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三體》中從猜疑鏈到他者問題論文
科幻小說《三體》中從猜疑鏈到他者問題論文
一、從猜疑鏈到他者問題
世界上的不同國家、民族為什麼會衝突不斷？ 這個問題雖然幼稚，但是正如劉慈欣在小說《三體》中提出的猜疑鏈概念，---兩個個體在沒交流前對對方猜疑： 你猜疑我是怎麼想的，我猜疑你是怎麼想的，就算你知道我是怎麼想的，我也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但你還會猜疑我是怎麼想你的，我也會猜疑你是怎麼想我的……這樣的猜疑鏈在沒有進行交流前會一直迴圈下去，形成一條鏈，即猜疑鏈。從博弈論的角度講，即兩文明無法形成共同知識。這樣的猜疑在文化甚至在人與人之間同樣存在。
不難發現，這種對他者的猜疑其實更多的就是關於"他者"的問題，而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他人心中是如何想的，也就是他人心事中的具體內容。這將直接產生與我們自身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並引發利益矛盾。而在現實中，人與人之間都甚少可以就基本的價值觀和現實利益作出讓步，國家與國家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利益讓步就更加艱難。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很多時候即使我們對他人的觀點有徹底地理解，但是卻難以在行動上確保自己接受對方的提案。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便是，我們都聲稱完全理解對方，但是出於各種原因，無法接受對方的提案。這當然與我們決定事情的方式不無關係，雖然我們一再宣揚理性，但是在行動的決策中，人們情感上所相信熱愛的事物，遠比冷酷的邏輯更能影響我們的判斷。
邏輯與情感的不統一，在文學的表述中經常體現為理智與情感的掙扎。以至於在哲學家的眼中，如何使二者得以統一成為了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事實上，不少哲學家也對此提出了充滿想象力的解決方案。蘇格拉底就試圖以"沒有人願意犯錯"這樣的前提，來論證當人們擁有了充分的"知識"時，是否還會犯下道德錯誤。然而如他同時代的多數哲學家一樣，一個美好的前提往往無法推斷出實際的結論。在實踐中，既是人們瞭解了充足的資訊，以利益和情感壓倒邏輯上理智的情況仍然是更為常見的情況。
二、如何理解與接受"他者"
這樣看來，現代發達的理性主義從某種程度上毫無疑問地為人們相互的理解提供了更為標準化的平臺。但是這樣的所謂"理解",更多的是保守、退縮性質的消極理解，即我完全理解你，我也不會反對你，但是我可以選擇不去做。利益雙方在這樣的情景中，都試圖透過"非反抗不合作"的形式，來消解對方的話語權，最終保護自己。但事實上，這樣的消極理解方式，實則傷害了對話雙方的利益。
正如賣家只有在存在買家的前提下才有意義，教師在課堂上講課只有學生在聽才有意義。我們現在卻使用這樣的消極理解，對對方所說的一切不表態、不給反應，雖然避免了進一步的衝突，但是卻讓整個對話失去了根本存在的意義。就如同夫妻之間最讓人受傷的其實不是吵架拌嘴，反而是雙方間的不理不睬。
對於個體來說，應對中策略的最好選擇，只能是懷揣著美好的希望，將對話一直進行下去。同時我們還不能抱有對方接受自己想法的奢望。這就讓人不禁疑問，這樣的對話有什麼用？ 如果僅僅是為了對話而對話，那麼對話就失去了其意義。
其實我們不妨這樣看待與他者的對話，首先可以明確的一點，就是理解不能確保接受； 其次，即使我們在擁有了關於對話問題的所有知識，仍然無法確保對話能達到良性的共識。其中的原因如上文所述，信念和情感的偏向都會讓我們無法接受對方的想法。因此，在他者的問題中，"接受"就成為了關鍵的難題。
那麼我們如何來解決接受的問題就成了對話中最重要的問題。在哈貝馬斯提出的"理想的對話"中，人們可以在近似於無限的時間裡，以真誠的方式談論著真實的事物。且不論哈貝馬斯所設定的對話環境有多麼的烏托邦，至少可以看出他對人類的理性是抱有十足的`樂觀態度的。在他的觀點裡，在理想的對話氛圍中，對話者將會自願地接受對方，達成一致的觀念。
也許在這種烏托邦式的交流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確有創造出烏托邦式社會的機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場烏托邦式的對話包含著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對話必須持續非常長的時間。
然而，這種過於長久、耗時的交流在現實中卻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哈貝馬斯在純粹知識論上的烏托邦想象如果不能在時間中成為一種在有限時間內達成目的的實際策略，那麼終歸無法解決實際的問題。哈貝馬斯理論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是這種理論似乎過度地忽視了人際關係中關於"接受"的問題。
三、傾聽與發言
不可否認的是，縱然有諸多的烏托邦因素，哈貝馬斯所表述的觀點在今天仍然可以被視為對話概念的邏輯出發點。在哈貝馬斯看來，在對話中"誰在說話"以及"我們在對誰說話"是語言交流中的基本問題。如此一來，語用學就需要進一步變成語言政治學。這於是形成了語言問題的發展順序，如趙汀陽所表述的"由針對任何'所說的'之意義分析走向'說者與聽者'的互相理解，再由'說者與聽者'的互相理解走向關於'各自所說的'之可接受性的價值分析。"由此可見，為了確保最後的接受結局，出路也許應該去重新定義關於"接受"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論述的，為了達成最後的"接受"狀態，我們首先嚐試著去進一步理解他人，嘗試著學習有關於他者的全面知識，但是這所有的努力仍未能確保接受。因此，"接受"問題便成為人際關係、不同共同體間關係和文化間關係、甚至如果有可能---星際間不同文明交流中的最後問題。而要解決與他者對話中"接受"的問題，我們又被迫重新考慮"他者"的概念，什麼是對話中的"他者",或者我們該如何看待對話中的"他者".
在一場標準的對話場景中，發言的一方多少暗含了一種想要教訓和指導對手的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被說教的人感覺"話不投機",那麼自然就會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這種"和你對著幹"的態度在個別情況下雖然能起到醍醐灌頂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時候卻是建設性對話的毒藥。因為對抗性的對話無疑會中斷任何建設性的對話。
因此不難看出，如果對話的雙方希望在發言和傾聽的不斷轉換中形成知識的帕累託最佳化，否則這樣的對話就不存在太大的意義。而在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傾聽的一方，一般來說，由於個人的知識都存在侷限性，所以傾聽就自然變得很重要。透過傾聽，我們能夠了解我們所不知道的知識。更加重要的是，發言與傾聽行為構成的對話是一種良性的迴圈，發言者和傾聽者透過頻繁的身份互換來建立信任並重新建構人際關係，而不是僅有一方傾聽某個至高無上的發言者的講話。對於發言者來說，傾聽首先意味著傾聽者給予自己以發言的權利，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尊重與認同； 再者，需要強調的是，傾聽者同樣也負擔有從他者的發言中發現可接受的思想的義務。於是，即便我們無法達到哈貝馬斯的理想對話，但是透過有效的傾聽，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傾聽就近乎接受，更重要的是傾聽和發言是互相的和迴圈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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