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農業僱傭勞動

[拼音]：yililun

中國曆代思想家關於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範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論。“利”，泛指各種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義”，指人們行動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在中國思想史上，適應於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需要，產生了各種義利論。

先秦

義利觀念一開始曾出現於西周春秋時期，有“義以生利”（《國語·晉語一》），“義，利之本也”（《左傳·昭公十年》）等說。其所謂“義”，實質上反映了宗法制貴族的利益，它要求下級貴族服從上級貴族的利益，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利益，統治者暫時的、區域性的利益，服從整體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這種義利觀念為儒家學派所繼承，並發展成為重要經濟思想之一的義利觀。孔丘承認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認為不能“放於利而行”（《論語·里仁》），對求利活動必須以“義”制約，要“見利思義”（《憲問》）；反對違義求利。他要求君子“義以為上”（《陽貨》），“毋見小利”（《子路》），遵循重義輕利的原則。他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給了義利思想以道德及階級對立的內容。孔丘的“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左傳·成公二年》）的論點，表明他的義利論是為維護等級禮制所體現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孟軻繼承孔丘重義輕利的觀點，強調重仁義輕私利，反對先利後義和各自為私利而進行爭奪，因此，提出“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把義同私有財產觀念結合起來，提出“非其有而取之，非義”（《盡心上》），是為私有財產辯護的理論。荀況提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荀子·大略》），認為義與利都合於人性。對於合理的欲利，應予滿足，對不合理的欲利，則節之以禮義。在義利關係上，他也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後利，多與孔、孟相類。

墨家反對虧人自利，主張“交相利”（《墨子·兼愛》），即要求各階級的人彼此尊重各自的利益，人人都利人，也就人人都得利，從而達到“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天志中》），這就是墨家的“義”。墨家認為，實現這種“義”，對人人都利，所以說“義，利也”（《經上》），“義，天下之良寶也”（《耕柱》），“萬事莫貴於義”（《貴義》）。墨家的義利論，反映了小生產者幻想通過尊重現存的各種所有權，包括統治階級的權益，使小生產者自身的權益也得到尊重的要求。

道家倡“無為”、“寡慾”，既反對仁義，亦反對追求財利，主張“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老子》第十九章），拒絕探討義利問題。

法家重利輕義，但早期法家亦兼重仁義。管仲說“倉廩實則知禮節”，並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管子·牧民》）。至商鞅，一反儒家義本利末思想，提出“利者，義之本也”（《商君書·開塞》）。商鞅的“義”，全然不同於儒、墨，實質是代表了統治者富國強兵的要求。韓非則完全否定道德規範對利的制約，而代之以法，強調政治強制與強烈的“計算之心”，從根本上摒棄了義利論。

漢代至近代

西漢時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兼採儒法理論，認為求利之心，合乎天意，人君必須關心人們的物質利益：“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諸侯》），並主張利用臣民利害計算之心，以刑賞統御臣民。但他又認為對求利活動必須節之以義，否則“忘義而徇利”（《身之養重於義》），造成富者兼併而驕奢，貧者不聊生而作亂。因此他要求對財富的佔有與各人等級地位相適應，“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度制》）。他要求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以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為重，而不計個人功利。這一論點，為後儒引作存義去利、諱言財利的理論根據，並僵化成傳統的信條，影響極深。司馬遷認為，求富逐利是人的本性，它對於實現仁義，不僅無害，而且有益。他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史記·貨殖列傳》）。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亦表述了積極求利的思想，批判了貴義賤利的觀點，而賢良文學則極力宣揚“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鹽鐵論·世務》），要求“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本議》），把貴義賤利奉為正統的經濟思想教條。

至宋代，一些地主階級的功利主義思想家，開始起而反對貴義賤利的傳統教條。王安石用功利主義解釋義利關係：“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王臨川集·答曾公立書》），“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續通鑑長編》卷二百一十七），認為義是服從於利的。蘇洵亦說：“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義利、利義相為用”（《嘉祐集·利者義之和論》），認為義利必須結合。嗣後葉適亦抨擊董仲舒：“稽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4/296773.html' target='_blank' >任薰虻酪逭唚宋抻彌橛鋃保ā斷?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0/252981.html' target='_blank' >學記言序目》）。陳亮極力頌揚功利，提出“義利雙行”論。而司馬光及程朱理學派，則堅持貴義賤利教條，重彈君子“固不可言利”（《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與王介甫書》），並把義利絕對對立起來：“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

明清以來，義利之辯，仍不時出現，有重義輕利、重利輕義，亦有義利並重之說，皆未脫前人窠臼。鴉片戰爭後，隨著近代工商業的發展，義利的爭辯，具有了新的階級內容。如陳熾宣揚：“義”即承認人人有求利的權利，此謂“公利”，少數人以特權謀私利即為非義。陳熾的“義”，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求利要求。當時許多進步人士，大講財利，要求發展近代工商業，實現民富國強、救亡圖存的願望，其實質是要求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地主階級的頑固派堅持貴義賤利教條，反對發展近代工商業，藉以維護瀕於崩潰的封建生產關係。辛亥革命後，隨著新的經濟理論概念的日益廣泛應用，義利論在思想理論界亦趨於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