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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Wuzi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它主張兵不在多，“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要求選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裡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眾嚴加控制；採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明法審令，使“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獎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卹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家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眾、怖敵決疑”的人為將。

它強調料敵用兵，因情擊敵。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例如：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和“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

它還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指出有八種情況，不需再卜問吉凶，即可向敵進擊，在十三種情況下要“急擊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戰機；又列舉了不需占卜即可決定不與敵作戰的六種情況，要“避之勿疑”。並進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它還注重“應變”，提出擊強、擊眾、谷戰、水戰、圍城等具體戰法。它最早對養馬和騎戰做了專門的論述。

《吳子》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有關思想，在歷史上曾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因而為歷代兵家所重視。現有日、英、法、俄等譯本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