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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Liang Qichao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稱任公，號飲冰子，或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於新會縣南西江入海口半島上的熊子鄉茶坑村。祖父名維清，字鏡泉，秀才，為縣學教諭。父名寶瑛，字蓮澗，科名不得志，教讀鄉里。

生平和思想

梁啟超幼從家庭及城鄉多師受學，6歲讀畢《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三十自述》)。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自稱“自十七歲頗有術於中外強弱之跡”（《適可齋記言記行·序》）。光緒十四年(1888)起，肄業於廣州學海堂(道光四年兩廣總督阮元所建立)，仍為乾嘉以來正統派“漢學”及詞章之學。光緒十六年中舉人。此年秋，他和學海堂同學陳千秋，同奉南海康有為為師。康有為“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三十自述》）。康有為講學於廣州長興裡萬木草堂，梁啟超從康有為始習經世致用之學，包括今文經學、史學、西學乃至佛學，思想為之一變。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啟超並參與校勘、分纂。

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洋務運動破產，舉國悲憤。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議成，梁啟超隨同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1300多人上書清廷請變法；七月，發起並領導京師的強學會，主辦《中外紀聞》，每日作一篇數百字短論。這是梁啟超辦報的開始。光緒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黃遵憲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七月一日發刊第一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並開始連載著名的《變法通議》，主張“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同年撰《西學書目表》，蒐羅、總結20多年前舊譯西學著作約300種。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應湖南巡撫陳寶箴、督學江標之聘，主講長沙時務學堂。講學“以《公羊》、《孟子》教，課以札記；學生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他的講學對湖南的學風和士氣的激勵以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發展，影響深廣，為統治集團頑固派所嫉視。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變法維新運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殉難。梁啟超於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國行》。從此，梁啟超居留日本，先後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與康有為建立保皇會（1899～1900），創辦《清議報》（1898.11，旬刊）、《新民叢報》（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說》（1902.11，月刊）等期刊雜誌，堅持改良主義立場，宣傳君主立憲，反對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緒三十一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他和革命派辯論立憲主張日益激烈。但梁啟超同時以開通民智、改造國民思想品德為己任，集中外歷史文化於一身，努力於“新學”即西方社會科學的介紹，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的整理和歷史文化的研究，對動搖舊思想、舊文化，也起了廣泛影響。光緒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詔預備立憲，梁啟超遂趨向實際運動，與熊希齡、蔣觀雲、徐佛蘇等進行組黨活動。次年九月，成立“政聞社”，出版《政論》雜誌。宣統二年(1910)，又辦《國風報》，“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宣統三年十月，革命黨人武昌起義，推翻了2000餘年的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次年(1912)三月，北洋軍閥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的果實為袁氏所竊取。梁啟超於九月由日本返國，備受各界歡迎。十一月創辦《庸言報》。他對袁世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通過袁世凱的統治可以實現他的改良主義的政治理想，因而熱心從事政黨活動。先參加黎元洪為首的共和黨，又合併共和、民主、統一三黨為進步黨，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和張謇等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齡為國務總理。9月，梁啟超為司法總長。1914年2月，為幣制局總裁。次年8月，楊度等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運動，暴露了袁世凱陰謀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啟超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與蔡鍔等發動護國之役，反對袁氏稱帝。反袁運動結束，輯《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凱羞憤死，黎元洪繼為大總統。梁啟超又與袁氏舊部干將馮國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為財政總長。同月，他通電反對張勳復辟，後即參與馮、段討伐復辟之役。同年11月，由於馮、段內部矛盾，國務總理段祺瑞辭職，梁啟超亦辭去財政總長。從此，他離開了上層政治活動而致力於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2月下旬，梁啟超同蔣方震、丁文江等啟程赴歐洲，遊歷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國20多個名城。到秋冬間，梁啟超在巴黎寫成《歐遊心影錄》。次年3月，自歐洲歸國，專門從事文化教育事業。此後，除在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學校任課和在各地巡迴講演外，以全力從事學術著作。《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論考證》、《梁任公學術講演集》、《陶淵明》、《朱舜水先生年譜》等相繼出版。1925年9月，正式就聘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在清華時期，寫成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儒家哲學》、《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書。1927年6月，脫離清華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於北平協和醫院。

文學革命論及其創作實踐

梁啟超的文學革命論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關係。隨著改良運動的發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學革命論。他所謂革命就是改良。

（1）詩界革命。在戊戌維新變法前一兩年，梁啟超和夏曾佑、譚嗣同曾試作“新詩”，反映了對新思想、新知識的要求。後來梁啟超在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中，登載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許多詩篇，並不斷髮出了“詩界革命”的呼聲。他的“論詩宗旨大略”已見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記》，而充分的論述則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叢報》第四號開始連載的《飲冰室詩話》。他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批判“以滿紙堆積新名詞”的作法，重申“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主張，但亦不絕對排斥新名詞。這是詩界革命論的一個發展，也是近代進步詩歌的一個概括和理想。他認為“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又說：“吾重公度詩，謂其意境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他所謂新意境，實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識的內容。所以他又主張“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熔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為此道開一新天地”(《新中國未來記·總批》)。後來梁啟超於《新小說》中登載《雜歌謠》，形式語言都趨向通俗化，又讚許其與音樂結合，使之能歌唱，似傳統樂府詩而有新面貌新精神，發揮詩歌的社會教育作用，這是詩界革命又一重要內容。

（2）小說界革命。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說》創刊號上，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極力強調小說與改良社會的關係，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這是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的緣故。他認為文學有“移人”即改變人們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所以他說:“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他又具體指出，小說有薰、浸、刺、提四種力量，這是小說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說所以成為改良社會的關鍵的原因。他認為當時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盜賊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從小說來的。所以他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這篇論文，對晚清小說理論的探討、創作的繁榮以及古典小說的研究評價，起了積極的作用。

（3）文界革命。“文界革命”與“詩界革命”同時在上述《日記》提出，也起點於歐西文化思想的輸入，這是內容的革新。後在《新民叢報》第一號“紹介新著”欄介紹嚴復譯英國斯密亞丹《原富》時指出，“歐美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張對“學理邃賾之書”，應“以洗暢銳達之筆行之”，就是改古文體為通俗文體。《新小說》第七號“附錄”欄開始連載《小說叢話》，梁啟超所撰的第一條說：“文學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他回顧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認為：“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數千年稱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韓、柳之文“在文學史上有價值者幾何”？進一步指出，“自宋以後，實為祖國文學之一大進化”，就是由於“俗語文學大發達故”。又說:“宋後俗語文學有兩大派，其一為儒家、禪宗之語錄，其二則小說也。小說者，決非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採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見他在20世紀初已有中國白話文學史、俗文學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話文的主張。不過當時他又認為“自語言文字相去愈遠，今欲為此，誠非易易，吾曾試驗，吾最知之”。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從理論到實踐，他們還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歷史任務。

在文學創作上，梁啟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嘗試。詩歌、散文、戲曲和小說，他都寫過，而以散文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學為文，學晚漢魏晉”的束縛，自求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他的“新文體”，對傳統古文是一次猛烈的衝擊，為王韜以來散文社會化進一步的發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論、傳記、雜文三大類。政論如《變法通議》、《排外平議》、《新民說》、《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闢復辟論》等，都是現實政治、社會的產物，或為原則議論，或為具體事論，務於詳論博辯，說理深透，有現實和歷史意義，有思想認識價值。他的傳記文，長短大小不一，作風亦多變化。有些略似舊史傳，如《殉難六烈士傳》（《戊戌政變記》），敘事謹嚴，語言簡練，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徵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傳記文風貌。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作《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即《李鴻章傳》和《南海先生傳》，自覺地改革中國傳統的史傳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夾敘夾議的評傳體，並溯源於《史記》的《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貨殖列傳》，強調寫傳記寫得象其為人，注重傳記的歷史性，要求符合歷史的實際，寫出真實的歷史。他寫了許多歷史人物傳記，實際都是寫一個時期的歷史。他還寫了大量雜文。這些雜文，內容形式多種多樣，篇幅較小，難以分類。光緒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書》，成於“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抄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則是讀書筆記或隨感錄之類，是最初一本雜文集。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議報》出版100期，他有《〈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其中說：“其內容之重要者，則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較長，亦屬雜文一類。它們都不是通常的政論文，而只是以政論的內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現象，提出問題，發為感慨，振奮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國說》，極力歌頌少年的富有朝氣的精神作用，振奮老大帝國的暮氣沉沉和日益衰頹的人心；不嫌重疊堆砌，反覆強調，多用譬喻，淋漓盡致；運用語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運用各種手段，力求表達一事一理明白無礙。這種文章才華橫溢，氣勢奔放，感情充沛，語言豐富，有強烈的鼓動性，是適應改良運動宣傳需要的產物。他充分發揮了散文宣傳作用，使散文成為政治鬥爭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雖有重疊累贅的缺點，過於疏展鋪陳，但就形式風格和社會影響來說，確是代表散文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

梁啟超作詩較晚，絕大部分是流亡國外的作品，今存古近體詩 360多首，詞60多首。他熱心提倡“詩界革命”，但並不以詩人自命，而以餘事為詩。《雷庵行》、《讀陸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亞歸舟雜興》、《自勵二首》、《志未酬》、《舉國皆我敵》、《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愛國歌四章》等等，抒發被迫流亡的憤慨，富有自豪感和積極樂觀、獻身革命的精神，歌頌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頌愛國主義，有進步意義和認識意義。作品表現了自己詩論的特點，即舊風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詞。一般熱情奔放，直抒胸臆，樸實曉暢，格調妥當，足稱一種“新派詩”。他自認“詩半舊”，亦符合實際。

梁啟超的小說有《新中國未來記》，是一種未完成的政治小說，共 5回，發表於1902年《新小說》一、二、三、七號。《緒言》說：“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即利用舊小說的形式，宣傳維新派的政治主張。他原來設想寫出未來60年維新派當權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前10年是預備時代，由君主立憲，各省自治，過渡到召開國會，全國統一，建立“大中華民主國”。“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名曰羅在田，第二代大總統名曰黃克強”（《初歸國演說辭·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這個理想的“新中國”是由清德宗皇帝讓位又被國會選為第一代大總統建立起來的，走的是“折中調和”的一條路，而不是“那破壞一條路”。可見作者企圖用形象化的方法，宣傳自己的君主立憲、改良主義立場，反對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說，以“全國教育會會長”孔子後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說“中國近六十年代史”開場。前四回主要寫“憲政黨”創始人黃克強和李去病的論戰，黃主立憲，李持革命，而以黃說服李，立憲論戰勝革命論而告終。第五回寫黃克強制服熱心革命的鄭伯才，發洩對革命派的不滿。正如作者所說:“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其體“似說部非說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論著非論著”，“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緒言》)。所以小說在藝術上是失敗的，得意處只是政論。但它仍有一定歷史意義。第四回寫中國苦難現狀，黃克強同李去病遊歷旅順大連，遇一“少年中國的美少年”陳猛，借陳猛的歌唱，介紹拜倫及其詩篇《渣阿亞》和端志安讚揚拜倫的詩歌，“倒象有幾分是為中國說理哩”，“句句都象是對著現在中國人說一般”。接著便寫俄國人對大連旅順的暴虐統治，視為中國被瓜分的縮影。所以作者在總批中指出莎士比亞、彌爾頓、拜倫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便是中國“詩界革命”的方向；寫“瓜分之慘酷”實“為國民當頭一棒，是煞有關係之文”。

梁啟超有翻譯小說《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說。《世界末日記》，“法國著名文學家兼天文學者佛林瑪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記也。”載《新小說》第1號，譯者列為哲理小說。《俄皇宮中之人鬼》，“法國前駐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載《新小說》第 2號，譯者列為語怪小說，《十五小豪傑》共18回，梁啟超譯前9回。

梁啟超也寫過戲曲，有《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但都沒有寫完。《劫灰夢》和《俠情記》都只寫了頭一出，《新羅馬》也只寫了6出。用傳奇形式反映中國現實政治和外國近代歷史，是戲曲的推陳出新，在當時也就是戲曲界革命。作者寫戲曲比寫小說藝術上成功得多，韻散文結合，舊風格含新意境，運用新舊語言詞彙自然純熟。《新羅馬傳奇》每出後有捫蝨談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學韓孔廠的批註，對理解作者創作用心和長處頗有幫助。

梁啟超有廣泛的學術研究，特別提倡歷史研究。他早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學》，即提出“史界革命”口號，批判舊史學，創立新史學。明確目的，探討理論，縷述方法，總結史學史。後著成《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他對史學的實際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對許多歷史時代和歷史部門，特別是對許多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個別的、歷史的研究，形式多種多樣。在中國近代史上，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陳涉”，卓越的開風氣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啟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輯《飲冰室文集》，止於壬寅（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為編年體，同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該局後編《分類精校飲冰室文集》，為分類體，“每類文字略依性質分別先後，並於每題下注明年份”(《凡例》)，斷至乙巳（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後增訂的版本主要有：

（1）《飲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出版。

（2）《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樑廷爘編，1925年中華書局出版，此編分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時作；三集，歸國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錄題跋、詩、詞、曲、小說、詩話等。

（3）《飲冰室合集》，林志鈞編，1936～1937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諸作，分為兩大類：甲類文集，附詩詞、題跋、壽序、祭文、墓誌等；乙類專著，附門人筆記若干種，約以時代先後為次。專著中又各自為類，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雖最後出版，但蒐羅未盡，亦非全集。

梁啟超全集卷帙浩繁。中華書局於1916年選其重要著作34篇，分為14卷，為《常識文範》。

關於梁啟超生平事蹟及其思想學術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辦《時務報》、《清議報》等雜誌，可以鉤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參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二十六，都為自我評傳文字，簡括客觀，頗稱允當。他逝世後一月，即1929年2月，鄭振鐸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載《中國文學研究》第5卷，這是梁氏逝世後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在梁氏生前及身後，關於梁啟超的研究專著則有以下幾種：

（1）《樑任先公生年譜》1卷，楊復禮編，1941年新河南日報鉛印本；

（2）《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編，樑思莊藏有稿本，近年臺灣世界書局已印行，38卷，2冊，蒐羅梁氏許多書札，記述頗詳；

（3）《曼殊室戊辰筆記》，樑啟勳撰，不分卷，稿本；

（4）《梁啟超傳》，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後者是近年研究梁啟超篇幅較大的一本評傳。

參考書目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