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利率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上，目前還是一個擁有眾多民族的世界。人們的民族區分，在現實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具有廣泛的影響。各個民族由於自然環境和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民族差異和特點，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壓迫制度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鬥爭，以及各族人民在不同條件下所創造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早已引起人們的關注，並在不同時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進入現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入發展和國際交往日益頻繁，民族因素的作用顯得更加突出，民族和民族問題已成為多種學科的研究物件。對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廣闊的知識領域，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的理論意義。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種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有其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和規律。民族這一人們共同體，並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長存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將來，當全世界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以後，隨著各民族的高度發展和繁榮，民族差別將逐漸消失，全人類將融合為一個沒有民族區分的整體。

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後是國家消亡，再後是民族消亡。中國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一致的。但對民族最早形成於哪個時代，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民族形成於資本主義上升時代，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人們形成為民族的過程；一種意見認為，民族形成於原始社會末期至階級社會初期，與國家同時或先後形成；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民族早在矇昧時代便已形成。

在中國學術界，正由於對民族形成的時代看法不同，因而不同學者在使用“民族”一詞時所表達的含義也有所不同。此外，“民族”一詞還有一種含義比較廣泛的用法:既指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們共同體，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現代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見資本主義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也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各民族，如中華民族、印度民族、阿拉伯民族、大洋洲民族等。這種廣義的民族概念，相當於英語ethnos、people和俄語этнос、народ的含義;而狹義的民族概念，則相當於英語nation和俄語нация的含義。本卷多數情況用於廣義。

漢語“民族”一詞出現的年代較晚，據現已查到的資料來看，最早是在19世紀後半葉。進入20世紀後，隨著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發展和國外民族主義思潮的傳入，民族一詞便在國內開始普遍使用。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含義，常與種族或國家概念相混淆；直到近幾十年，始逐漸區分開來。

民族與種族不同，種族亦稱人種，以人們體質形態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遺傳特徵（膚色、眼色、髮色、發形、血型等）為標誌，屬於體質人類學和生物學範疇。同一種族的人，通常形成為許多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的人，有時也包括有不同的種族成分。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也具有同樣的情況，既有聯絡，又有區別。國家疆界和民族疆界，有時是一致的，於是便形成了單一成分的民族國家；但多數情況是不一致的，在一個國家的地域內居住著眾多民族的情況相當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們散佈到幾個、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國家的現象亦非罕見，因而大部分國家是多民族國家。

目前，全世界共有大小民族兩千多個。據1980年統計，人口上億的民族，包括漢族在內有7個，共18億多人。此外，人口在千萬以上的民族有60多個，百萬以上的有200多個，十萬以上的有500多個。這些民族的人數，約佔全球總人口的99％以上；其餘一千多個民族，總共約有4000萬人。這些民族在種族成分、語言系屬、宗教信仰、分佈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等方面呈現出一派極其複雜紛繁的景象。

從種族成分上看，世界各民族通常被區分為三大人種（及各種混合型別）。在全球人口中，歐羅巴人種約佔43％，過去主要分佈在歐洲、北非、西亞和北印度，16世紀後逐漸擴散到美洲、大洋洲和南非；蒙古人種約佔41％，主要分佈在東亞、東南亞、西伯利亞和美洲；尼格羅-澳大利亞人種約佔16％，主要分佈在熱帶非洲、大洋洲、南亞及東南亞部分地區，16世紀後一部分被歐洲殖民者強運至美洲。從語言系屬上看，世界各民族的語言通常被區分為十多個語系。在全球人口中，屬印歐語系的民族約佔45.5％，漢藏語系的約佔25％，其次為尼日-科爾多凡語系、南島語系、閃含語系、達羅毗荼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南亞語系。從宗教信仰上看，現在已有一部分人是無神論者；但在絕大多數民族中，宗教仍具有很大影響。在全球人口中，信奉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人，約佔50％左右；信奉印度教、猶太教、耆那教、錫克教、拜火教和神道教等地區性宗教以及各種原始宗教的人，約佔25％。

世界各民族分佈於五大洲四大洋，從冰天雪地的北極圈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大沙漠，從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星羅棋佈的太平洋島嶼，人們生活在自然景觀和物產資源迥然不同的廣大地域上，從事著多種多樣的經濟活動，創造著多彩多姿的文化藝術，使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閃耀著人類智慧的燦爛光輝。然而，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水平上呈現出極大的差距。今天，當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人類的觸角已伸向太空、正在進一步揭開宇宙奧祕的時候，至今在亞非拉和大洋洲的孤島荒野、偏僻山區和熱帶叢林裡，仍有一些原始民族停留在鑽木取火、以採集和漁獵為生的石器時代。如果將各民族現在所處的社會狀況按歷史發展順序加以排列，在我們面前便會展示出一幅從原始公社制到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生動畫面。在各民族的現實生活中蘊藏著豐富的“社會化石”，能為我們認識和探索人類社會的發展程序和規律提供極其寶貴的實證資料。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從遠古起，我們各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和繁衍在中國這塊遼闊富饒的大地上，共同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結合成偉大的中華民族。近百年來，中國各族人民又共同地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英勇鬥爭，締造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大家庭。今天，在這個民族大家庭裡，共同生活著56個兄弟民族。其中，漢族人口最多，約佔全國10億多人口的93.3％；其餘55個民族，約佔6.7％，共約6723萬人，因其人口所佔比例較小，習慣上一般統稱少數民族。（見彩圖）

在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在千萬以上的有壯族；人口在千萬以下、百萬以上的，有蒙古、回、藏、維吾爾、苗、彝、布依、朝鮮、滿、侗、瑤、白、土家、哈尼等14個民族;人口在百萬以下、十萬以上的，有哈薩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東鄉、納西、柯爾克孜、土、羌等14個民族；人口在十萬以下、一萬以上的，有景頗、達斡爾、仫佬、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錫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烏孜別克、鄂溫克、德昂、裕固、京、基諾等18個民族；人口在一萬以下的，有保安、塔塔爾、獨龍、鄂倫春、門巴、珞巴、俄羅斯、赫哲等8個民族。

中國各民族的種族成分相當單純，絕大多數屬於蒙古人種的各個型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或混有歐羅巴人種的體質等徵。但在語言上則比較複雜。除漢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漢語外，其餘54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語言，分屬五個語系：語言屬漢藏語系的有29個民族，主要分佈在中南和西南地區;屬阿爾泰語系的有17個民族，主要分佈在東北和西北地區;屬南亞語系的有3個民族；屬印歐語系的有兩個民族；屬南島語系的有一個民族；還有某些民族的語言，系屬尚未確定。宗教在漢族地區勢力不大，但在少數民族中卻有著廣泛的影響。某些民族甚至保持著多數信仰某一種宗教的情況，如藏族、蒙古族之信仰喇嘛教，傣族之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維吾爾族之信仰伊斯蘭教等。這就使宗教具有了民族性。宗教信仰本不是民族特徵，但在很多情況下，宗教問題又往往與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政治問題。

由於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國各民族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漢族多住中原、少數民族多住邊疆的狀況，但在兩者之間並無明顯界線。在各少數民族聚居區，一般都有一定數量的漢族居民；有的地區，漢族居民甚至還佔多數。各少數民族除有或大或小的聚居區外，並與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交錯雜居。此外，還有1700多萬的少數民族人口散居在全國各省、市的大小城鎮和鄉村。這種分佈情況，反映了各民族之間，特別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關係。少數民族人口所佔比例雖小，但分佈地區很廣，約佔全國總面積的50～60％，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並處於國防要衝，在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漢族人口眾多，在其居住的中心地區，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比較發達，長期以來，曾對各少數民族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漢族也不斷地從少數民族中吸取經濟文化成就。正是在長期經濟文化的密切交往中，早已形成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內在聯絡。今天，這一聯絡更不斷增強。

然而，由於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所留下的不良後果，各民族間在歷史上形成的經濟文化方面的事實上不平等（見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以及當前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存在，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思想對民族關係的影響，都給今日新中國的民族工作提出了艱鉅而繁重的任務。因而，民族問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依然存在。當然，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其他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至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民族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可以說，在當今世界上，無論是在多民族國家內部，或者是在國際政治生活中，民族問題都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政治問題。

民族問題，實際上就是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往往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在階級社會裡，民族問題基本上是在對抗狀態中發生和發展的，其突出表現形式，就是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民族鬥爭的實質是階級鬥爭，但民族鬥爭不等於階級鬥爭。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絡，有時是交織在一起的，有時是交錯發生的。總之，民族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立存在的問題，而是社會發展和社會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的演變和革命的發展，民族問題也相應發生變化，而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自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當人類歷史進入17世紀以後，在西方各國，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迅速增長，資產階級日益成為一支強大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為了爭奪商品市場，遂以民族為旗號發動了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和建立民族國家的全民運動，從而使民族問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19世紀中葉以後，在東歐與亞洲爆發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和內容。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少數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已將世界瓜分完畢，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大陣營的對立。這時的民族問題已超出了國家的範圍，而擴大為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在東方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遂使民族問題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從過去帝國主義的大後方，變成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前哨陣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一系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獨立，沖垮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改變了國際階級力量的對比。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標誌著人類開始邁進歷史發展的新紀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和亞洲一些國家相繼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尤其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更為近四分之一的人類奠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隨著人類歷史的這一偉大轉變，民族問題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壓迫制度以後，民族關係基本上已成為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民族矛盾在多數情況下是人民內部矛盾。消除以往剝削階級在民族關係上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解決歷史上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問題，加強民族團結與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便成為新時期民族問題的主要內容。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不同時期，有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的舞臺上。每個階級都是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理解和對待民族問題的，而民族問題在不同時期也服從於不同的階級利益。到了近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並在各個方面形成對立。從而在對待民族和民族問題的態度上，也形成了兩種根本對立的民族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見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見國際主義）。

無產階級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點來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認為：民族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民族只有發展上的先進後進之別，而無優劣、高低、貴賤之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賦有多方面的聰明才智，都是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都對人類社會發展和世界文化寶庫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現存社會的民族不平等現象，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階級造成的，所以，無產階級堅持國際主義原則，主張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推翻舊制度，建立新世界。

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對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看法是唯心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他們堅持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以本階級的利益充當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矛盾掩蓋階級矛盾。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則具有不同的歷史作用。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具有反對封建主義和民族壓迫的性質，是進步的。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已演變為民族利己主義、大國沙文主義(見沙文主義)、領土擴張主義和殖民帝國主義，甚至藉助荒謬的種族主義理論，以“優等民族”自居，統治壓迫其他民族，這是一種極端反動的民族主義。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則具有反帝、反殖、反霸、反對種族主義的性質和內容，在當代已形成為一股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這是一種革命的戰鬥的民族主義。此外，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民族主義還有各種不同形式的表現，也應作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即支援一切進步的革命的民族主義，反對一切倒退的反動的民族主義。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觀，是兩種世界觀在民族問題上的反映。民族觀既指導著人們對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同時也指導著人們對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研究。因而，在民族研究領域也存在著兩種民族觀的對立和鬥爭。

有關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研究，一般簡稱 “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是一個綜合性的學術領域，牽涉的範圍廣，涉及的學科多。在進行民族研究時，不論是對某一民族某一方面的問題進行具體考察，還是對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發展規律進行理論探索，一般都要涉及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宗教學、心理學等專門學科。特別是關於民族來源、歷史演變和社會形態的研究，離開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便難以進行有效的綜合和深入的分析。至於有關各民族現實問題的研究，有時還要涉及到更多的學科。

作為科學的民族研究，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歷史上以民族為物件所作的觀察和記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識積累，則是源遠流長。早在遙遠的古代，人們出於和平交往或進攻防禦的需要，便開始有了對周圍民族的認識和了解。爾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交往範圍的擴大，對民族的認識越來越豐富和深入。人們關於民族知識的積累，經歷了一個由近而遠、由傳說到實證、由粗略到翔實、由感性到理性的漫長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從最早見於文字記載到19世紀中葉，大約經歷了兩三千年的時間。

在中國，早在殷契卜辭和周金銘文中便有了關於近鄰民族的零星記載，《尚書》、《山海經》等先秦古籍中也有關於周邊民族的片斷資料。至西漢司馬遷作《史記》，特別重視實地考察，除大量記載歷代社會經濟情況外，並以《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形式系統地記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況，開創了為各民族作“傳”的先例，這對中國史學有深遠的影響。此後官方編史，代代相沿，從而使民族資料在二十四史中佔有重要地位。除此以外，各民族學者還撰有許多包含豐富民族資料的著作，如《禹貢》、《水經注》、《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蠻書》、《桂海虞衡志》、《蒙古祕史》、《突厥語詞典》、《滿洲源流考》等等。歷代地方誌、文集、遊記、族譜和碑銘，也包含有關於許多民族社會結構、政治狀況、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生動記載。至於象《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經行記》、《諸蕃志》、《島夷志略》、《真臘風土記》、《西洋番國志》、《海國圖志》一類的著述，則更詳細地記錄了中亞、南亞、東南亞乃至遠達東非地區眾多民族的生活狀況。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所儲存的極其豐富的民族資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在國外，有關民族知識的積累，也可上溯到遙遠的古代。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畫中繪有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古巴比倫、亞述、波斯帝王的銘文中也有關於周邊民族情況的早期記載。此後，古希臘學者希羅多德寫的《歷史》和古羅馬學者C.塔西佗寫的《日耳曼尼亞志》，開始詳細地記述了當時的民族情況。公元1世紀初，古希臘的歷史、地理學家斯特拉博的《地理學》一書，曾提到從不列顛到印度、從北非到波羅的海這一廣大地區的八百多個民族。中世紀時，在歐洲僧侶、商人和旅行家的著作裡，也可以找到有關歐洲、北非和西亞各民族的記述。特別是《馬可·波羅遊記》，使西方人大開眼界，開始瞭解到中國、中亞和東南亞民族的情況。15～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促使歐洲各國的航海家、探險家、傳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泛舟遠航，到達美洲、非洲、南亞、東南亞和大洋洲。他們關於所接觸到的各民族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的報道，大大豐富了世界民族資料的寶庫。18世紀開始出現對各民族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如法國傳教士J.-F.拉菲託的《美洲野蠻人的習俗與古代習俗的比較》（1724）和C.德布羅斯的《偶象崇拜》(1760)等。法國的啟蒙思想家J.-J.盧梭、C.-L.de孟德斯鳩、D.狄德羅和伏爾泰，在論證人類早期社會狀況時也曾廣泛運用美洲和大洋洲的民族資料。

1640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揭開了歐洲近代史的序幕。在經過文藝復興運動的歐洲，科學已衝破宗教和自然哲學的束縛，得到空前發展，並逐步分化為許多獨立的學科，形成近代科學體系。然而，這時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各學科，主要都是以研究歐洲民族為物件的；而對於“地理大發現”後所接觸到的非歐洲民族則是陌生的。於是，至19世紀中葉，形成了一門專以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東南亞落後民族為物件的獨立學科──民族學(Ethnology)。至於當時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民族運動蓬勃發展時期所產生的民族問題，則不在民族學研究的範圍，而屬於政治學、社會學、民俗學和歷史學範疇。為了適應各國資產階級爭奪民族市場和建立民族國家的需要，這些學科曾進行大量研究，並留下一系列論述民族性、民族原則和民族主義的著作。後來，隨著西歐各主要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向殖民帝國的轉變，關於歐洲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研究降到次要地位；西方學者便把主要注意力轉向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殖民爭奪的廣闊世界，遂使民族學得以迅速發展。

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尚處在上升發展階段，資產階級學者多具有進取精神，並試圖探索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當時，在英國生物學家C.R.達爾文進化思想影響下，首先在民族學中形成了“進化學派”。到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轉向反動，甚至連進化論也難以容忍。為了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影響相對抗，在民族學中也相應地出現了一系列反進化論學派，如德、奧的“傳播學派”、美國的“歷史學派”、法國的“社會學派”和英國的“功能學派”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一些學派，則不同程度地具有反種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民主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殖民體系的崩潰，西方國家的民族學者已不能再侷限於對殖民地落後民族的研究，而開始轉向發展中民族和發達民族，從而造成民族學與民俗學、社會學的合流。戰後國外民族學的發展，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第三世界許多新興國家也開始進行本國的民族研究。過去西方民族學者對他們國家所做的調查、所寫的著作，儘管在理論和觀點上有不同程度的錯誤或偏見，在政治上曾被殖民主義國家所利用；但是，在資料的積累上，對這些新興國家的民族研究和有關學科的發展則是有益的，並在不同程度上有助於我們對世界各國民族情況的瞭解。

在中國，自近代以來，關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研究，也開始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影響。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首先傳入中國的是民族主義思潮。當時，由於帝國主義侵略不斷深入，中國正面臨著被瓜分的危險，所有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大力提倡民族主義，試圖用民族精神促使全國人民覺醒並團結成一個堅強的民族，以抵抗列強的欺凌，挽救國家的危亡。這一思潮支配著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民族研究。在這一歷史時期，曾湧現出大批闡釋民族主義、論述民族概念、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疾呼民族危亡、維護民族尊嚴、宣揚民族精神、反對民族壓迫和爭取民族平等的文章和著作。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出現了對國內各民族歷史、社會、語言、文藝等方面進行研究的各種近代科學。早在19世紀末，章太炎便在《序種姓》一文中開始研究中國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由來和發展以及民族關係等問題。1901年，梁啟超便在《清議報》上撰文闡發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至20年代，並進一步在大學講壇上發表其關於中國古代各民族的源流、系屬和分佈的史學見解。在這一時期，其他學者也先後編撰了一些有關中國民族史方面的專著。這些前輩們的博識巨集論，打開了當時人們的思路，為中國近代民族研究做了開拓性的工作。

1926年，蔡元培發表《說民族學》一文，進一步擴大了西方民族學在中國的影響。1928年，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在社會科學研究所設立民族學組（1934年後改屬歷史語言研究所），並自兼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曾對廣西瑤族、臺灣高山族、黑龍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歷史、社會、文化、語言進行了綜合調查或專題調查，留下了一批有價值的資料。除中央研究院以外，當時燕京、清華、雲南、四川等大學也分別進行了一些民族研究工作。1934年成立中國民族學會，第一次將全國從事民族研究的學者聯合起來。同年，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則推動了民族史地研究和邊疆問題研究的開展。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民族學者、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集中到西南和西北各地。於是，對於西南和西北各民族的調查研究逐漸增多，並出版了一系列有關民族和邊疆問題的書刊，遂使國內民族研究粗具規模。

關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研究，也象整個社會科學一樣，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多受剝削階級偏見的束縛，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學；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後，則貫穿著兩種世界觀的鬥爭，而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向前發展。

K.馬克思和F.恩格斯吸收並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創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學說和社會科學，其中也包括民族研究。19世紀中葉，西方民族學剛剛興起，當即引起他們的關注。1860年12月19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A.巴斯蒂安《歷史上的人類》一書，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閱讀了德布羅斯、梅納斯、漢密爾頓、米萊爾、皮凱林等人的作品，研究了J.J.巴霍芬、J.F.麥克倫南、H.J.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和Μ.Μ.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做了許多筆記和摘要。他們對L.H.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一書評價尤高，認為他在主要點上發現和恢復了人類成文歷史的史前基礎。馬克思曾對此書做了詳細摘要，並打算聯絡自己唯物主義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但未能如願。恩格斯執行了馬克思的遺言，於1884年寫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其中關於人類社會早期發展階段以及由野蠻向文明轉變、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分析和論述，為研究古代民族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與此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當時現實鬥爭的需要，還專門研究了歐亞許多近代民族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他們在闡述愛爾蘭、波蘭、匈牙利、中國、印度、波斯和中亞問題的一系列論著中，以及《共產黨宣言》(1848)等著作中，提出了關於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基本思想。他們將民族和民族問題與整個社會的發展密切聯絡起來進行考察，指出民族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民族解放是勞動人民社會解放的一部分；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是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的根源；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因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訊號。他們的這些思想，對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研究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Β.И.列寧也對歐亞各國的民族情況和民族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寫出了《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1916)、《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等重要著作，揭示了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和社會內容，建立了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關於應區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關於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歷史趨向，關於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權，以及關於民族發展、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等等的論述，既是無產階級政黨制定民族綱領和政策的指導思想，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И.Β.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2～1913)、《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1929)等著作中，進一步提出了關於民族概念、民族問題發展三個時期、消除民族間事實上不平等、發展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民族文化、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和原理，至今仍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同時，在斯大林領導時期，蘇聯民族學也得到改造，而逐步發展為研究國內外古今一切民族的學科，改變了西方民族學只研究不發達民族的格局。蘇聯民族學於50年代傳入中國，曾對中國民族研究的發展產生過影響。

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民族問題理論的日益豐富，推動著民族研究不斷地向前發展。除了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民族研究的指導思想以外，在西方也有許多從事民族研究的進步學者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斷與西方民族學中的一些反動思想進行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這種趨向更加明顯。馬克思主義對於第三世界一些新興國家民族研究的影響更為廣泛。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勝利，並以豐富的革命鬥爭實踐為基礎創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建設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體系。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十大關係》等著作中，關於反抗帝國主義民族壓迫和推翻國內反動統治的論述，關於正確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關係的論述，關於揭示中國民族關係歷史特點和發展規律的論述，關於加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的論述，關於社會改革和民族繁榮、培養民族幹部和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的論述，以及克服民族主義和搞好民族關係等等的論述，既是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進行民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綱領，同時也是對革命鬥爭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這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民族問題理論，乃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中國的科學的民族研究，正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開始和逐步發展起來的。早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即十分重視瞭解、研究國內的民族情況和民族問題。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也注意瞭解和蒐集沿途各民族的社會情況。至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建立了專門的民族研究機構，開始對革命根據地內所接觸到的少數民族和民族問題進行研究，並寫出了關於回回民族問題和蒙古民族問題的提綱與著作。在國民黨統治區，也有一些進步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各民族歷史及現實問題。這標誌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研究的良好開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族研究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1950年，政務院在關於籌辦中央民族學院的檔案中明確規定：中央民族學院及其分院均應設立民族問題研究室。不久，又在中國科學院系統內先後建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少數民族調查，即民族識別、少數民族語言調查（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見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民族識別是民族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廢除了民族壓迫制度，實現了民族平等，許多過去在反動統治時期隱瞞民族成分的少數民族熱忱地要求恢復自己的民族成分。至1954年普選時，自報的民族名稱竟多達數百。為了弄清這些族稱是否是單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曾組織大批民族學者、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在全國範圍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和民族問題理論，對各族稱單位的語言、地域分佈、經濟生活和文化傳統，以及各族人民的意願進行了深入的調查。1956年，國務院根據民族識別工作的成果，公佈了中國51個少數民族的名單。爾後經過繼續識別，至1983年經國務院正式確定，中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這項研究，在中國是一大創舉，在國際上也是比較少見的。

少數民族語言調查是民族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語言學者(主要在西南地區)對某些少數民族語言作過一些調查，但對全國絕大多數的民族語言未作研究。這種狀況不能適應新中國開展民族工作的需要。因而，中國科學院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於1956年組織7個語言調查隊，共約700多人，分赴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空前規模的語言普查。至1959年，已查清15個省和自治區42個民族的語言情況（爾後經繼續調查，已弄清近60種語言的情況）；對這些語言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詞彙、語言系屬等方面作了初步研究；為適應當時的需要，編寫出版了一部分民族語言的詞典、語法和教科書。通過這次普查，蒐集到大量珍貴的語言資料，發現了許多過去從未見過的語言現象。這不僅為幫助少數民族創制、改革、改進文字，發展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事業提供了科學依據，而且還為以後的民族語言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併為豐富和發展語言學理論開拓了前景。

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是民族研究的又一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樣的調查研究一直在各級政府和有關科研機構中進行。自1956年起，曾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這次調查歷時數年，最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領導，1958年後改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先後從各有關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抽調了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專業人員以及民族工作者，共一千多人，組成16個調查組，深入民族地區，對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生產力、所有制和階級關係、歷史發展和風俗習慣進行了普查，蒐集到數千萬字的調查資料。同時，還蒐集了一批民族文物，拍攝了一批反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科學記錄影片。所有這些工作，無論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發展，還是對於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這三次大規模的系統的民族調查，充分反映了建國初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概貌和特點，為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科學研究打下了基礎。自60年代起，逐漸轉向經常性的調查和研究。民族問題理論、民族學、民族歷史和民族語言等幾個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始向縱深發展。

然而，在十年動亂時期，民族研究也如同社會科學其他部門一樣，遭受摧殘，陷於停頓。直至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始得恢復，並得到新的發展。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組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除民族研究所外，又建立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不少省、自治區、自治州和高等院校，也分別建立了一系列研究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語言、文藝的科研機構。為了適應新時期實行對內搞活經濟和對外開放的形勢發展的要求，已初步開展了關於世界民族問題和國內民族經濟問題的研究。自1979年全國民族研究工作規劃會議以後，在民族研究學術領域，許多群眾性的學術團體紛紛成立，多種形式的學術刊物陸續出版，各種內容的學術討論會接連召開，各種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活動經常舉行，學術氣氛空前活躍，標誌著新中國的民族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目前，中國的民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民族問題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黨和國家的民族綱領和民族政策，國內的民族關係和民族問題，以及與民族問題有關的統一戰線問題和宗教問題。

民族學研究，主要研究世界上各類民族共同體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和規律；研究各民族的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來源和民族特點；研究新中國建立後國內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設中的變化過程和發展前景，以及在社會改革中的變化和經驗；研究民族學理論和調查方法，以及民族學發展史。

民族歷史研究，主要研究國內古今各民族的族別史和民族關係史，以及各民族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和地區民族史；研究各民族在歷史上親密交往、互相影響、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過程和貢獻，以及這些歷史活動的規律和意義。少數民族地區的考古工作，也屬民族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民族語言研究，主要研究國內各少數民族語言的現狀及其發展規律，研究各民族語言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親屬語言之間的關係);研究各民族文字（包括古文字）的特點及其演變規律；研究各民族文字的創制、改革、改進等問題，以及各少數民族語言在使用和發展過程中提出的各種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世界民族研究，主要研究世界各國的民族構成，以及各民族的人口分佈、種族型別、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來源、歷史遷徙、經濟生活、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基本情況;研究各個多民族國家的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研究第三世界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反對種族歧視、民族壓迫的鬥爭。

以上只是目前民族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此外，關於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學、宗教、體育、音樂、舞蹈、繪畫和工藝美術等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與民族研究工作逐步開展的同時，大體上也形成了一個全國範圍的科研機構網。在中央和地方，這些研究機構分屬三大系統，即社會科學院系統，民族學院和其他高等院校系統，以及中央有關部門和少數民族地區各級黨政機關中的調查研究機構。上述各研究機構之間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一般在專業設定上各有側重，例如內蒙古自治區著重研究蒙古語族各民族，西藏自治區著重研究藏族和藏傳佛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著重研究突闕語族各民族，廣西壯族自治區著重研究壯侗語族各民族，寧夏回族自治區著重研究回族和伊斯蘭教，四川省著重研究藏緬語族各民族和涼山彝族奴隸制等，而在北京則為多學科多方面的綜合研究。在這些民族研究機構中，特別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出身的研究人員，目前已有一批少數民族專家學者成長起來，擔負著研究工作的重任。

從長期的科學實踐中，新中國的民族研究還形成了一些鮮明的特點，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方法作為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基礎；理論聯絡實際，直接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服務；著重實地調查;注意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各研究機構的各類專業人員緊密配合，並與廣大實際工作者密切合作；民族研究的學科建設也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形勢的發展而發展。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民族研究的各個方面均有很大進展，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除發表一系列論文和專著外，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還主持和組織全國廣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參加編寫了《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五套叢書，篇幅龐大，卷帙浩繁，共達數百冊數千萬字，陸續出版。民族研究領域的廣大專家學者和部分民族工作者，除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的編寫工作外，還投入了《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史》卷、《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民族詞典》和《中國少數民族》叢書（圖文並重）的撰稿和編纂工作。這些著作、工具書和叢書的出版，無疑將是反映新中國建立以來民族研究工作成果的重要表現。

可以預見，今後隨著全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在少數民族地區，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思想意識到生活方式，必將引起一系列新的變化。這又將給民族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推動民族研究向學術領域的廣度和深度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