左翼音樂團體中，聶耳是一位積極而活躍的主要成員。在繁忙中，他仍堅持學習音樂業務，除繼續從普杜什卡學小提琴外，從1933年12月起，每週都去參加上海工部局由司勞特斯基指揮的交響樂隊的排練和演出。1934年4月，聶耳進百代唱片公司，與任光共同主持音樂部，組織錄製了一些進步歌曲唱片。同時建百代國樂隊（又名“森森國樂隊”），選編並領導演奏錄製了《金蛇狂舞》等7 首民族器樂曲。他借“百代新聲會”音樂會上的演出擴大革命歌曲的影響。自入“百代”之日起，他又向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外籍教授阿克沙可夫學習作曲理論。1935年1月他轉入聯華影業公司二廠任音樂部主任。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決定出國，擬經日本前往蘇聯學習。他於4月18日抵東京。在日本，聶耳考察了日本音樂、戲劇、電影等方面的動態，向日本文藝界介紹了中國音樂的新發展，並加緊學習外語和音樂。7月17日，在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逝世，年僅23歲。

創作

聶耳一生共創作有37首歌曲（包括歌劇《揚子江暴風雨》中的4首歌曲），都是在他死前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在從事多方面活動的同時所寫的，其中為數較多的優秀之作，也是具有歷史價值的不朽的珍品。

在聶耳的歌曲創作中，反映工人階級生活和鬥爭的歌曲佔有較大比重。1933年8月發表的第1首作品便是《開礦歌》（田漢詞，影片《母性之光》插曲）。在這首歌曲中，他將民間勞動號子裡1人領唱、眾人和腔的形式引進了電影歌曲創作。隨後，在1934年元旦首映的影片《大路》裡，又創作了《開路先鋒》（孫師毅詞）和《大路歌》（孫瑜詞）。這兩首歌以其鮮明的典型形象和富於獨創的藝術形式，表現出聶耳創作技巧的成熟，是兩首成名之作。此後他陸續創作有《碼頭工人歌》(蒲風詞)、《新女性》（孫師毅詞）、《打長江》（田漢詞）等一些優秀的工人歌曲。在這些歌曲中的幾種工人形象，都得到了準確、鮮明、生動的音樂表現，他們是正在覺醒、正在崛起的新時代的主人。這些肩負著歷史的重擔，英勇地奮起鬥爭，並對未來充滿勝利信心的工人階級形象，也正是中國偉大的民族精神的寫照。聶耳是中國音樂史上第1個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階級英雄形象的作曲家。

聶耳創作的歌曲中，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幾首進行曲風格的愛國歌曲，這是他的歌曲中影響最廣的一部分。包括《畢業歌》(田漢詞，影片《桃李劫》主題歌)、《前進歌》（亦名《苦力歌》，田漢詞，歌劇《揚子江暴風雨》插曲）、《自衛歌》（唐納詞，影片《逃亡》主題歌）以及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田漢詞，影片《風雲兒女》主題歌）等。這些歌曲以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號召性音調，斬釘截鐵般果敢的節奏，勇往直前無所阻擋的氣勢，有力地表現了處在深重災難中的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戰鬥的革命精神，從而在群眾中迅速而廣泛流傳。

聶耳還創作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重要的有《飛花歌》（孫師毅詞，影片《飛花村》主題歌）、《塞外村女》(唐納詞，影片《逃亡》插曲)、《鐵蹄下的歌女》（許幸之詞，影片《風雲兒女》插曲）、《告別南洋》和《梅娘曲》（均為田漢詞，話劇《回春之曲》插曲）等。這些歌曲傾訴了飽經憂患的中國人民的苦難與不平，但它們不是無望的呻吟，而是在感情的深處蘊藏著堅韌的毅力，在抒情中飽含著剛健的美感。這使他的抒情歌曲在同時代的抒情歌曲中顯現出新的特色。此外，聶耳還創作過一些反映兒童生活的歌曲，其中最傑出的一首便是著名的《賣報歌》。歌中那為困苦生活而沿街奔走叫賣的報童形象，是那樣生動、真切，令人喜愛和同情。

聶耳歌曲創作的傑出成就是他自覺地運用新的創作方法的結果。他從開始創作之日起，就對生活和藝術抱有一種新態度。他能立足於現實，預見到未來，在層層的壓迫下看到抗爭的烈焰，在無邊的黑暗中預見到燦爛的明天。因此，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現實生活中矛盾的同時，始終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態度，他在歌曲的藝術形式上作了創造性的革新。他的歌曲既有濃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強烈的時代氣息;既有鮮明的形象特徵，又有嚴密的組織結構。這種結構與陳規束縛的框格絕然不同，而是與音樂形象融合無間的嶄新的形式、嶄新的韻律。正由於此，他第一次使中國群眾歌曲提高了藝術價值，奠定了這種體裁的歷史地位。

聶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熱情，揭露了社會的矛盾，唱出了人民的心聲。給人民帶來了力量，帶來了光明。他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