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I.
[拼音]：Shiji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著作。漢司馬遷著。它記述了中國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大約3000多年的歷史，開創了中國紀傳體的歷史學和歷史傳記文學，為中國民族文化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史記》的體制結構
中國的史官設定極早，並且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記事方法和尊重事實的優良傳統。先秦時代就出現了一批形式多樣和內容豐富的歷史著作。司馬遷的《史記》是繼承前人的優良傳統和適應歷史的發展並有重大創造的歷史文學著作。他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的要求出發，吸收前人編撰歷史的各種方法而加以綜合運用，寫成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130篇，並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形成嚴謹完整的體系，完成了新型歷史著作體制──“紀傳體”的創造，從而達到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目的。
本紀
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說：“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史記》的十二本紀寫從黃帝到漢武帝歷朝、歷代帝王的興廢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秦本紀》）、《項羽本紀》稍有不同）。司馬遷是把歷代帝王作為歷史事件的中心人物來加以論述的，同時又以他們的前後繼承關係來顯示歷史的發展，用以統率整個歷史的論述。
表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解釋說:“《禮》有《表記》，而鄭玄雲：‘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記》中的“十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三種。它們是按朝代的順序，把歷史分成若干階段，再分別按世代、年、月寫成簡明的大事記，也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
書
《太史公自序》說：“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史記索隱》說：“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史記》中的“書”是對當時社會重要的典章制度的專門論述，它們分別敘述禮儀(《禮書》)、音樂(《樂書》)、軍事（《律書》）、曆法（《曆書》）、星象(《天官書》)、宗教（《封禪書》）、水利（《河渠書》）、經濟(《平準書》)等方面的現狀和發展。它們與後世的專門學科發展史有相似之處。
世家
《太史公自序》說:“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執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史記索隱》說：“世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除《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外，所記敘的是春秋戰國以來各主要諸侯國和漢代所封的諸侯、勳貴的歷史。其用意與“本紀”有相近之處。
列傳
《太史公自序》說：“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司馬遷作列傳的宗旨是使那些品行高潔和有功於天下的人能得以傳名於後世。但《史記索隱》解釋說：“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蹟，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顯然是把司馬遷立傳的範圍縮小了。司馬遷所記之人和事，都不限於人臣。除《匈奴列傳》、《大宛列傳》、《西南夷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是敘述當時中國境內非漢族君長和外國君長統治的歷史外，大多數列傳記敘的人物是非常廣泛的。其中有貴族、官吏、學者、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刺客、遊俠、商人等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物。
列傳根據其敘述人物的方式又可分成 4種類型：
（1）專傳，即一個人一篇傳記，如《魏公子列傳》；
（2）合傳，即兩個人以上合寫成一篇傳記，如《屈原賈生列傳》；
（3）附傳，在一個人傳記之後，附帶敘述與之有關或事蹟相近人的傳記，如《魏其武安侯列傳》主要是敘述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的事蹟，中間插入了灌夫的傳記；
（4）類傳，把同類的人物寫入同一傳記中，如《酷吏列傳》。
《史記》五種體裁的名目，不完全出自司馬遷的創造。但把這五種體裁加以改造，互相補充，形成一個完整體系，卻是司馬遷的獨創，是他對中國歷史科學的巨大貢獻。也正因為這樣，《史記》成為封建時代各朝編纂歷史的範本，宋鄭樵說：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通志·序》）。這評價是頗為公允的。
《史記》的思想內容
《史記》作為一部歷史著作，由於它能夠比較全面、客觀的反映歷史面貌，自從它在社會上流傳以來，人們一直譽之為“實錄”，稱讚作者“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史記》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作者在歷史的寫作中寄託了自己的理想，表達了他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愛憎，生動形象地再現了一系列歷史人物，使之成為科學歷史著作和優美傳記文學的巧妙結合，魯迅所說“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恰當地指出《史記》這一特點。
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氣氛影響下，司馬遷接受了儒家思想。他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學，同意董仲舒對《春秋》的一些看法，把《春秋》看成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史記·太史公自序》）。又如把孔子列入世家，與歷代侯王等同，並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為了說明孔子學派的傳授，又作《仲尼弟子列傳》，這說明司馬遷十分欽佩孔子的為人，他把自己寫作的《史記》，看成是第二部《春秋》，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但司馬遷與董仲舒並不一樣，他沒有過分神化孔子，不完全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在其父司馬談的影響下，他同時接受了先秦其他諸子的思想，特別是道家。他的思想具有唯物主義成分，尤其是由於他本人因李陵案的牽累，受到漢武帝的迫害，更使他進一步認識到封建統治的殘暴，增加了他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這正是構成《史記》進步思想內容的根源，也是使《史記》在眾多的封建正史中獨放異彩的重要原因。
《史記》進步的思想內容，首先表現在對封建統治階級，特別是對漢代最高統治集團的諷刺和揭露上。作者在《高祖本紀》中不僅突出了有關劉邦的許多神異的傳說，正面描寫了劉邦作為創業之君的豁達大度、堅韌不拔、善於用人等等許多長處；而且也正面點明瞭劉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通過表面上頌揚而實際上諷刺的手法來揭露劉邦的虛偽狡詐的一面。如對使他免去對太公行家人父子禮的太公家令，劉邦私心是感激的，故“賜金五百斤”。後來在未央宮建成的宴會上，在諸侯大臣們面前，劉“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這樣描寫的實際效果是十分明顯的。但限於本紀體例要求，以及為避免統治者的迫害，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對劉邦的揭露，只能採用較為含蓄的方式，而在其他人物傳記的敘述中，對劉邦的揭露則是相當顯露。在《項羽本紀》中，通過項羽與劉邦對比的描寫，著重揭露了劉邦在秦末群雄角逐中的怯懦、卑瑣和無能。在《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中，更通過具體事實著重揭露了劉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功業成就之後誅殺功臣的罪行。對於漢武帝，據《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寫有《今上本紀》，而現傳本《史記》的《孝武（即“今上”）本紀》非司馬遷原作，因此不能確知他是如何寫漢武帝的。但作者在《封禪書》中寫漢武帝迷信方士，企圖求取長生不老之術，雖屢次被騙，但他始終不覺悟；《平準書》寫漢武帝對外用兵和奢侈浪費，消耗了漢興以來大量積累，而又把這負擔轉嫁於人民。司馬遷還通過《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的對比，表達了他對漢武帝暴力統治的悲憤和厭惡。作者在《循吏列傳》中說：“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在《酷吏列傳》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的論斷，表示了他反對“以惡為治”作法。而在這兩篇傳記的具體安排上，《循吏列傳》寫孫叔敖、鄭子產等 5人，沒有一個漢代人。《酷吏列傳》所寫的則全是漢代人，其中除郅都是景帝時人外，其餘 9人都是漢武帝時暴力統治的執行者。此外，《呂后本紀》、《魏其武安侯列傳》都是寫漢代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的矛盾和鬥爭，從另一個側面暴露了他們的凶殘暴虐的本性。
《史記》中還描寫了廣大人民對封建暴政的反抗。就在《酷吏列傳》中，在敘述了這群酷吏的“以惡為治”之後，作者描寫了各地民變蜂起的形勢，無疑的是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他的同情是在被壓迫、受剝削的廣大人民這一邊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熱情地歌頌了秦末的農民大起義，把陳涉、項羽分別置於世家、本紀中，使之與諸侯、帝王地位等同。在《陳涉世家》中，作者詳細地敘述了陳涉、吳廣發動起義的經過和他們振臂一呼、群雄響應的情形，並稱贊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史記·太史公自序》）充分肯定了陳涉起義的正義性和推動歷史前進的功績。在《項羽本紀》中，作者雖然批評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敗的原因，但全篇的基調仍然是歌頌，說他“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愛憎態度和是非觀念。
司馬遷在《史記》中還寫了一系列下層人物，並給予熱情的肯定和讚揚。在《遊俠列傳》中，司馬遷主要寫朱家、郭解等人“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俠義行為，和“言必信”、“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的高尚品格，寄託了封建社會中人民期望擺脫被侮辱、被損害處境的善良願望。在《刺客列傳》中，司馬遷寫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等五人（高漸離附荊軻傳後，不計在內），他們的行為動機雖雜有狹隘的個人恩怨，但其主線仍舊是反抗暴政。特別是荊軻，作者著重表現了他為反抗強秦的那種勇敢無畏、視死如歸的精神。《滑稽列傳》所寫的是專替君主侯王消愁解悶的為人所賤視的人物。司馬遷不僅為他們立傳，而且肯定了他們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和別緻的方式對統治者荒淫奢侈、不恤人力、不愛惜人才所起的力所能及的抑制作用。
《史記》還寫了一系列愛國的英雄人物。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對屈原為了維護楚國而聯齊抗秦所作的努力，對於屈原犯顏直諫、不肯與小人同流合汙的品格，對於屈原雖身遭放逐仍不忘懷國安危、至死也不肯離開故國的愛國精神，給予了熱情的頌揚，說屈原的行為和品格，可“與日月爭光”。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司馬遷通過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將相交歡等歷史事件的生動描寫，既塑造了藺相如這樣的“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在強暴者面前勇敢機智地維護國家安全榮譽的愛國英雄形象，又塑造了廉頗這樣的率直豪邁、勇於改過、深明大義的愛國老將形象。他們的事蹟一直在我國人民中間傳為美談。《李將軍列傳》是《史記》的名篇。“飛將軍”李廣，是司馬遷同時代人，他曾親見過李廣，說李廣“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以敬佩的感情為這位勇敢機智、體恤士兵的愛國英雄立傳，作者還以沉痛的心情寫了李廣雖“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屢立戰功，卻一再受到壓抑和排擠，最後不得不被迫“引刀自剄”的具體經過。這既有對李廣的深厚的同情，也寄託了作者不幸遭遇的感慨。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中的表和書，有著一定的科學性，是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本紀、世家和列傳卻是它的主要部分，司馬遷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創造《史記》這部偉大著作的，從而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學的典範。作者在這些人物傳記中再現了一幅幅巨大的真實的社會生活畫卷，塑造了一個富於時代特徵的鮮明豐滿的人物形象，是對上下三千年歷史的生動概括，同時體現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批判和強烈愛憎感情，做到了“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
司馬遷在尊重歷史的真實的前提下，寫出如此眾多的形象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首先得力於對歷史材料的選擇、剪裁和集中。《留侯世家》中提到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即在寫一個人物傳記時，不是把一切事件都羅列上去，而是要選擇那些足以表現這個人物特點的重要的、有代表意義的言和行。留侯張良是古人所謂興漢三傑之一，劉邦說他是“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平時與劉邦談論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寫他的傳記只能寫與天下存亡有重大關係的事件，才能突出張良的特點及其在建立漢王朝的重大作用。項羽是摧毀秦朝暴力統治的中心人物，司馬遷從本紀的要求出發，在《項羽本紀》中除了勾勒出秦末、楚漢之間的歷史發展的輪廓外，主要的是集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突出了項羽的叱吒風雲、氣蓋一世的性格特徵，形象十分鮮明，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至於導致項羽失敗的原因，他個人的缺點、軍事上、政治上的錯誤，作者只在篇末評語中簡要點明。司馬遷正是通過對歷史資料的選擇、剪裁和集中，使《史記》的人物傳記既正確地反映了他們在歷史上的活動和作用，又突出了他們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特徵，塑造了完整的鮮明的人物形象。
司馬遷在寫作人物傳記時，還盡力避免一般的梗概的敘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體細緻地描寫人物的活動，以突出人物的特點，塑造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傳》，作者圍繞著信陵君救趙存魏這一主要事件，親切地在一篇傳記中使用了147次“公子”一詞，生動地敘述了信陵君怎樣不顧當時的等級觀念，與夷門監者侯嬴、屠者朱亥交往以及“從博徒賣漿者遊”的故事。通過這樣的敘述，突出了他仁而下士、勇於改過、守信重義、急人之難的性格，也正確地表現了信陵君在遊士、門客的幫助下，得以抵制秦國侵略、救趙存魏、使諸侯振奮的歷史作用。在描寫人物的活動時，司馬遷還十分著力於寫人物的行動，通過不同人物的形體動作來顯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徵。如在《魏公子列傳》中，作者繪聲繪影地描寫了信陵君自迎侯生的情景，交替出現“公子執轡愈恭”、“公子顏色愈和”、“公子色終不變”的神情，和侯生始終審視公子的目光以及市人、從騎者、賓客的反映，彷彿置人們於劇場觀看戲劇演出。
司馬遷還採用描寫人物的生活瑣事，以表現人物的性格，雖然著墨不多，卻給人以深刻印象。如《酷吏列傳》中以張湯幼年時審盜肉之鼠的一段瑣事作為傳記的開頭，生動形象，對張湯冷酷暴虐的性格有著極強的渲染作用。再如《萬石張叔列傳》連用了石建奏事誤書馬字、石慶以策數馬等細節描寫，維妙維肖地表現了萬石君一家父子五人的拘謹性格和惶恐心理。他如《陳丞相世家》寫陳平為里宰分肉甚均，《李斯列傳》寫李斯少時見廁鼠、倉鼠的感嘆，《淮陰侯列傳》寫韓信受胯下之辱，都是以瑣事寫人物性格特徵的生動例子。
描寫緊張鬥爭的場面，讓人物在具體矛盾鬥爭的衝突中，各自表現他們的優點和弱點，這是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在《項羽本紀》中，作者連續寫了項羽殺宋義救趙、鴻門宴、垓下之戰等一系列緊張鬥爭的場面，使項羽的形象更加豐滿。特別是垓下之戰，寫項羽在漢軍數重包圍之中，慷慨別姬，潰圍、斬將、刈旗、瞋目叱漢將、以頭贈故人，雖然形勢危殆，仍然那樣豪邁而從容。這些激烈場面的描寫，成功地展現了一位末路英雄的悲壯形象，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灌夫使酒罵座和東朝廷辯的描寫，也是運用緊張場面表現人物性格的很好的例子。
《史記》的語言也有著極大的特色。首先是作者善於運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語來表現人物的神態和性格。項羽、劉邦都曾觀看過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場面，並都為此發出了慨嘆。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作者正是通過兩個人感嘆的不同語氣表現了兩個人物的性格：前者咄咄逼人，表現了項羽的強悍和豪爽；後者委婉曲折，突出了劉邦老練和深沉。《張丞相列傳》中，作者用“期期”二字，表現了周昌在口吃和盛怒的情況下犯顏直諫的神情。利用人物間的對話，也能很好地突出人物的不同身分和性格。《項羽本紀》鴻門宴一節、《平原君列傳》毛遂自薦一節，都是通過人物對話來表現人物的精彩篇章，確有著“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容齋隨筆·五筆》卷五）的強烈效果。其次，《史記》的敘述語言也有口語化的特點。它與賈誼、晁錯的政論文不同，很少有排偶的句式，也不以文字整齊富贍見長，形成一種簡潔精煉、流暢生動的語言風格，有著極強的表現力。在《史記》的人物傳記中也常有一些作者發表議論、抒寫感慨的文字，但這些文字都不脫離人物生平的敘述，加之筆端飽含著作者的深摯的感情和強烈的愛憎，不僅有助於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畫，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司馬遷還在《史記》中開創了“太史公曰”這一史論的方式。它們或寫人物的傳聞軼事，或訂正史實的訛誤，或抒寫作者的感想，夾敘夾議，不拘一格，有的含蓄蘊藉，有的流暢明快，是人物傳記的延伸和補充，而成為人物傳記有機組成部分。司馬遷在人物傳記的敘述和評論中採用民歌、謠諺和俗語，從而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生動性。如《淮南衡山列傳》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的骨肉相殘。《李將軍列傳》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來讚揚李廣的品格和人們對他的敬仰。
《史記》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所體現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和“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敘事才能，歷代的史學家和散文家都十分推崇，從唐代韓愈、柳宗元等倡導古文運動起，歷代古文家或散文家在反對繁縟或艱澀的文風時，都是以《史記》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在具體寫作方法、文章風格上，唐宋以後的許多作家都是從《史記》中得到有益的啟發。《史記》傳記文對中國後世小說、戲劇創作也有明顯影響。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從魏晉的志怪、軼事小說，唐以後的傳奇，一直到清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的寫鬼狐花妖，有的雖然寫人，但並非寫歷史，但在體裁形式方面，它們的作者都是直接或間接從《史記》形制中脫化而來。至於《史記》歷史人物傳記的表現手法，不僅為文言小說，也為宋元以後興起的通俗白話小說所吸收和發展，對形成中國小說的民族風格起著積極作用。後世的許多小說或戲劇還直接把《史記》人物傳記中所描寫的人物和事件作為創作素材而進行再創造，其中有不少還活在戲曲、曲藝的舞臺上，為人們所喜愛。
《史記》的增補及注本
《史記》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入“春秋家”，稱之為“太史公”，亦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這是《史記》的原名。西漢時也有“史記”一詞，司馬遷本人亦多次使用過，但在當時為史籍的通稱，非專指司馬遷之所著書。魏晉間始有以《史記》專指“太史公書”者，至《隋書·經籍志》立“史部”，以《史記》居首，遂成專名，相沿至今。
漢宣帝以後，《史記》開始在社會上流傳，並很快得到當時文士的重視。許多人因為《史記》記事止於漢武帝太初年間，就繼續蒐集太初以後的史料，對《史記》進行增補，文多亡佚，唯元帝、成帝之間的褚少孫所作的增補尚有一些保存於今本《史記》中，如《滑稽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皆於傳末附有“褚先生曰”一大段文字，補充了不少史事，尤以《滑稽列傳》中補西門豹懲治為河伯娶婦的女巫一段最為著名。
《史記》在流傳中也有散失，到了班固作《漢書》時，已發現“十篇缺，有錄無書”(《漢書·司馬遷傳》)。三國魏張晏認為所缺的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兵書》(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對張晏的說法多不同意。今傳本《史記》各篇均在，其中有一些篇章不是司馬遷原作，當是事實，但除少數篇章或段落可以確切指出外，也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歷代研究者眾說紛紜。
《史記》流傳後，從東漢起就有人為之作注，現有最早最完整的舊注有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這三家注原本各自單行，到北宋時，開始把三家注雜湊於正文之下，合成一編，成為最為通行的本子。《史記》現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黃善夫本。通行本最完善的是清代張文虎刊本，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標點本，即以此本為底本。標點本對《史記》原文連同三家注一同標點，並作了校勘。
關於《史記》的研究著作，有清代樑玉繩《史記志疑》、日本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和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