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工具
[拼音]：ziben shuchu
[英文]：export of capital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資本家、資本家集團以及其他貨幣持有者，為獲取高額利潤、利息或其他利益對外國進行的投資和貸款。
基本形式
由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及其所屬機構對外輸出的資本叫國家資本輸出。包括軍事贈與、經濟技術贈與、貸款、政府出口信貸等形式。由資本家、資本家集團以及其他貨幣持有者對外輸出的資本叫私人資本輸出，包括私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私人出口信貸以及國外銀行存款等形式。
資本輸出的基本形式可分為兩大類：
（1）生產資本輸出。又叫直接投資。指資本所有者在國外投資直接興辦工廠、開採礦山、修建基礎設施、經營其他企業，或與當地政府和私人合營各種企業。
（2）借貸資本輸出。也稱間接投資。主要由政府、銀行或企業貸款給外國政府、銀行、工商企業，坐收利息和紅利。一般說來，對外直接投資大多為長期投資，而對外間接投資，有的屬於長期投資，如購買外國政府和企業的長期債券，有的屬於短期投資，如普通商業貸款。
基礎和目的
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大量“過剩”資本。這種“過剩”資本，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是絕對的，馬克思說：“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末，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夠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但是，這種資本對就業的工人人口和這整個國家來說，都是絕對的過剩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5頁）。馬克思還說：“資本的這種過剩是由引起相對過剩人口的同一些情況產生的，因而是相對過剩人口的補充現象，雖然二者處在對立的兩極上：一方面是失業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工人人口”（同前，第25卷，第280頁）。可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過剩、相對人口過剩和生產過剩是三位一體的難兄難弟。資本過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和平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作用的必然產物，而這些規律，又是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天，這些規律就要發生作用。
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隨著工業壟斷資本和銀行壟斷資本混合生長為金融資本，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以空前的規模發展，生產的無限擴張同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經濟危機頻繁發生，過剩資本已成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存在的現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也出現了空前規模的過剩資本。據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估計，由於“失業過多和資本閒置”。在1958～1965年，美國“潛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同“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差為2600億美元；在1974～1978年，這個差額增為3028億美元。這“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既大大小於“潛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就足以反映美國的生產過剩、相對人口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嚴重程度了。
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輸出資本的國際經濟條件已經具備：一方面，許多落後的國家已經卷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的範圍，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主要的鐵路線已經建成或已經開始興建，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證，使“過剩”資本的輸出在客觀上有了可能。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在少數國家中已經“成熟過度了”，“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夠了，而在一些落後的國家裡，由於資本少、地價賤、工資低，原料又便宜，資本家能夠（也容易）得到比國內高得多的利潤。於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過剩”資本，就向落後國家源源輸出。也可以說，國際貿易和生產的國際分工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進一步加深。許多經濟落後的國家已為進一步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準備好條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輸出資本，既有了必要，又有了更大的可能。所以列寧說：“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佔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的特徵是資本輸出”，資本輸出成了"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列寧選集》第2卷，第782、818頁）。
在經濟方面，資本輸出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從國外投資中穩定地獲取儘可能高的利潤率和儘可能多的利潤量。就私人對外直接投資而論，一般要得到儘可能高而穩定的利潤率，才能保證資本的迅速增殖。在1974～1977年，美國製造業納稅後的利潤率為13.7％;在同一時期，美國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納稅後的平均利潤率則為14.5％。這就反映出來：國外投資的利潤率顯然要高於國內投資的利潤率。
對於以間接投資形式來說，雖然利息率要低於產業資本所能提供的利潤率，但這種形式的資本輸出能為大量過剩資本找到使之增殖的市場，使利潤率的下降能通過利潤量的增長而得到補償。馬克思指出：“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 270頁）。因此，在高利潤率的投資市場容量有限的情況下，過剩資本也會湧向利潤率較低但資本容納量較大的投資場所，從而能夠保證資本穩定地增殖。
資本輸出對於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通過資本輸出，不僅可以獲得超過在國內投資所得的利潤和利息，還能通過資本輸出帶動更多的商品輸出，並且使帝國主義進一步控制經濟落後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帝國主義已經不能再按舊殖民主義的方式來統治世界了。為了在全球範圍內抵制社會主義的影響，為了儘可能把新興國家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勢力範圍，資本輸出就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對外經濟擴張的重要工具之一。這就是說，資本輸出使壟斷資本集團的勢力範圍從國內擴張到國外，形成一個金融資本的剝削網，造成了金融資本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這就是極少數最富國家的資本主義寄生性的堅實基礎”（《列寧選集》第2卷，第 784頁）。
發展過程
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隨著商品輸出的擴充套件，借貸資本的輸出日益增多，在19世紀60年代，這種資本輸出的規模還不大：1862年英國的國外投資總共摺合只有36億法郎，法國和德國此時幾乎沒有海外投資。據美國政府統計，1843年美國在海外還沒有投資，外國在美國的投資也只有 2億美元。1869年，外國在美國的投資增加到15億美元，但沒有直接投資。同年，美國對外投資只有 1億美元。也沒有直接投資。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有了長足的發展。在1914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總額為440～48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它在資本輸出總額中，佔有較大的比重。例如，這一年的 6月，外國在美國的72億美元投資中，直接投資佔13億美元；同時，美國對海外的50億美元投資中，直接投資佔27億美元。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的規模無明顯的變化：1938年，資本輸出總額為528億美元，1945年則為510億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輸出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資本輸出的總量劇增。美國成為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在1945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總額為 510億美元，1970年增至3000～3200億美元。到1984年，僅美國一國的海外投資總額，就達9146.93億美元。
戰後時期，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的對外私人直接投資一直居於首位，但在各發達國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佔的比重，卻逐漸下降。在1960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私人直接投資累計總額約為 580億美元，其中美國佔55.1％，西歐佔37.1％，日本佔0.5％;到1937年，總額增加到2069億美元，其中美國的比重降為49.0％，西歐增加到41.0％，日本上升為5％；1981年時，總額增至5250億美元，其中美國的比重再降為43.3％，西歐增加到42.7％，日本猛升到8.8％。戰後40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的速度，遠高於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外貿增長的速度。
第二，國家資本輸出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戰前，國家資本輸出很少，戰後，國家資本輸出成了發達國家對外擴張的重要工具。戰後初期，美國是唯一進行國家資本輸出的國家，通過“馬歇爾計劃”，提供了 14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其中124.7億美元用於“歐洲復興”。50年代初期，隨著歐洲經濟的恢復，美國國家資本輸出的重點轉向了發展中國家。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恢復以後，也開始輸出國家資本，它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輸出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在60年代初約佔60％，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約佔1/2，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經濟停滯不前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它所佔的比重已下降到1/3左右。
第三，資本輸出的地區分佈發生變化。在戰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的 2/3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戰後，這種情況逐步發生了變化，到70年代中期以後，資本輸出的3/4左右輸往工業發達國家，只有1/4 流向發展中國家。以美國為例，在1950～1984年間，對外私人直接投資從117.88億美元增長到 2334.12億美元，輸往工業發達國家的比重從48％增長到75％，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則從49％下降到23％。其他發達國家資本輸出的地區分佈，也出現類似的變化。原因是：
（1）由於壟斷限制了資本在國內的自由流動，加上各國科技發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從而加劇了結構性的部門資本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工業發達國家間在資本流動方面的相互滲透，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2）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容量有限，基礎設施又不完備，而發達國家恰好在這方面擁有優勢。
（3）經濟週期的非同步性和貿易壁壘的森嚴，也助長了資本在發達國家之間的流動。
（4）在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以及國有化運動的衝擊下，投資者認為把資本投放到政局比較穩定的西歐和北美要安全得多。
當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對流的趨勢，不僅存在於美國同西歐各國和日本之間，還明顯地表現在其他工業發達國家資本輸出的過程中。以英國為例：進入70年代，英國很大部分的資本也是輸往工業發達的國家，主要是流向西歐、澳大利亞和美國（約佔英國海外直接投資的80％左右）；同時，西歐各國和美國的資本也大量地流入英國。
這一新情況的出現，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標誌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進一步加深，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前程更加動盪和不穩定。
美國原是戰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如今不僅大量輸入資本，並且有增無已。在1970年，美國對外輸出資本的總額為 1653.85億美元，外國向美國輸入資本總額為1069.12億美元，佔美國輸出資本的64.6％;到1984年，美國對外輸出資本的總額為 9146.93億美元，而輸入資本總額達8864.48億美元，已佔美國輸出資本的96.9％，兩者幾乎相等。而到1985年上半年，外國對美國的投資已超過了美國對外國的投資。雖然就單個國家來講，美國還是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但實際上美國已成為資本的淨輸入國。這是從1914年以來的第一次。目前，西歐各國和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了美國在西歐各國和日本的投資總額。美國在資本輸出領域裡的霸主地位已經動搖，這表明戰後發達國家自己的市場，也成了彼此激烈爭奪的物件。
第四，資本輸出的部門結構同樣發生了變化。在戰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輸出的資本中，對石油業和採礦業的投資比重較大，這一情況，從50年代起逐步發生了變化。以美國為例，從1950年到1984年，美國對外私人直接投資總額中，石油業和採礦業的比重已從39％下降到30％；製造業的比重則從32％上升到40％；交通、公共事業、貿易、銀行保險等行業的比重也從29％上升到30％。
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
（1）由於科技革命的發展，使發達國家對礦產品、農業原料的需求增長有所減慢，這方面的投資比重也相應下降。
（2）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相互投資在資本輸出中的比重明顯上升，而這些國家在國際分工領域中的重點以製造業為主（特別是那些新興工業部門和尖端技術部門），使製造業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上升最快。
（3）發展中國家致力於工業化建設，也鼓勵外資流向製造業、加工業。而工業發達國家為了把一些汙染嚴重、原材料消耗多或勞動密集型的工業轉移到海外，也大大增加了這些製造業部門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
第五，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成了資本輸出的重要工具。戰後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私人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的。1968～1969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共有跨國公司7276家，控制著 27300家以上的國外子公司。到1980年，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已增至11000家，擁有11.2萬個子公司等分支機構，其產品和勞務約佔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 1/3，其貿易額則佔世界貿易總額的1/2。
戰後時期，鉅額的國際借貸活動主要是通過跨國銀行進行的。跨國公司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及其在全球範圍的各種經濟活動，往往也要依靠跨國銀行的參與才能實現。據聯合國統計，僅世界上50家最大的銀行，從1971～1976年，資產總額就從6030億美元增加到 14480億美元；它們在全世界擁有的支行，已從1819家增加到2912家。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在1983年底，跨國銀行債權總額已達17539億美元，淨額達10850億美元。跨國銀行一方面在全世界吸收遊資，同時又將吸收來的資金貸放到最有利的投資場所。到1985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債總額已高達97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跨國銀行貸出的。
跨國公司與跨國銀行的對外擴張，往往是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彼此交織在一起進行的，因此，許多跨國公司往往同時經營跨國銀行，許多跨國銀行往往也經營跨國公司。戰後跨國公司與跨國銀行的迅速發展，表明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溶合或混合生長的產物──金融資本，正在突破國界的約束，在全世界各地迅速擴張。
後果
資本輸出對當代國際經濟、政治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是：
（1）資本輸出使資本輸出國攫取了鉅額的利潤和利息。1981年，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私人直接投資總額已達5250億美元，估計可淨得利潤近 700億美元。戰後發達國家對外私人直接投資的年收入量，早已超過了海外資本的年輸出量。以美國為例，從1950～1976年，美國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的淨輸出總量為 715億美元，而同期從海外私人直接投資所得到的利潤總額則高達1198億美元（尚不包括用於利潤再投資的收入），兩者相抵，收入大於支出竟達 483億美元。至於對外的間接投資，儘管利息率較低，由於投資總量很大，它仍然能為資本輸出國帶來鉅額的收益。在1984年，美國對外投資總額為9146.93億美元，扣除對外私人直接投資2334.12億美元，各種間接投資為6812.81億美元。如以平均利息率8～10％計算，美國每年就可得到五六百億美元的收入。可見，資本輸出在今天仍然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列寧選集》第2卷，第784頁）。
（2）資本輸出已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佔有海外市場的主要手段之一。一方面，鉅額的商業信貸往往成為推動商品輸出的強大槓桿；另一方面，對外私人直接投資把工廠設在國外，可以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繞過關稅壁壘，並可減少運費。因此，通過對外私人直接投資所佔有的海外市場，對某些國家來說，甚至超過了正常情況下商品輸出的總量。在1976年，美國擁有多數股權的海外子公司的銷售額為5147億美元，相當於同年美國出口總額1076億美元的447％，約佔當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0％。此外，對外私人直接投資也帶動了資本輸出國的商品輸出。例如，對 298家美國跨國公司的調查表明：在1970年，這些公司對它們擁有多數股權的海外子公司的出口額為 86.23億美元，約佔該年美國出口總額433億美元的1/5。
（3）資本輸出加快了生產國際化的程序，同時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在1980年跨國公司僱傭了2550萬人，約佔資本主義各國製造業就業人數的1/4。該年跨國公司的淨產值估計為8791億美元，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高達28％。這些數字雖然包括了母公司所在國所佔的份額，但是由於跨國公司的業務是按照全球戰略來經營的，其中必然包括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的部分，它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快了生產國際化的程序：一方面，推動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發展上的互相依賴；另一方面，也使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進一步加深了它同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導致戰後經濟危機的頻頻爆發。由於各國在經濟上的聯絡空前加強，一個國家的危機每每會迅速波及其他國家，結果，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有增無已。加以發達國家是資本輸出的主要受益者，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這些國家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上的差距也拉大了。因此，資本輸出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各種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