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問題論戰
[拼音]：xinjingji zhengce
[英文]：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921年起俄羅斯聯邦實行的旨在一個農民佔優勢的國家裡通過迂迴的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它以不同於1918～1920年“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而得名為“新經濟政策”。
政策的實質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從經濟基礎上鞏固決定蘇維埃政權命運的工農聯盟，通過廣泛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經濟的聯絡，吸引農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國家掌握了經濟命脈的條件下，允許資本主義成份的某種發展，並把資本主義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以便利用資本主義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建成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創造基本的經濟前提。
同“戰時共產主義”相比，“新經濟政策”是解決建設社會主義任務的嶄新的方法。“戰時共產主義”試圖直接和徹底摧毀舊社會經濟制度，而代之以新社會經濟制度。“新經濟政策”不是立即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審慎地逐漸地掌握它們，即隨著它們振興的程度，逐步使它們受到國家的調節，把它們的活動納入建設社會主義的軌道。列寧把它稱作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辦法，是在國民經濟中存在多種經濟成份、並且農民小商品經濟佔優勢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國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實行的一種迂迴方法，以調動各種經濟力量發展生產的積極性。
“新經濟政策”的不少重要原則，在1918年初列寧寫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等著作中，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方案已經提出來了。其基本點是：
（1）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的統計和監督；
（2）加強勞動紀律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3）採用計件工資；
（4）組織社會主義勞動競賽；
（5）確立生產中的一長制；
（6）在國家監督下利用資產階級專家；
（7）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列寧多次指出，“新經濟政策”同布林什維克黨在1918年所倡導和實行的政策之間存在緊密聯絡與繼承關係。但“新經濟政策”不是1918年春制定的經濟政策的簡單重複，而是列寧建設社會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在1918年的方案中，列寧尚未明確提出商品貨幣關係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這個“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問題。列寧在談到1918年的經濟政策時說，我們“當時根本沒有提出我們的經濟同市場、同商業有何種關係的問題”（《列寧全集》第33卷，第66頁）。這個問題是在“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逐步解決的。
主要內容
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
1921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決議，這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開始。糧食稅規定得比餘糧收集制的數額低得多，給個體農戶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產品，用以增加個人消費和從事交換。“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在市場上自由出售繳納糧食稅後的剩餘產品，在糧食稅以外國家用採購的方式從農民那裡獲得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需要的農產品。由於農民有權支配自己生產的大部分產品，因而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為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實現城鄉經濟結合
“新經濟政策”規定把市場作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同農民小商品經濟聯絡的主要形式，允許一定的週轉自由，從而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利益同小商品生產者的個人利益結合起來，刺激生產的發展。工農業之間經濟聯絡的具體形式是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的。起初只允許在地方經濟範圍內有一定的週轉自由，允許農民出售剩餘農產品，設想通過國家機構或消費合作社，在實物交換的基礎上，有組織地用工業品交換農產品，以此來建立工農業之間的關係。但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因為有組織的商品交換計劃沒有充分估計到農民小商品生產者的經濟特點，以及小商品生產者對市場關係的依賴性。國家規定的商品交換計劃沒有完成。1921年夏，交換已越出地方週轉的範圍，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買賣開始發展起來。1921年10月，列寧看到了這一點，明確指出：“商品交換沒有絲毫結果，私人市場比我們強大，通常的買賣、貿易代替了商品交換”（同前，第33卷，第73頁），因而需要進一步退卻，要通過商業這條比商品交換更符合實際的道路，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於是，列寧提出商業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絡的論斷，並宣佈商業是當時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
在一定限度內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在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允許在一定限度內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關係，同時力求把資本主義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來。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並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質，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因為新經濟政策容許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同力圖復活的資本主義，在通過市場來滿足千百萬農民需要的基礎上實行經濟競賽”（《列寧選集》第4卷，第582頁）。
“新經濟政策”規定了過渡時期經濟中容許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具體界限和程度。私人資本只容許進入小工業和部分地進入中型工業和商業，國家通過勞動法、稅收、價格調節和其他監督措施，限制私人資本的活動。在農業中，通過土地公有制，禁止土地買賣，實行對地租和僱傭勞動力的調節，限制資本主義發展。同時，通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置於國家的監督和調節之下。
國家資本主義包括租讓制，國家同私人合營企業和公司，向私營企業主出租企業，以代理方式吸收私商和利用資產階級專家等。對外資採用租讓制，以便於蘇維埃政權對它的監督和調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凡屬顯然能夠提高俄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國民經濟部門，都可以作為租讓的物件。”目的是發展那些在最近時期內靠蘇維埃國家自己的力量無法開發的部門。而且，把某些國營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也有利於引進新技術和學習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列寧說，發展租讓制“就是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後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同前，第4卷，第520頁）。這樣做，還可增加由國家支配的大工業產品數量，加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有利於控制和調節市場力量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係。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外資企業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並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
“新經濟政策”停止實行對小企業的國有化。1921年7月人民委員會還頒佈了關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屬企業的出租辦法的法令，允許私人資本從事中小工商業活動，但不允許在大工業和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經濟中活動。這是由於必須最迅速地發展輕工業，增加日用消費品產量和擴大國內商品流通，特別是擴大對農民消費品供應量的需要決定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私人中小工商業活動較為活躍，如1923年私人工商業數目比1922年增加了40％。就整個經濟來說，資本主義成份的人數（包括大量手工業者）在“新經濟政策”初期階段佔居民人數的5％，私營工業生產的工業品約佔全部工業品的 1/4，它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1/10。外資和私人工商業在“新經濟政策”初期對溝通城鄉聯絡、活躍市場、方便群眾起了良好的作用。
利用商品貨幣關係、物質利益原則和經濟核算制
改組國民經濟的管理和計劃領導的方式和方法，有計劃地利用商品貨幣關係、物質利益原則和經濟核算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決定，“在嚴格的經濟核算制基礎上，授予國營工業聯合企業以合理管理企業所需的全部行政經濟權力。”這就產生了改組國民經濟組織領導問題。“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那種管理整個工業部門和全部工業企業（包括小企業）的總管理局制度，被托拉斯化所代替。大型的中央托拉斯或地方的地區托拉斯的生產聯合組織或部分性聯合組織，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組織國營大工業的主要形式。托拉斯是基本的生產單位，享有法人的權利。托拉斯要按商業核算的原則進行活動，要求經營無虧損，有盈利。同時，為了保證托拉斯正常的產品銷售，及時地採購原料、燃料和其他物資，以及能夠調節和影響市場，由托拉斯集股建立商業辛迪加作為統一和調節國營工業企業商品流轉的主要形式。為此，1921～1923年間陸續頒佈了《人民委員會關於實行新經濟政策原則的指令》、《關於擴大國營企業在運用資金和支配物資方面的權力》、《蘇維埃機關在自由市場上購買所需產品的程式》等一系列法令。與此同時，又給地方蘇維埃及其經濟機構以廣泛的權力，發揮其經濟建設的主動性。1921年底，40％的國營企業的領導權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轉到了州國民經濟委員會。
“新經濟政策”十分重視物質利益原則。列寧從理論上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論述了把革命的精神和物質鼓勵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列寧說，“不是直接依靠熱情，而是藉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從個人利益上的關心、依靠經濟核算”（同前，第4卷，第572頁），只有這樣，才能走向社會主義，並把千百萬人引向共產主義。在企業開始實行經濟核算和物質利益原則的情況下，對分配製度也作了改變，逐步取消了各種免費的服務和實物工資制，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傾向，使工資直接取決於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熟練程度和勞動貢獻，採用了計件工資和獎勵制度。物質利益原則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意義
“新經濟政策”是以全面考慮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普遍規律性和蘇維埃國傢俱體歷史條件為依據的，目的在於從經濟基礎上鞏固工農聯盟，吸引農民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解決建成社會主義這一過渡時期的戰略任務。“新經濟政策”把整個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都具體化了，它豐富了人們對建設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它的實行重新建立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正常經濟聯絡，鞏固了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新經濟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具有普遍的意義。列寧多次強調，蘇維埃政權根據“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
參考書目
列寧：《論糧食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列寧：《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